不生育=有原罪？按“生育贡献”排名，男女性别大战谁是赢家？

最近，一位网络博主的言论引发了广泛讨论。他提出了一套独特的“群体价值分类法”，将社会群体按“有益”和“有害”维度进行划分。

他认为，如同犯罪组织一样，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因不生育，属于“无益有害”且“反人类”；而像电子游戏、科技公司这类能创造税收与就业，但也需管控的行业，则属于“有益有害”。

他进一步推论，性少数者若想被接纳，就应多做好事，将自己“升级”为“有益有害”群体，以此“赎罪”。

至于评判标准，他归结为“大多数人的决定”。这套听起来逻辑自洽的观点，竟获得了不少追捧，被赞为“令人茅塞顿开”。

今天，我们不妨就套用这套理论，来审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从社会贡献与潜在“危害”看，男性和女性，究竟谁更“有利”，谁更“有害”？这并非要挑起对立，而是通过极致的推演，揭示其理论底层的问题。

按照这位博主的逻辑，评判“有益”或“有害”的核心标准似乎紧密围绕着“生育”与“基因传承”。据此，不孕不育群体同样会被打上“具有原罪”的标签，因为他们无法直接完成人口再生产。仿佛他们生来就背负了“反文明”的债务，唯有通过额外奉献社会来“赎罪”以求立足。

然而，若真以“生育贡献度”为唯一尺码，一个有趣的生物学事实便浮现出来：在繁衍这场合作中，拥有子宫的一方——女性，其生理基础赋予了她们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

从极端情况看，少量男性与大量女性的组合，其繁衍效率远高于相反配置。这表面上像是少数男性的“幸运”，但深层次却揭示了，在生育这件事上，女性因其生理结构而掌握了更核心的自主性与价值。

因此，单从繁衍的“效率”与“必要性”而言，女性似乎“天然”更具基础性利益。

但这立刻引向了一个更幽暗的领域：两性关系，在本质上仅仅是合作吗？

如果将视野拓展至整个生命世界，会发现有性繁殖自诞生起，两性间就充满了长达数亿年的博弈与对抗。这并非社会文化所鼓吹的对立，而是刻写在基因深处的生存策略。

对抗的策略：雄性动物常演化出强迫交配（如某些鸭类）、杀婴（如新狮王）等行为，以最大化传播自身基因。而雌性则相应演化出复杂的生理结构（如反螺旋生殖道）、隐藏发情期、混淆亲子关系（如雌狮）等策略进行制衡。残酷的协作：有些博弈甚至以一方献出生命为代价。例如，某些蜘蛛交配后，雌性会吃掉雄性，而雄性的残肢仍能发挥阻止其他雄性插队的功能。雄蜘蛛的“牺牲”，依然是基因为了延续而安排的剧本。人类的战场：这种博弈也体现在人类妊娠中。胎儿通过胎盘释放激素（如HPL），可能引发母亲妊娠糖尿病以获取更多营养；而父源基因与母源基因在胎盘中展开“营养拉锯战”。值得注意的是，胎盘这个关键器官，正是由父系基因主导发育的。这些现象说明，两性在生物学层面，确实存在着基于基因利益的不同驱动。

然而，这能简单等同于“男性对抗女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基因的“目的”是自身传承，它视雌雄两性皆为可用的“棋子”。

自然界的奇妙在于，它不固守任何社会成见。只要利于基因传递，“子宫”的归属和“激素”的配方都可以重新搭配。

怀孕的可以是“父”：海马由雄性怀孕，导致雌性海马反而成为激烈争夺“丈夫”资源的一方。怀孕的雄海马甚至会被腹中胎儿的母系基因“操控”，停止求偶，专司孕育。怀孕是一种“惩罚”：在某些扁形虫中，个体会用“阴茎”互刺，被刺中者承担怀孕重任，因此双方都竭力避免成为“母亲”。激素决定“权柄”：斑鬣狗雌性体内雄激素水平很高，使其更具攻击性，并发育出假阴茎，这助其建立了以武力而非单纯血缘维系地位的“母权社会”，但也增加了生育风险。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超越“男女”框架的本质：博弈常发生在“有子宫的一方”与“无子宫的一方”之间。无子宫的一方（通常被称为雄性），其演化策略倾向于分泌更多促进冒险、好斗、短命但富有竞争力的激素（即雄性激素），以争夺稀缺的生育资源。

而有子宫的一方（通常为雌性），其策略则偏向系统管理（雌激素主导），注重风险规避、能量储存与长寿，以提升基因的重复利用率。因此，在自然界，雌性（第一性）普遍寿命更长，而雄性（第二性）更像一种为竞争而优化的“次抛型”设计。

人类社会中，男性犯罪率、好斗性普遍更高的客观数据，部分正根植于这种漫长的生物学演化背景。他们被基因和社会文化共同塑造，必须更积极地向外争夺资源，以弥补无法直接生育的“劣势”。

回到最初那位博主的理论，套用其框架，或许会得出“女性属有益无害需保护，男性属有益有害需圈定”的荒谬结论。但这恰恰暴露了其理论的根本缺陷：

对自然多样性的无视：同性行为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如黑天鹅同性伴侣），它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只要物种整体繁衍不受威胁，基因的“屎山代码”并不排斥这种“能跑就行”的变异。将少数群体简单归为“有害”，是对生命复杂性的粗暴切割。逻辑的悖论与价值陷阱：鼓励同性恋通过为异性结婚生子来“赎罪”，无异于鼓励欺骗与压抑，这与社会倡导的诚信、平等价值观相悖。古代同性恋者多数隐藏自我并结婚生子，反而被他归为“无害”；现代追求真实与平等的他们，却成了“有罪”。这套标准究竟在维护什么？贡献的可见性与身份的白嫖：在性少数身份仍被广泛遮蔽的社会环境下，鼓励他们默默做好事来换取“赎罪券”，其结果往往是其贡献被记在“默认的异性恋”账上，形成一种不公的剥夺。“大多数决定论”的危险滑坡：声称“有益有害由大多数人决定”，是一种民粹式的危险逻辑。历史与实践的价值，从不单纯以一时一地的“多数”来裁决。照此逻辑，人类文明中许多曾属少数却最终推动进步的思潮，都将失去存在空间。

性别矛盾，本质上是基于生理差异、在历史与经济条件下被激发和塑造的深层矛盾。试图用“有益有害”的简单二分法为其盖章，或用“多数决”来裁决群体价值，不仅忽略了生物学上两性作为基因“棋子”的复杂博弈本质，更掩盖了社会建构的巨大力量。

真正的平等与进步，不在于将任何人贴上“原罪”标签让其“赎罪”，也不在于争论谁为“第一性”。而在于承认差异的客观存在，理解其背后的历史与生物学渊源，并致力于建立一个不再因生理差异（无论是性别、性取向还是生育能力）而带来不公的社会制度。

这需要的是深入全面的认知，而非断章取义的暴论；是建设性的对话，而非挑动对立的标签。只有当社会发展到科技进步能极大消弭生理差异的束缚，或文明程度能使差异彻底不再构成不平等的基础时，所谓“性别对立”的代码，才能真正被优雅地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