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过去，那个给数千女性体内装“锁”的北欧国家，终于道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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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试图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作为一个友善的前殖民者，自从大西洋彼岸的特朗普开始在这场“大富翁”游戏中下注以来，丹麦对格陵兰人的需求变得更加关心了。

然而，一个丑闻打破了这种叙事：丹麦政府在今年秋天公开道歉，承认曾有数千名格陵兰女性在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被丹麦医生强制植入了防止怀孕的宫内节育器。丹麦本不想提及这段往事，但格陵兰人却坚持要说出来。

格陵兰的现实，是一个由经济制约和长期社会文化同化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作为自1979年以来享有自治权的地区，这种网络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开。

在格陵兰内部，不仅在谈论家乡未来，更在亲手塑造未来的，主要是女性。她们在议会中的比例高于许多欧洲国家，在科学、媒体、文化领域身居要职，并纷纷创立非政府组织。

47岁的努卡·爱丽丝是一位友善而内敛的格陵兰艺术家。几年前，她在脸部和手上纹上了因纽特传统纹身。这种纹身曾被视为异教徒的禁忌，被禁止了数代之久。爱丽丝是音乐家，也是讲故事的人。她与其他人一道，复兴了那些在殖民时期被压抑、不受欢迎甚至像纹身一样被禁止的传统：因纽特人的鼓舞和歌唱。作为这一领域的先驱，爱丽丝在格陵兰家喻户晓，并著书立说。2017年，她曾作为首位鼓舞舞者，与另一位艺术家共同为格陵兰议会会议揭幕。

她创作歌曲，也演绎那些似乎早已被遗忘的古调。2021年，这项传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爱丽丝的舞台已延伸至格陵兰之外。

“鼓舞就像我们这个民族一样独一无二，”爱丽丝说。她的鼓由海豹皮制成，演奏时敲击的是鼓框而非鼓面。她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是在祖母的房子里——如今这也是她的家。祖母那台收音机天线坏了，音质很差，但鼓点的节奏和歌者的声音深深吸引了当时只有四五岁的爱丽丝。那时，她只在母亲的合唱团里接触过西方音乐。

然而，她很晚才真正开始学习鼓舞和歌唱。那时她已年过三十，是两个儿子的母亲，拥有企业管理学位，从事着一份与艺术毫不相干的工作。但鼓声从未让她释怀，于是她开始学习。几年前，爱丽丝决定全职从事艺术工作。她笑着说，相比富有，她更想快乐。在她开放式的起居空间里，墙上挂满了艺术品、老照片和因纽特文化符号。这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的家。

我是谁？格陵兰人？还是丹麦人？这些问题伴随了克里斯蒂娜·约翰逊的整个成长过程。如今，52岁的她心中只剩下一个确定的答案：“我是格陵兰人。”在约翰逊家，桌上也摆着咖啡。和努卡·爱丽丝一样，她也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进入状态，讲述自己的故事。

留着一头染成金色的短发，约翰逊拥有一半格陵兰血统，一半丹麦血统。一生，两种传记。她的客厅里融合了丹麦设计风格和格陵兰的小物件，当然，窗外的景色依然迷人。她出生在西西缪特，那个年代丹麦学生和格陵兰学生分班上课的制度虽然正在逐步废除，但依然存在。约翰逊上的是丹麦班。等到她的两个儿子长大时，她已不再需要做这种选择。丹麦式的教育路径将约翰逊带到了奥胡斯攻读法律。当她厌倦了书本时，她决定去接受警察培训。回到格陵兰后，她做了19年警察。随后，她再次搬到丹麦完成学业，当时还带上了年幼的孩子。

最终，她彻底回到了格陵兰。“我曾执着于说一口完美的格陵兰语，以免被人诟病，”约翰逊说。她成为了一名法官，受过和丹麦同行一样良好的法律教育，“但薪水却是最低的。”如今，她是格陵兰仅有的五名能流利使用格陵兰语的律师之一。尽管“看起来比其他格陵兰人更白”，她觉得现在的自己已被当地人接纳。这确实给她带来了一些特权，比如看医生更方便。会说丹麦语的人能立刻打通电话，而只说格陵兰语的人则面临更少的问诊时间。

约翰逊在讲述这种拼贴式的身份认同时显得很随意，就像她提到最近发生的一段插曲一样，这段经历恰恰折射出丹麦人与格陵兰人之间的理解鸿沟。由于航班取消，身为律师的约翰逊最近没能按时出席首都努克的一场庭审。在格陵兰，这是常态，天气总是让航班时刻表变得不可预测。从西西缪特到首都的轮渡需要近24小时。这位52岁的律师取消了出庭——结果却遭到了丹麦法官的怒斥。“为什么，”约翰逊问道，“我们格陵兰人总是要被塞进一个固定的模子里？”为什么在格陵兰工作的丹麦法律人不学习格陵兰语——也不去了解格陵兰出行的特殊困难？

约翰逊认为，格陵兰不能永远被外部统治。但作为法律界人士，她也看到了组织独立的巨大困难。受过良好教育的格陵兰本土法律人才实在太少了。“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是民主。”

特朗普带来的威胁至少有一个副作用：丹麦和欧盟重新开始重视格陵兰。但恐惧依然存在，源于外部的威胁，也源于通往未来的不确定道路。

对约翰逊来说，国家的关键在于更好的教育机会。女孩们更愿意抓住这些机会。“在我一个儿子的毕业班里，有4个男生和20个女生，”约翰逊说。只有十分之一的格陵兰人选择接受高等教育，而在女性中，这一比例是五分之一。

英加·多拉·古德蒙德斯多蒂尔从未只站在场边观望。这位45岁的长发女性曾做过记者，投身过政治，如今在格陵兰航空公司工作。无论是在承担责任的岗位上，还是在面向公众的事务中，古德蒙德斯多蒂尔从不退缩。她在努克的办公室没有壮丽的景色，她说话也直入主题。当然，这里也备有咖啡。

18岁意外怀孕时，她为自己的人生承担了责任。在与父母沟通后，古德蒙德斯多蒂尔决定终止妊娠——但这导致她彻底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执行手术的医生在术后未告知她的情况下，为她植入了宫内节育器。直到多年后，当她与现在的丈夫计划生育却迟迟无法怀孕时，才在医院检查中发现了子宫里的节育器。

她是数千名遭遇此事的格陵兰女性之一。这一丑闻在2022年被一档丹麦播客节目曝光后，丹麦政府承诺进行调查。2024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1966年至1970年间，至少有4500名格陵兰妇女和女孩在未得到充分说明或同意的情况下被植入了节育器。这些措施旨在实施“社会控制”，降低格陵兰的出生率。在当时的丹麦王国，丹麦孩子的价值被认为高于格陵兰孩子。

今年9月，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来到首都努克，正式向格陵兰女性道歉。古德蒙德斯多蒂尔去了现场，听取了弗雷泽里克森的讲话。她的大女儿陪在她身边。

“我通常能很好地控制情绪，”她说，“但在那里，我只是不停地哭，不停地哭；那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我很高兴我在场。”

然而，当悲伤再次让位给愤怒，古德蒙德斯多蒂尔不禁质问：道歉？为什么是现在？“当然，关于丑闻的调查报告完成了，但这感觉也有点像损害控制，”她说。因为特朗普开始谈论格陵兰了。

正因如此，古德蒙德斯多蒂尔无法从前宗主国丹麦这突如其来的关注中看到多少善意。她将其比作一段破裂的人际关系：格陵兰就像一位正受到他人追求的女性，而丹麦则是那个试图挽回的前任，说着“回到我身边吧”。“丹麦人把自己包装成仁慈的殖民者，但这关系既功能失调又不健康。”

她说，格陵兰女性一直是战士。她们始终在推动这个国家的变革。英加·多拉·古德蒙德斯多蒂尔想要继续战斗，就像克里斯蒂娜·约翰逊和努卡·爱丽丝一样。为了一个由格陵兰人自己书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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