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游行呐喊的背后：民国天乳运动的破局与女性解放之路

资讯来自；云间芷月 明清书话 北京

引言：

1927年3月8日，汉口的国际妇女节活动正在进行，会场内外涌动着追求进步的声浪。突然之间，一大群赤身裸体的女性冲入会场，手举彩旗昂首游行，高呼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的口号。她们现身说法，卷起裤腿，光着脚丫控诉缠足之苦，直言“最革命”的妇女解放，是这般挣脱一切枷锁的裸体游行。虽然经过事后查证得知，她们是一群普通的妓女，但这大胆的行为却极大鼓舞了其他妇女。 这一惊世之举，虽在当时引发舆论哗然，却如同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激起千层浪——各地妇女协会的宣传员纷纷效仿，号召女性摆脱束胸桎梏，一场声势浩大的身体解放运动，自此从武汉蔓延至上海，席卷全国城市的中上层女性群体。这场被时人热议的浪潮，便是中国近代女性解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乳运动。

一

千年陋习：

审美畸变与身体戕害

审美从来裹挟着时代的印记，中国女性的身体审美，更是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舒展到压抑的畸变。上古时期，丰腴的体态被视作孕育生命的象征，备受尊崇；可自秦汉以降，平胸逐渐成为主流审美，宽袍大袖、深衣直筒的服饰随之盛行，刻意遮蔽女性身体曲线，将对丰腴的追求打入冷宫。

束胸的雏形，本是不分男女的贴身肚兜，仅作遮体之用，并无紧缚之意。然而，随着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规训日益严苛，这份宽松终究被扭曲。明清之际，缠足之风愈演愈烈，到了清末民初，束胸陋习更是甚嚣尘上。彼时，西方医学知识已随海风东来，放足运动在沿海至内陆的广袤土地上蓬勃开展，缠足这一延续千年的枷锁，正被一步步打破；可吊诡的是，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禁锢并未就此止步，平胸审美反而愈演愈烈，束胸竟成了新的“时尚”。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这份承载着思想启蒙使命的刊物，早于1905年便将“日本之缠胸，西洋之缠腰，支那之缠足”并列为三大戕害女性身体的陋习。文中直言，日本女性的缠胸与中国的缠足并无二致，皆是对身体的粗暴压迫——紧束的布条挤压胸腔，阻碍呼吸，破坏身体正常发育，最终酿成难以逆转的健康损害。

民国初年束胸的“小马甲”

彼时，中国女性的肚兜尚属宽松，相较之下似乎幸运许多；谁曾想，民国建立之后，审美风向陡转，窄小紧缩的“小马甲”“小背心”迅速风靡，一排紧密的纽扣将女性胸部牢牢束缚，其压迫程度，较之日本的缠胸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

先贤呐喊：

舆论先声与陋习批判

民国初年的街头，身着紧身小马甲的女性随处可见。保守观念的裹挟，再加上青春期少女的身体羞怯，让束胸成为女学生群体中的“标配”。紧窄的衣物勒紧肩背与胸部，硬生生压平身体曲线，也压垮了无数女性的健康。

1927年，鲁迅曾撰文发出振聋发聩的感叹：长此以往，中国学生出身的女性，恐怕都将失去哺乳能力，未来家家户户，怕是都要依赖乳娘为生。这番话绝非危言耸听，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便曾在上海中西女塾的毕业典礼上发表“大奶奶主义”演讲，喊出“没有健康的大奶奶，就哺育不出健康的儿童！”的宣言，在当时轰动一时。1928年的《申报》便曾记载，城市中绝大多数女性都深陷束胸的桎梏，这般景象，令人费解更令人痛心。

1927年，《北洋画报》报道天乳运动

当国民革命的洪流席卷而来，缠足早已被钉在落后的耻辱柱上，而束胸这一新的陋习，自然也被革命者视作扫除对象。支持者们从三个层面，痛陈束胸之害：其一，束胸压迫胸腔，阻碍呼吸，损伤肝肺经脉，是导致女性体弱多病、罹患肺痨的重要诱因。达尔文的“用进废退”理论被引为佐证——长期被挤压的肺部功能日渐衰退，最终拖垮整个身体。其二，束胸严重破坏女性的哺乳能力。母亲身体孱弱，乳汁不足，便难以养育强健的后代。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这被视作关乎“强国保种”的大事。当时的医生调查发现，中上阶层的束胸女性，患肺病者居多，所生子女也多早夭，这一现实，更让反束胸的呼声愈发高涨。其三，束胸对底层劳动女性的戕害尤为直接。炎炎夏日，紧缚的布条紧贴皮肤，汗液无法挥发，极易滋生痱子、引发皮肤溃烂；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束胸导致的呼吸急促，更是让她们苦不堪言。幸而，为了劳作便利，底层女性的束胸程度相对宽松，所受损害才稍轻一些。

三

政令推行：

官方助力与风潮渐起

天乳运动的兴起，离不开五四运动的思想铺垫，更得益于国民革命时期妇女团体与官方的合力推动。为配合革命动员与社会改革，武汉、上海等地的妇女协会率先发声，呼吁政府出台政令，明令禁止束胸。这一主张迅速得到响应，国民政府决意以行政手段，斩断这一束缚女性的枷锁。

从1928年到1930年，福建、两湖、安徽、陕西、江西等十余省市，相继颁布禁绝女子束胸的政令。为确保政令落地，警察与妇女组织携手行动，在街头巷尾督查，对仍行束胸之礼的女性处以罚款，并定期上门检查。这场由官方主导的运动，彻底点燃了社会各界的讨论热情。

民国的女性广告，引领解放女性思潮

政令的强制推行，再加上舆论的持续造势，让天乳运动的成效日益显现。到1932年左右，城市中刮起“放胸”风潮，女性们纷纷挣脱小马甲的束缚，重拾身体的舒展与自由。1935年的文献记载，广东东江一带的劳动妇女，早已“不缠脚，不束胸”，她们体魄强健，扛起了与男子无异的劳作重担。与此同时，胡适等社会名流的公开呼吁，再加上西方舒适内衣的传入，让追求身体健美的新时尚席卷全国，女性的身体解放，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四

历史回响：

觉醒之光与时代局限

天乳运动，是国民革命浪潮催生的产物，更是近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见证。它将束胸陋习与“强国保种”的家国命运相联结，让身体解放不再局限于个人选择，更成为一项关乎民族未来的社会责任。日益开放的社会舆论，也为这场运动添砖加瓦，让女性得以在革命的庇护下，勇敢地挣脱身体的枷锁。

民国时期“天乳运动”宣传画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终究难逃时代的局限。受益于天乳运动的，多是城市中上层女性；在广袤的乡村与底层社会，封建礼教的惯性依旧强大，束胸的陋习并未彻底根除。无数普通女性，依旧被禁锢在旧传统的牢笼之中，她们的身体解放之路，漫长而曲折，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真正迎来曙光。

天乳运动的破与立，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近代中国女性解放的艰难与执着。它不仅是一场关于身体的革命，更是一场关于权利的抗争——从被规训到主动觉醒，从遮蔽身体到拥抱自我，女性的每一步前行，都在为后世的平等与自由，埋下熠熠生辉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