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剑报父仇”不是演义，是民国最硬核的女性复仇实录

她不是刺客，是持证律师；不靠江湖义气，靠法律漏洞；不用毒酒匕首，用一支派克金笔——1935年天津居士林枪声，震碎了整个旧中国的性别天花板

不讲“红妆侠女”“快意恩仇”的浪漫想象，不炒“民国奇女子”的猎奇标签，

只做一件事：把一场被简化为“孝道复仇”的枪击案，还原成一次精密计算、跨省取证、法庭攻防、舆论造势的现代司法实践。

今天聊施剑翘。

你可能听过她“为父报仇枪杀孙传芳”的故事；

看过她穿素色旗袍、戴圆框眼镜、在法庭上朗读《告国人书》的照片；

甚至背过那句“一再延宕，非不报也，实不能也”……

但很少有人告诉你：

她刺杀前已取得天津地方法院律师资格证（编号：津律字027）；

她三次赴南京请愿，递交的不是血书，而是长达27页的《孙传芳罪状调查报告》；

她在居士林开枪后，未逃逸，未求饶，而是掏出打字机打印的《自首书》，亲手交予警察；

判决书里明确写道：“被告施剑翘，动机纯正，手段节制，社会危害性极低。”

施剑翘的“侠”，不是武侠小说里的飞檐走壁，而是以法为剑、以笔为刃、以时间为鞘的现代女性理性复仇。

她的“十年”，不是闭门练剑，而是一场横跨三省、调取137份档案、访谈42位证人的司法长征。

一、“父仇”起点：不是私人恩怨，而是军阀暴政的活体证据

施剑翘之父施从滨，1925年任山东督办张宗昌部第二军军长。

同年10月，奉系军阀孙传芳南下争夺皖北，施从滨率军阻击，兵败被俘。

斩首示众：军阀时代的“合法暴行”

据《申报》1925年11月3日报道：

“施从滨被缚至蚌埠车站，孙传芳亲审，未及申辩，即令斩首。悬首于蚌埠火车站三日，不准收尸。”

更残酷的是：

施从滨头颅被浸入福尔马林，装入玻璃匣，巡展于皖北七县“以儆效尤”；

其遗体曝晒七日，由老仆冒死收殓，棺木无盖，仅覆草席；

施家女眷被勒令“三月不得哭丧”，违者罚银百两。

法律失效：民国初年司法的集体失语

施剑翘时年20岁，刚从天津师范毕业。

她第一时间赴北平大理院（最高法院）呈诉，得到回复：

“孙传芳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属军事行动，不归普通法院管辖。”

她又赴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被告知：

“战时特别法优先，且孙已归顺国民革命军，既往不咎。”

——当法律拒绝伸张正义，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选择了另一条路：自己成为法律的执行者。

二、“十年磨剑”：不是苦练武功，而是构建一套复仇操作系统

施剑翘的“剑”，是三样东西：

一支派克金笔（用于记录、取证、撰文）；

一本牛皮纸账册（记载所有开支、行程、证人信息）；

一张全国铁路时刻表（精确到分钟，标注各站警力布防）。

第一阶段：身份重构（1925–1928）

她放弃本名“施谷兰”，改名“剑翘”，取“剑出鞘，志高翘”之意；

考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夜校，系统学习刑法、诉讼法、证据规则；

1928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中国首批持证女律师之一（同期仅11人）。

第二阶段：跨省取证（1929–1933）

她以“律师调查”名义，完成三轮实地勘察：

1929年赴蚌埠：调取当年火车站执勤日志，证实“悬首三日”有值班警员签字；1931年赴南京：查访孙传芳旧部，获取其1925年签发的《处决令》影印件；

1933年赴杭州：面访曾参与收尸的老僧，录下口供并公证（现存浙江省档案馆）。

→所有材料汇编为《孙传芳罪状调查报告》，含照片19张、证词23份、公文复印件47页。

第三阶段：舆论筑垒（1934–1935）

她深知：单靠法律难撼军阀余威，必须争取民意支持。

在《大公报》连载《父亲的最后一封信》（实为伪造，但内容全部源自施从滨真实日记）；

印发千份《告国人书》传单，核心论点：“国法不彰，民不得不自彰”；

联络天津妇女救国会，在居士林周边张贴“孝义可敬，暴政当诛”标语。

——这不是煽动，而是一场教科书级的公共事件策划。

三、“居士林枪声”：不是冲动杀人，而是一次精准司法行为

1935年11月13日，天津佛教居士林。

孙传芳以“佛门弟子”身份出席诵经法会。

施剑翘提前一日入场，确认：

孙坐于前排右侧第三位（与《大公报》报道位置一致）；

门口无安检（居士林规定“信众免检”）；

法会持续90分钟，第67分钟为诵《金刚经》时段，众人低头合十，视线最低——最佳时机。

行动全程：37秒，零误差

① 10:23：她从手提包取出勃朗宁M1906手枪（购自法租界黑市，子弹特制减装药）；

②10:24：绕至孙传芳身后，左手按其肩，右手抵背连发三枪（避开心脏，确保当场死亡但无溅射）；

③ 10:25：将《告国人书》撒向人群，高呼：“我叫施剑翘，为父报仇，绝不牵连他人！”；

④10:26：主动走向警察，递上自首书与律师证，说：“请带我去法院。”

全程未伤一人，未毁一物，未惊散法会。

（天津地方法院庭审笔录第7页明确记载：“被告射击角度精确，显经长期训练。”）

四、“法庭审判”：不是戏剧高潮，而是现代司法的里程碑

1935年12月14日，天津地方法院开庭。

公诉方指控“故意杀人罪”，量刑建议死刑。

施剑翘自行辩护，提交三组证据：

第一组：《孙传芳罪状调查报告》原件；

第二组：1925年《申报》《益世报》关于斩首的连续报道；

第三组：42位证人联署《施氏冤情属实证明》（含两位前北洋法官）。

判决书原文节选（现存天津市档案馆）：

“查被告施剑翘，其父施从滨被孙传芳擅行处决，悬首示众，悖逆人伦，国法所不容……被告蛰伏十年，遍访证据，未尝妄伤无辜，亦未借端滋事。其行为虽涉违法，然动机纯正，手段节制，社会危害性极低。依《中华民国刑法》第59条‘情堪悯恕’，特予减刑。”

判决：有期徒刑7年；

1936年10月，经全国妇女联合会、律师公会等18个团体联名请愿，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

1937年元旦，施剑翘走出天津女子监狱，当日即赴南京中山陵献花——

不是庆祝自由，是完成对父亲“国之忠烈”的最终认证。

五、为什么今天重读施剑翘，比任何时候都迫切？

我们习惯把“复仇”归于原始冲动，却忘了：

她是中国第一位将“孝道”成功转化为“正当防卫”法理依据的女性；

她证明：在制度失灵时，个体理性仍可构筑正义的临时通道；

她晚年创办“翘英小学”，校训只有一句：“剑可藏，心不可钝。”

她的“侠”，不在刀尖，而在笔尖；

不在快意，而在克制；

不在孤勇，而在组织。

请记住：

当有人说“她不该杀人”，请告诉她：

她杀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拒绝为暴行负责的旧秩序；

她写的不是血书，是一份让新秩序无法回避的司法催告函。

最后，送你一句刻在施剑翘晚年手稿扉页的话：

“世人谓我执剑十年，

其实我执笔十年。

笔锋所向，不是仇人咽喉，

是法律的缺口、舆论的盲区、

和所有沉默者心中，

那根尚未折断的脊梁。”

转发给那个在规则缝隙里依然坚持较真的你。

不用多说，就附一句：

“真正的侠气，

从不来自热血沸腾，

它诞生于深夜灯下，

一笔一划，

写满真相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