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苦寻一位女性，两次邀她到中南海小住，因为她的丈夫不一般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在中南海丰泽园的深夜里，毛主席曾无数次对着一份名单沉思。

建国后，毛主席曾苦苦寻觅一位流落在贵州民间的农妇。为了她，主席不仅亲自回信，更两次打破常规，将她接到中南海家中小住叙旧。

这一切的破例与厚待，皆因她的丈夫。

他的丈夫不一般，是主席早年最倚重的“笔杆子”，是曾与主席抵足而眠的“小老弟”，更是在26岁便为信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钢铁硬汉。

01

一九五三年的北京，雪下得比往年要早。

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窗外的红墙被白雪映得有些刺眼，屋内的灯光却压得很低。

已经是凌晨两点，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进来换了一次茶水，见那道宽大的背影依然伏在案头，没敢出声，又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毛主席放下了手中的笔，揉了揉眉心。案头堆积如山的并不是加急军报，也不是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批复文件，而是一沓厚薄不一的信函和名单。

建国了，日子安稳了，人就容易念旧。

这几年，他给湖南、贵州发了不少函件，甚至动用了几位在地方主政的老部下，只为了找几个人。准确地说，是找一些当年跟着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闹革命，后来却在连天烽火中失散了的故交。

名单上的人名，有的画了圈，那是找到了；有的画了叉，那是牺牲了；还有的，至今是个问号。

他的目光停留在“罗哲”这两个字上，久久没有移开。

手指夹着的香烟已经烧了一大截，长长的烟灰摇摇欲坠。他猛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缓缓吐出，将那两个字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里。

“主席，贵州那边回信了。”

秘书叶子龙轻步走进来，手里捏着一封信封，神色有些凝重。他跟了主席多年，太熟悉那个眼神了——那是在等待一个早已知晓却不愿承认的答案。

毛主席的手指微不可察地颤了一下，烟灰终于落在了纸面上，但他没去拂拭。

“念。”只有一个字，声音有些沙哑。

叶子龙拆开信，语气尽量放得平缓：“经查，罗哲同志已于一九二八年……在长沙牺牲，年仅二十六岁。”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像是敲在心口上的钝锤。毛主席没有说话，只是缓缓闭上了眼睛，靠在椅背上。

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毕竟那是血雨腥风的一九二八年，那是杀人如麻的马日事变之后啊，能活下来的，十不存一。

但真切地听到确切的消息，依然像是一颗迟到了二十五年的子弹，击穿了岁月的壁垒。

“还有……”叶子龙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贵州息烽县方面查实，罗哲同志的遗孀曹云芳同志尚在人间，现居贵州，生活……比较困难。这封信，是曹云芳同志托人转寄给您的。”

毛主席猛地睁开眼，身子前倾，一把拿过叶子龙手中的信。

信纸很粗糙，字迹虽然有些颤抖，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清秀骨架。那是曹云芳的字，他认得。三十年前在长沙沈家大屋，那个总是安安静静帮着整理文件、缝补衣裳的“弟妹”，写的字就是这样，端正、内秀。

信里没有诉苦，没有邀功，只是平平静静地叙述了罗哲牺牲的大致经过，以及这些年她带着孩子流落贵州的境遇。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读书人的硬气，也藏着无尽的凄凉。

“润之大哥，一别三十载，生死两茫茫……”

读到这一句，毛主席的眼眶湿润了。他站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地板发出轻微的声响，像是在回应着这位老人的心事。

那个才华横溢、甚至有些书呆子气的罗哲，那个在农讲所里激情澎湃的罗哲，那个在新婚之夜还拉着他讨论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罗哲，真的不在了。

“二十六岁啊……”毛主席停下脚步，看着窗外的飞雪，低声呢喃，“正是做事情的好年纪。”

他转过身，脸上的悲戚之色已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子龙。”

“在。”

“给我磨墨。”毛主席走到书桌前，铺开一张信纸，“我要亲自给曹云芳回信。”

他的笔锋在纸上落下，力透纸背。这不仅仅是一封给老友遗孀的慰问信，更是一份迟到的交代。他要告诉曹云芳，党没有忘记罗哲，他，也没有忘记那个在长沙黑夜里与他并肩举灯的兄弟。

写完信，毛主席沉吟片刻，又嘱咐道：“你再去查一下，曹云芳现在的具体住址和身体状况。告诉湖南和贵州两边的同志，这是烈士遗属，不能让她们在老家受了委屈。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要千方百计地解决。”

“是。”叶子龙记下，正要退出去。

“还有，”毛主席叫住他，目光变得深邃而柔和，“安排一下，等天气暖和了，把她接到北京来。我想见见她，有些话，信里说不清楚。”

叶子龙点了点头，轻轻带上了门。

屋里又恢复了安静。毛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思绪飘得更远了。他仿佛穿透了厚重的城墙，穿透了漫长的时光，回到了那个风雨飘摇却又热血沸腾的年代。

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都不畏死，都相信这个破破烂烂的国家，终究会在他们手里变个模样。

这一夜，中南海的灯光，亮了很久很久。

02

记忆这东西，一旦开了闸，就像湘江的水，止都止不住。

时间回溯到一九二七年。

那是个多事之秋，空气里都弥漫着火药味和血腥气。蒋介石在上海举起了屠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共产党人的头颅在街头被挂起示众。

但在长沙城郊的沈家大屋，却还维持着一种暴风雨前特有的宁静。

这里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的秘密据点。青砖黑瓦，高墙深院，看似是哪个没落大户人家的宅邸，实则却是当时湖南革命的心脏。

罗哲和曹云芳夫妇，就住在这里。而当时正为了秋收起义四处奔走的毛主席，也住进了这里。

那时候的毛主席，三十四岁，清瘦，头发留得很长，眼神锐利得像鹰。他不仅是省委书记，更是这些年轻革命者的主心骨。

罗哲比毛主席小几岁，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书卷气很重，是省委的宣传部长。他既是毛主席的下属，更是志趣相投的“小老弟”。

沈家大屋的日子，清苦而忙碌。

每天天不亮，罗哲就起床了。他在堂屋的方桌上铺开一摞摞文件，那是各县农会送上来的报告。他的任务是从这些带着泥土腥味的文字里，提炼出关键信息，供毛主席决策参考。

曹云芳则在这个只有几个人的“大家庭”里，扮演着大嫂和管家的角色。她也是个知识女性，毕业于著名的周南女校，但在这里，她更多时候是在围着灶台转，或者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帮大家缝补破损的衣衫。

那时候的伙食很简单，红米饭，南瓜汤，偶尔能从老乡那里买到一点辣子和腊肉，那就是过年般的待遇。

吃饭的时候，是大家最放松的时刻。

毛主席端着碗，蹲在门槛上，一边大口扒饭，一边用筷子指点江山：“罗哲啊，你那篇文章写得还是不够辣！要让农民兄弟看了就能懂，就要用他们的大白话，要像朝那个土豪劣绅脸上吐唾沫一样痛快！”

罗哲推了推眼镜，笑着点头：“润之兄说得对，我是秀才造反，有时候还差点火候。回头我再改，一定改成大白话。”

曹云芳在一旁给他们添饭，插话道：“润之大哥，你也别光顾着挑刺。罗哲昨晚熬了一宿，写的那个《农民政权纲领》，我看就挺好。”

毛主席哈哈大笑：“你看，护短了不是？弟妹啊，罗哲是个好笔杆子，就是心太善，不够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流血的。”

那时候的笑声，是真诚的，也是奢侈的。

到了深夜，沈家大屋的灯火便成了黑夜里唯一的亮色。

毛主席和罗哲经常对坐长谈。桌上的煤油灯芯跳动着，映照着两张年轻而严肃的脸庞。他们谈的是枪杆子，是土地，是即将到来的暴动，是中国的未来。

“润之兄，这枪一响，可就没有回头路了。”罗哲有时候会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轻轻叹息。他不是怕死，他是担心这把火烧起来，能不能烧尽这世间的污秽。

毛主席吸着烟，目光炯炯：“回头路？我们本来就是无路可走才走上这条路的。罗哲，你要记住，咱们现在的脑袋虽然长在脖子上，但其实已经寄存在阎王爷那儿了。哪天取走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取走之前，咱们得把天捅个窟窿出来！”

罗哲听得热血沸腾，重重地点头：“对，捅个窟窿！让光透进来！”

那时候，曹云芳往往会端来两碗热茶，静静地放在桌边，然后退到阴影里。她看着丈夫那双发亮的眼睛，看着毛大哥那坚毅的侧脸，心里既骄傲又隐隐作痛。

女人的直觉总是敏锐的。她能感觉到，这种平静的日子，怕是不多了。

墙角的蟋蟀在叫，窗外的风声越来越紧。

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压锅，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沈家大屋里的每一次会议，每一次决策，都在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

直到那一天，毛主席要走了。他要去安源，去铜鼓，去发动秋收起义。

临行前，毛主席握着罗哲的手，用力地摇了摇：“这里就交给你了。省委机关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万一……我是说万一，形势不对，马上撤，不要管坛坛罐罐。”

罗哲紧紧回握：“润之兄放心，人在机关在。你在前线打仗，我在后方给你守家。”

毛主席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眼圈发红的曹云芳，欲言又止，最终只说了一句：“保重。”

转身融入夜色的一刹那，罗哲并不知道，这是他与这位亦师亦友的大哥，最后一次生离。

沈家大屋的灯火依旧亮着，但那个在那盏灯下指点江山的人，已经走向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而留守的罗哲，即将面对的，是比战场更加残酷、更加黑暗的深渊。

那是人性的试炼场，也是命运的断头台。

03

一九二八年的夏天，长沙城热得像个蒸笼，空气里似乎都飘着腐烂的味道。

白色恐怖达到了顶峰。国民党清乡委员会的特务像疯狗一样，在大街小巷嗅着共产党人的气味。

沈家大屋也不再安全。虽然罗哲早有准备，带着曹云芳转移到了浏阳等地坚持斗争，但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悄然收紧。

出卖罗哲的，是一个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在酷刑和金条面前，人性脆弱得像一张薄纸。

罗哲夫妇被捕的那天，没有任何激烈的枪战。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们，罗哲下意识地把怀有身孕的曹云芳挡在身后，神色平静地对那个领头的特务说：“我是罗哲，抓我就够了，她是妇道人家，什么都不知道。”

特务狞笑着：“罗部长，大名鼎鼎啊。至于尊夫人知不知道，那得回了局里，问过老虎凳才知道。”

长沙陆军监狱。

这里是人间地狱。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跳蚤和老鼠横行，墙壁上暗红色的血迹一层叠着一层，那是无数革命者留下的最后印记。

罗哲被单独关押。

审讯开始得很快，也极其残忍。敌人知道罗哲的分量——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毛主席的亲信，只要撬开他的嘴，整个湖南地下党组织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他们用了皮鞭，用了烙铁，用了老虎凳。

罗哲是一介书生，身子骨并不强壮。但让审讯官感到恐惧的是，这个戴着眼镜、文文弱弱的年轻人，骨头却比铁还硬。

皮肉被烧焦的味道充斥着刑讯室，罗哲痛得浑身抽搐，冷汗把血水冲刷成一道道沟壑，但他始终紧咬着牙关，除了惨叫，没有吐出一个字。

“罗哲，你这是何苦？”审讯官擦着汗，软硬兼施，“你也算个人才，只要你签个字，脱离共产党，供出几个人名，高官厚禄马上就有。你那个漂亮老婆，还有肚子里的孩子，也就都能活命。”

提到妻子和孩子，罗哲昏沉的意识清醒了几分。

他艰难地抬起头，眼镜早被打碎了，视线模糊不清，但他依然努力聚焦，看着那个审讯官，嘴角扯出一个轻蔑的弧度。

“名字……我有。”罗哲声音微弱。

审讯官大喜，连忙凑过去：“快说，快说！”

“马克思……列宁……”罗哲喘着粗气，用尽全力把一口带血的唾沫吐在对方脸上，“还有……杀不绝的……共产党人！”

审讯官恼羞成怒：“打！给我往死里打！”

酷刑再次降临，罗哲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如此反复，他的身体已经残破不堪，但那道精神的防线，依然固若金汤。

而在另一间牢房里，曹云芳也在经受着煎熬。

她虽然没有受大刑，但每一声从隔壁传来的惨叫，都像刀子一样割在她的心上。她捂着隆起的肚子，蜷缩在墙角，泪水早已流干。她知道丈夫在经受什么，也知道丈夫为什么而坚持。

那是他们共同的信仰，也是他们当初在沈家大屋灯下许下的诺言。

七月二十五日。

死亡的气息笼罩了整个监狱。预感到了最后时刻的来临，罗哲表现得异常平静。

那天清晨，狱卒打开了牢门，没有提审，而是直接上了脚镣。那沉重的金属撞击声，是死神的脚步。

路过女牢时，罗哲停下了脚步。

他隔着铁栅栏，看向那个熟悉的身影。曹云芳扑到了栅栏边，双手死死抓着铁条，指节发白，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

罗哲的脸上满是血污，但他努力挤出了一个温暖的笑容，就像当年在沈家大屋，看着妻子缝补衣服时那样。

“云芳，”他的声音很轻，却很清晰，“带好孩子，将来告诉他……爸爸去做什么了。”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撕心裂肺。

曹云芳拼命点头，眼泪决堤而出。她想伸手去摸摸丈夫的脸，却只能触碰到冰冷的铁栏。

“还有，”罗哲的目光变得深远，仿佛穿透了牢房的墙壁，看向了遥远的井冈山，“如果……如果有机会见到润之大哥，告诉他，罗哲没给他丢脸。信……我没能写完……”

他的手在口袋位置按了按，那里空空如也。他曾想给毛主席写封信，汇报工作，诉说思念，但这双手已经被打得握不住笔了。

“走！磨蹭什么！”狱卒粗暴地推搡着他。

罗哲踉跄了一下，最后深情地看了一眼妻子，毅然转过身，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向了刑场。

刑场设在长沙浏阳门外。

夏日的骄阳似火，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在为这悲惨的一幕伴奏。

罗哲昂起头，看着刺眼的太阳。他在想什么呢？是在想家乡的老母亲？是在想未出世的孩子？还是在想那个带着队伍在山里打游击的大哥？

“共产党万岁！”

一声呐喊，划破了沉闷的空气。这是这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留给人间最后的声音。

枪声响了。

惊起了树上的飞鸟，也震碎了曹云芳的心。

罗哲倒在了血泊中，那双曾经握笔写文章、曾经指点江山的手，此刻无力地垂在身侧，手指深深地扣进了泥土里。

二十六岁，风华正茂。

他就这样走了，带着未竟的事业，带着对家人的无限眷恋，变成了一个名字，一段历史，一座丰碑。

此时的井冈山上，毛主席正在指挥反“围剿”的战斗。

他不知道，那个曾与他抵足而眠的兄弟，已经把鲜血洒在了那片热土上。

消息传到井冈山，已经是几个月后的事情了。

而曹云芳，在亲友的营救下，因为怀有身孕且没有暴露身份，最终侥幸获释。

她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站在罗哲的坟前，没有哭。她剪掉了一头长发，收起了所有的柔弱。从今天起，她不再只是一个妻子，她是一个烈士的遗孀，一个母亲。

她要活下去，替罗哲看着这个世道，等到天亮的那一天。这一等，就是整整二十八年。

04

一九五六年的北京，春寒料峭。

中南海的柳树抽出了新芽，但风吹在脸上依然带着几分凛冽。菊香书屋里，气氛凝重得像一块化不开的铁。

毛主席手里拿着几页信纸，已经看了半个钟头。

信是曹云芳写来的，应他的要求，详详细细地写了罗哲牺牲的前后经过，包括狱中的酷刑、临刑前的呼号，以及那个未能出世便失去父亲的孩子。

信纸被捏得有些皱了。

毛主席站起身，习惯性地伸手去摸烟盒。烟盒空了。他有些烦躁地把空盒子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又从抽屉里摸出一包，手指有些笨拙地撕开锡纸。

点上烟，火星明灭间，他的神色慢慢平复下来，变成了一种深沉的苍凉。

他想起了罗哲那副书生模样，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能扛住老虎凳的人。可恰恰就是这样的书生，脊梁骨比谁都硬。

“润之大哥，罗哲走的时候，才二十六岁。他没看到天亮，也没看到孩子叫一声爸爸……”

信里的这句话，像针一样扎在毛主席的心头。

他坐回藤椅，提起笔，铺开信纸。这封回信，他想了很久。

作为一国领袖，他每天要处理的国家大事千头万绪，但在这一刻，他只是一个幸存的兄长，一个同样失去过至亲的父亲。

“云芳同志：来信收悉……”

笔锋触纸，墨迹晕开。写着写着，毛主席停了下来。他的目光看向墙上的一幅地图，视线却穿过了地图，落在了朝鲜半岛那个叫平安北道的地方。

那里，也埋着他的一个亲人。

岸英。

那个吃过百家饭、流浪过上海街头、在苏联开过坦克、最后为了去前线吃尽苦头的儿子。那个还没来得及好好尽孝，就被凝固汽油弹烧成焦炭的孩子。

这种痛，是通的。

毛主席深吸一口烟，手腕悬停片刻，终于在信中写下了那段后来震撼了无数人的话：“罗哲同志为党为国光荣牺牲，虽死犹荣。……我的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个人，岸英也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

写下这几行字时，并没有眼泪。到了这个年纪，在这个位置，眼泪是廉价的。他是在用自己的伤疤，去暖曹云芳的伤疤。他是在告诉那位远在贵州的弟妹：在这条路上，咱们都不孤单，咱们付出的代价，是一样的重。

这封信寄出后，如同在他和曹云芳之间架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桥。

一九五八年，初夏。

一列从贵州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况且况且地行驶在华北平原上。曹云芳坐在硬座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白杨树，手心里全是汗。

她老了。头发白了一半，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半辈子的风霜。

这次进京，是主席特意安排的。

到了北京站，有专车来接。吉斯轿车穿过长安街，驶入红墙黄瓦的中南海。曹云芳透过车窗看着这一切，心里五味杂陈。路宽了，楼高了，原本总是弯着腰的老百姓，现在走路都带着风。

“罗哲，你看到了吗？”她在心里默念。

车停在丰泽园门口。

工作人员引着她走进书房。一进门，就看到那个熟悉又高大的身影正站在书桌前。

“主席，曹大姐来了。”

毛主席转过身。

三十年未见。

当年的“润之大哥”，如今已是满头华发，身形有些发福，那种指点江山的锐气沉淀成了如山岳般的威严。而当年的“小弟妹”，也已被岁月磨去了所有的青涩，只剩下一身洗得发白的布衣和满脸的沧桑。

两人对视了几秒。

没有想象中的抱头痛哭，也没有戏剧化的长跪不起。毛主席快步走上前，伸出两只大手，紧紧握住了曹云芳的手。

“云芳，你受苦了。”

一句话，六个字，极轻，又极重。

曹云芳的嘴唇颤抖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没掉下来。她死死咬着下唇，点了点头，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后只汇成了一声有些变调的：“主席……”

“叫大哥。”毛主席纠正道，手上加了把劲，“到了这儿，就是到家了。没有主席，只有毛润之。”

落座，上茶。

话题没有直接聊罗哲的牺牲，太沉重了，一上来就揭伤疤不合适。

“孩子们都好吗？”毛主席递给她一支烟，见她摆手，便自己点上，语气像是在唠家常。

“都好。大女儿在教书，儿子……就是罗哲没见着的那个，现在也工作了，在贵州搞建设。”曹云芳双手捧着茶杯，拘谨地回答。

“好，好啊。”毛主席欣慰地点头，吐出一口烟雾，“罗哲有后，他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有些悠远：“我家岸英，要是还在，也该有孩子了。可惜啊，这孩子命苦，没那个福分。”

曹云芳的心猛地一颤。她看着眼前这个管理着偌大国家的老人，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眼底那一闪而过的落寞。

那一刻，身份、地位的隔阂瞬间消融了。

“大哥，岸英是为了国家……”曹云芳低声劝慰，“罗哲要是知道，也会敬佩这个大侄子的。”

毛主席摆了摆手，苦笑了一下：“什么敬佩不敬佩，都是为了这块土地，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咱们这代人，注定是要当铺路石的。罗哲铺在了前头，岸英铺在了后头。咱们活着的人，就要把路踩实了，别让他们白死。”

这番话，说得极平淡，却透着一股子血淋淋的逻辑必然。

那天下午，他们聊了很久。聊沈家大屋的饭菜，聊当年农讲所的趣事，聊那些牺牲了的战友。

临走时，毛主席一定要留曹云芳吃饭。

饭菜很简单，四菜一汤，有红烧肉，还有一盘特意吩咐大师傅炒的湖南腊肉。

“吃，多吃点。”毛主席不断地往曹云芳碗里夹菜，“你太瘦了。这些年，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组织上照顾得不够，我有责任。”

曹云芳吃着那块腊肉，咸香的味道在嘴里化开，混着眼泪咽进了肚子里。

三十年的委屈，三十年的坚守，在这一顿饭里，得到了回应。她知道，这不仅是大哥的关怀，更是组织对烈士遗属的交代。

05

一九五八年的初次离别，带着几分不舍与厚重。

曹云芳在中南海住了二十多天，临行前，毛主席打破常规，一直送到了丰泽园门口。他让秘书拿来一个信封，沉甸甸的，里面装的是他个人的三百元稿费。

“拿着，给孩子们买点书，添几件衣裳。”毛主席的语气不容置疑，像极了当年沈家大屋里那个护着弟弟妹妹的大哥，“这是家礼，不是公款。”

原以为这一别，便是天涯路远。谁知这份情谊，并未止步于此。

一九六一年，湖南长沙。

一封关于修缮罗哲烈士墓的报告，摆上了毛主席的案头。

曹云芳在信中请求，希望能由主席为亡夫题字。

此时国家正经历困难时期，毛主席的心情并不轻松，但看到“罗哲”二字，他屏退左右，独自在菊香书屋铺开了宣纸。

他闭目沉思，笔锋落下，力透纸背：“罗哲烈士之墓”。

这不是狂草，而是凝重厚实的行楷。每一个笔画都像是在凿刻，特别是那个“哲”字，写得极开阔。

这六个字，不仅是给罗哲的，也是给那千千万万倒在黎明前的战友们的交代。

一九六三年，深秋。

时隔五年，中南海的落叶又铺满了一地。毛主席再次发出了邀请，将曹云芳接到了北京。

这一次，气氛与五年前截然不同。如果说第一次是“接见烈属”，那么这一次，更像是“走亲戚”。

曹云芳再次住进了丰泽园。这一次，她明显感觉到主席老了。那原本挺拔的背影有些佝偻，走路也慢了些。

见面时，毛主席没有握手，而是指了指沙发，笑着说：“云芳，来了啊，坐。”

那种随意的口气，仿佛她只是出门买了个菜刚回来。

“主席，您的身体……”曹云芳有些心疼。

“老咯，零件都不好使了。”毛主席摆摆手，点上一支烟，“罗哲要是活着，估计也跟我一样，是个糟老头子了。”

两人聊的话题更加家常。聊孩子的工作，聊贵州的天气，聊那块立起来的墓碑。

“那几个字，刻得怎么样？还行吗？”毛主席问得很认真，像个等待交作业的小学生。

“好，很好。”曹云芳眼眶红了，“罗哲有面子，村里人都去瞻仰。他在下面，能挺直腰杆了。”

毛主席欣慰地点点头，吐出一口长长的烟雾：“挺直腰杆好啊。咱们活着的人，腰杆硬了，死的人才能安息。”

这次小住，曹云芳陪着主席吃了几顿饭，也没什么山珍海味，依旧是红烧肉、辣子鱼。主席话不多，但每次都会把大块的肉夹给她。

这种无声的关怀，让曹云芳感受到了久违的烟火亲情。

临走时，毛主席又拿出了一个信封。

这一次，更厚实。

“这里是两千块钱。”

曹云芳吓了一跳，连连摆手：“主席，这太多了，我不能要！”

“拿着！”毛主席把信封塞进她手里，眼神里透着一股子执拗，“我现在稿费多一点了，手头宽裕。你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以后孩子结婚、成家，都要花钱。这是我替罗哲尽的一点心。”

替罗哲尽心。

这句话，彻底击溃了曹云芳的心理防线。她捧着那个信封，泪如雨下。这两千元，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但在毛主席心里，这只是他对那个二十六岁就牺牲了的兄弟，一份迟到了三十五年的补偿。

汽车驶出中南海，曹云芳回过头。红墙依旧，深宫寂寂。

她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岁月如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块刻着“罗哲烈士之墓”的石碑，在长沙的风雨中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