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新女性写作之“新”，不在面孔，在视角

编者按：

让思想被听见，让价值被传递。潮新闻推出《声动》栏目，聚焦社会各界名家大咖、领军人物的声音，为时代留声。

今天为您带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鲁迅文学奖得主张莉

在西湖文学院“西湖讲坛”上的演讲，张莉以萧红为样本，重新阐释了新女性写作的内涵与意义。

图源：主办方供图

作为新女性写作传统的缔造者

张莉

很高兴来到西湖讲坛。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新女性写作传统的源流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这些年“新女性写作”备受关注，我常被问及：新女性写作之“新”，究竟新在何处？仅仅是作者新、面孔新吗？如果不是，那应该包含什么？

我的答案是：新女性写作之新，核心在于写作者面对日常生活，能否建设新的语法、新的视角、新的美学、新的价值观。而若要为这一传统寻一个源头，在我这里，是萧红。

为什么是萧红？因为萧红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以往女性写作的可能——她的写作不囿于一个人的房间、一个客厅，而是通往旷野、大自然和无数的人们。她不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里理解女性处境，而是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展开思考。这正是我所理解的新女性写作。

一、创造她的大自然

萧红是一位对世界有着深刻洞察力和整体性理解的作家，她的写作不只属于一个人的房间，还属于辽阔的旷野和大自然。

《生死场》是萧红23岁时写下的作品，发表时也只有24岁。她一开始就是青年作者，而这位青年作者写下的第一部广受读者关注的作品是《生死场》。萧红所写下的，是哈尔滨郊区的普通村子，是战前的村庄和战争到来后的村庄。一位艺术家的超拔之处在于，她可以将混乱的世界重新组合，使之成为新的。这位作家在书中所要完成的，并非对世界一比一的现实呈现，而是通过片段图景的组合完成她对世界的理解。萧红曾经有过惨痛的生育经验，但她并没有将这些身体经验直接在小说中使用，而是进行转写与转喻。《生死场》中，萧红通过切身的生育经验完成了属于她的思考：人为什么会像猪狗一样活，人应该怎样活着，什么才是人的有尊严地活着……这些思考让读者的视线从具体的村庄、个人移开，看到更多村庄、更多人的共同处境，拥有对世界的整体理解。《生死场》是能够改变读者认知世界方式的作品，也正因如此，即便作品尚存青涩，仍被视作经典，萧红也成为那个蒙昧村庄的 “报信人”，这在现代文学史上尤为罕见。

1941年萧红发表了《呼兰河传》，这是她对村庄的另一次重写，也是她对世界的另一种理解。萧红用文字勾勒出一个既复杂又澄澈的世界，写尽生活的受限，也描绘出生命的自在。

读《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能清晰感受到萧红对大自然的情有独钟，她在文本里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大自然。她并不像普通写作者那样，立意写“我爱”，“我恨”，而是要写“我们”，“整个人类”。要有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这样的雄心和洞察力使她和她的同时代作家的审美追求迥然相异。

二、新的视角，新的语法

研究者们常提及萧红作品的女性气质，这也是读者深为喜爱她的原因，其作品中诸多观点，也常被视作她强烈女性立场的表达。但一位作家的写作立场，不仅在于观点，更在于她如何在作品中呈现人物命运、理解人物命运。

《生死场》中金枝恨男人的话曾经被反复引用，证明了萧红在书写女性处境所意识到的压迫，但让人深思的是，她对金枝命运的凝视。作为同时代人，萧红和吴尔夫各自有对战争的理解角度，但是，她的表达比吴尔夫更切身、更具现实感，萧红是站在贫穷的女性视角上去理解世界的，这是她自身的处境，阶级与女性的双重视角使她和同代作家，尤其是同代女作家之间卓有意义的不同。

写作《生死场》的萧红，实则在经历一场创作的冒险，她要直面双重困难。女人在写作时总是要顾及房间中的那个天使，她们被要求妩媚可爱，讨人欢心，甚至为此不惜说谎。《生死场》里，当萧红写出村庄女性生产之痛和不堪时，那个穿着长裙的“天使”从她身边消失了。萧红的写作打破了以往女性写作的惯例，打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规矩与规范。她以这些文字，向世人呈现什么是女人的生活、什么是女人的写作，让那些真实的痛苦、真实的生活成为文学风景；她所重建的，是一种新的文学审美。正是因为对真实生活和真实经验的尊重，萧红的文字撬动了读者对乡村生活、对民族命运、对人类命运的深层思考。

尽管萧红对女性处境有着切肤之痛，但她并不是在男女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去理解问题，她的写作不是对立的，而是和世界对话的。她愤怒地写下村庄里男人对女人、丈夫对妻子的压迫，同时，她也冷静地写下乡村中母亲对孩子，村人对外来者、对穷人、对病人的欺侮。作为作家，她看到的是村庄的愚昧，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她所思考的是，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也思考何为弱小者的尊严，何为孩子的尊严。这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新的视角。

在写作中，萧红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切身书写，她成为了现代女性写作传统的缔造者。那是独辟蹊径、独具女性气质和女性精神的写作。如果说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我们的传统应该由老祖父和老祖母共同构成。我们有老祖父的史诗传统、宏大叙事，我们的祖母们也写战争，写宏大，但她们写下的是战争的阴影、厨房里的哭泣、被战争摧毁的日常，那是和祖父们不一样的看见。

聂绀弩形容萧红是大鹏金翅鸟，这一比喻极为精准，笔便是这位作家身上巨大而有力的翅膀。萧红擅长点燃语词与环境所碰撞的火花，文字中涌动着创造性的表达。比如她说王婆的头发：“她的头发毛乱而且绞卷着，朝晨的红光照着她，她的头发恰像田上成熟的玉米的缨穗，红色并且蔫卷。”比如《后花园》中她慨叹：“人活着就是这么的，有孩子的为孩子忙，有老婆的为老婆忙，反正做一辈子牛马。”

萧红总能将无法想象的两个词语进行联接，出其不意但又神采奕奕。比如她在《呼兰河传》里写玫瑰花，“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蜂子，嗡嗡的在玫瑰树那儿闹着。”“酱油碟”是厨房里的寻常之物，用之形容玫瑰花，便是典型的女性视角下的比喻。她将女性生活中那些不可讲的、无法讲述的变成可讲的、变成一种美。这是两种语法的并置，它建立的是酱油盘子被重新认识，建立的是花朵被重新认知。这是以“颠倒”/“并置”的方式重新构建女性生活的风景，厨房里的风景。今天，我们正在讨论新女性写作。何为“新女性写作”？在于观看视角的刷新、叙述视点的位移，在于使用新的价值观去认识生活。如此，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才会属于我们时代的新语法、新秩序、新范式。

读萧红的作品，也让人不断思考何为真正有创造力的青年写作。真正的写作，要有深深打着个人烙印的句法结构，真正的表达是创造。语言代表着作家的体面，也代表作家的尊严，寻找并创建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达，是优秀写作者的毕生追求。正是这份追求，让《生死场》从陈词滥调、模式化写作中脱颖而出，而这份写作理念和审美追求，至今仍值得今天的青年写作者学习。

三、重述“微不足道的生活”

《商市街》是萧红的散文集，写的是她和萧军在哈尔滨时穷困潦倒，但也自得其乐的生活。在第二讲《在散文写作中分泌出新的自我》中，我提到《商市街》会让人想到鲁迅小说《伤逝》。那是由男主人公涓生角度讲述的关于他和子君的故事。所以《商市街》里边其实某种程度上是鲁迅《伤势》这个故事的延续，这次说话的是一位女主角是萧红，她就会写饥饿、写生活是多么的穷苦，写饥饿我们知道她说别人吃瓜子是消遣，我吃瓜子是充饥，别人早上一睁眼就会有饭吃，但是我每天想的是今天的饭在哪里。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她要完成的是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但不是1：1纪录片一样的呈现，她要有能力、本领把一种日常写的风生水起、有滋有味。某种意义上，萧红开创了关注日常生活的现代女性散文写作传统。今天的读者喜爱张爱玲、三毛、张晓枫、李娟的散文，实际上她们的写作追求都与萧红有着相近的审美追求。这样的女性写作美学是百年中国散文写作传统的重要构成。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一篇经典的怀人散文，早已进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她从鲁迅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写起，以细节及日常勾勒鲁迅生活，以“有情”串起那些“不值一提”，为后世的怀人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范例。八十五年来，许多作家受益于萧红这篇怀人作品的写作形式，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鲁迅的新视角，也示范了一种“以淡笔写浓情”的写作方法。画家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诸多细节皆从萧红的作品中延伸而来；汪曾祺怀念沈从文先生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在审美追求上，也与这篇作品极为相近。

研究者们都注意到《回忆鲁迅先生》中萧红的表述手法的细腻，并将之视为女性写作的特点。但是，女性视角不仅包括手法的细腻，还包括基于女性立场的凝视、体谅与懂得。萧红在还原鲁迅日常的同时，也落笔描绘了忙碌的许广平的身影，为读者理解鲁迅先生及其生活，提供了一个卓有意味的参照。

之所以最终选定“她走过无数人间”作为书名，也因为它跟这两首诗有内在呼应。这句“很萧红”的话来自《生死场》，来自萧红本人。同时，“她走过无数人间”也是对萧红文学意义的总括：在短暂的人生中，萧红经历了无数人的人生；在文学世界里，她写下万千人的人世冷暖；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分明感受到，这位作家的影响力不仅早已远超过她的同代人，而且还正在走过无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