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穷尽列举》：一个女性主义者母亲为何养育出“混沌少年”

近日，《非穷尽列举》在内地正式公映。这部由《初步举证》核心创作团队打造、裴淳华主演的舞台剧影像，延续了编剧苏茜·米勒一贯的法律题材与女性观照。乍一看，它仿佛是《初步举证》的法庭正义、《混沌少年时》的青少年犯罪、《都是她的错》的母职困境等诸多表达的融合；但其实，《非穷尽列举》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新设定：女主角杰西卡·帕克斯是一名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者。 故事一开始，杰西卡是伦敦高等法院的刑事法官，也是一名自觉以女性身份介入司法实践的变革者。比如在性侵案件的审理中，她尽力打破那些由来已久的刻板印象，避免对受害女性造成二次伤害；她不允许律师通过受害者有罪论来引导陪审团，不允许那种充满侮辱和质疑的交叉询问方式在法庭上通行；那些习惯于在法庭上颐指气使的男律师，往往会遭到她的语气压制……

杰西卡的儿子哈里 哈里成为一个性侵犯者，这绝对不是杰西卡的错，也不是要否定女性主义者抚养男孩的种种努力。哈里最终选择了自首，这一丝残存的良知恰恰来自杰西卡多年教育留下的底色。不过，杰西卡对儿子的“失败”教育，仍揭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个母亲，无论她秉持多么先进的理论、拥有多么自觉的意识，或许很难凭一己之力对抗一个时代的系统性力量。她可以改善自己的教育方式，可以学着更多地倾听而非灌输，可以努力为儿子提供情感上的支撑——这些都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我们不能奢望一个母亲成为全能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至。她无法时时刻刻守在儿子身边，无法进入那些同龄人聚会的现场，无法监控手机屏幕后面的每一个隐秘角落，更无法凭空为儿子创造一个健康的男性榜样。 这是理论与现实之间裂痕的另一大根源：理论可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却无法保证这些“应该”能够在一个复杂、混乱、充满变量的现实世界中完全落地。

理论

之外

《非穷尽列举》这个剧名，来自拉丁法律术语“Inter Alia”，意为“除此之外”或“在诸多事物之中”。在法律文书中，它常用于清单末尾，表明无法罗列所有可能的状况。在电影中，“非穷尽列举”首先指向杰西卡在法官、母亲、妻子、女性主义者等多重身份之间的撕扯，这也是它难能可贵的地方：并未把杰西卡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女性主义者，也无意于去标榜或宣扬什么绝对正确的理念。电影反而非常大胆地触及了当下女性主义理论面临的一个深层困境——就像那句流行语说的，“知道那么多道理，仍过不好这一生”。 由此，“非穷尽列举”也隐喻着理论本身的未穷尽之处。无论我们构建多么精密的框架，梳理多么周全的话语，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被纳入清单的，比如幽微的情感、偶然的际遇、两难的抉择、身不由己的瞬间，那些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模糊地带、灰色区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认这种“未穷尽”，不是否定理论的价值，而是让理论更好落地的第一步。 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理论落地的艰难，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壤本身的问题。在一个父权制依然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女性本就背负着远比男性更沉重的结构性负担。女性主义的推进，从来不只是女性自己的事。它需要更多男性的觉醒与参与，需要社会政策的配套与支持，需要教育体系的介入与改变，需要整个文化环境的共同转向。只有这些外部条件逐步到位，理论落地的土壤才能真正变得肥沃。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可能缓慢、可能曲折，我们应当对每一个具体的女性怀有更多的宽容与尊重。不必苛求她们时刻践行某种绝对正确的理论，这既不现实，也会给已经负重前行的她们增添更多的矛盾与内耗，让她们的某些幸福感变成负罪感。一个女性可以选择成为职场上的斗士，也可以选择将心力投入家庭生活；可以在某些时刻坚守原则，也可以在另一些时刻适当妥协；可以为了理想付出代价，也可以为了幸福感做出权衡……这些选择是具体处境下的不同取舍，而不必完全地契合某个理论，就像人不可能是完人。绝对的正确理论，不必然导向生活的绝对幸福，而有所妥协的选择，也不必然意味着失败或退步。 换言之，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进程中，应该区分两个不同的维度。在宏观层面，坚持不懈地推进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争取制度的完善与政策的支持，让那些“正确”的理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和普遍实践。 在微观层面，在面对每一个具体的女性每一个具体的选择时，只要不违法乱纪，只要是女性基于自身处境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那么，请不必用一套先进的理论去丈量她们的一举一动。在那些无法被理论穷尽的灰色地带，给予女性足够的自主权，让她们在生活里找到既能安放自己、也能感到快乐的平衡点，何尝不是一种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