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启蒙之光：十八世纪英国女性与启蒙运动

提起启蒙运动，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伏尔泰、卢梭等男性思想家，是自由、理性、变革这些宏大的词汇与叙事。实际上，启蒙运动中还隐藏着极易被忽略的光芒，即十八世纪女性对启蒙运动产生的影响。这一视角正是基于启蒙运动揭示的社会本质，即社会本身是可变的；人类身处其中，应首先被看作社会存在。

《十八世纪英国女性与启蒙运动》聚焦女性在启蒙运动中的核心作用，以思想史与文学批评的视角，重新勾勒十八世纪英国社会进步与性别观念的互动图景。

作者凯伦·奥布莱恩细读经济学、神学、史学与文学文本，一方面破除“启蒙即反女性”的刻板印象，指出启蒙思想为女性平等提供了关键理论资源，为十九世纪女性主义奠基；另一方面揭示启蒙话语如何为女性打造新的道德力量，使她们得以积极进入公共领域并反向塑造启蒙。

十八世纪英国女性与启蒙运动

〔英〕凯伦·奥布莱恩著

郑冰寒董关鹏刘力玮译

女性同男性一样，有着自己的历史

在启蒙运动之前，西方社会普遍把女性困在家庭和宗教的固定框架里：她们的角色被圣经定义、被家庭束缚，仿佛生来就只能相夫教子，和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毫无关联，甚至不被看作独立的社会成员。而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变革打破了这一僵局。

社会不仅能够通过自我驱动达到经济繁荣，还能借此取得道德关系、教育与文化上的进步。根据这一启蒙运动观念，本书对女性作为社会调查作品的主题和作者进行了剖析，并首次提出以下观点：女性同男性一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她们并非一成不变的生物，其在圣经经文与家庭中承担的角色也并非百世不易，而是与时俱进的。

实际上，十八世纪的作家日益确信：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是其历史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一些作家认为，他们时代女性的低教育水平有碍于进一步的社会改进。这并不是说人类社会性历史调查与女性历史化催生了我们现今所谓的女性主义（即于十八世纪末首次提出的、为女性提供平等公民及政治权利的要求），而是说启蒙运动哲学与历史研究为理解社会性别结构创造了一种语言与框架，这也是十九世纪女性主义的必要条件。为体现这一转变的规模，本书将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内容悉数涵括其中。

本书追溯了女性重要地位的转变、女性作为社会存在参与启蒙运动的深度，以及女作家叙写其社会地位时日益增长的自信。

启蒙运动中的

那些

女性力量

本书作者细读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等文本，通过凯瑟琳·麦考莱、玛丽·阿斯特尔、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女性作家、史家的作品及其思想，以及大卫·休谟、爱德华·吉本、伏尔泰、马尔萨斯等男性思想家作品中关于女性思想和道德的论述，探讨了女性作家在英国启蒙运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

凯瑟琳·麦考莱是一位畅销史学家、教育学家，著有《教育书简》，该著作详细分析了道德认知的过程，探讨了教育和风俗现状导致个人身份的扭曲和过度性别化，并阐述了女性教育在推动文明进步方面的潜力。

凯瑟琳·麦考莱

作者通过详细解读麦考莱的历史著作，证明她试图借鉴启蒙思想（特别是休谟思想）中有关社会和经济力量塑造历史进程的内容，将古典自由主义观念现代化。她反对休谟等人的立场，重申洛克社会契约论中反抗权的观点；提倡将理性自我修养作为获得公民身份的条件，并强烈暗示女性也应享有公民身份。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公认的欧洲最早的女性主义伟大作家，著有《女权辩护》一书。她深受麦考莱的影响，将英国启蒙运动用来描述风俗与推测性历史的语言用于抨击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贬抑。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沃斯通克拉夫特尝试扭转启蒙运动的思潮，即以社会效应（而非道德内涵）为风俗评判准则，且将女性气质视为等级或先赋社会身份。这种思潮在现代作家对骑士精神的描述中达到了极致，并被卢梭采纳，以描述女性对男性公民诞生所起到的支持作用。在大多数女性前辈主张通过慈善行为来实现公民融合的时代，她是英国第一个主张女性的“私人美德”必须与“公共利益”紧密联系的人，她认为无论是单身还是已婚女性，都应该在国家中拥有公民身份。

对于上述女性作家来说，只要女性仍生活在黑暗时代，文明充其量只是一个半成品。女性拥有历史的发现赋予一众女性撰写历史的勇气，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对欧洲奇特历史持有独特的洞察力。她们不仅撰述女性生活史（尽管到十九世纪初，这一题材已数不胜数），还书写了欧洲的风俗、文学与艺术。

此外，书中还探讨了享誉国际的女性知识圈“蓝袜社”（Bluestockings，得名于该圈子的其中一位男性客人受邀出席夜间聚会时，穿着休闲的蓝色羊毛袜）的宗教背景、学术网络和社会影响。在富有的社交名媛兼作家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的引领下，这个女性群体向公众展现了女性的理性力量与社会影响力。

目录一览

致谢

导言社会进步

第一章英格兰圣公会辉格女性主义（1690—1760）：自爱、理性与社会仁爱

第二章从野蛮人到苏格兰女性：女性气质的历史

第三章罗马、哥特与中世纪女性：女性身份的历史化（1750—约1804）

第四章凯瑟琳·麦考莱的英国史：自由、文明与女性历史学家

第五章沃斯通克拉夫特笔下的良好风俗与片面文明

第六章历史中的女性与人口中的男性（1760—1830）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作者简介

凯伦·奥布莱恩，英国杜伦大学现任校长与校监。主要研究领域为启蒙运动与十八世纪文学。著、编有《启蒙叙事：从伏尔泰到吉本的世界主义史学》《英伦小说史：1750—1820》《剑桥爱德华·吉本指南》等。

译者简介

郑冰寒，英国杜伦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期刊《翻译研究》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与口译研究、认知翻译学等。著、编有《英译汉过程中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口笔译实证研究：后结构视角》等。

董关鹏，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东西方文明互鉴、国际传播等。编、著、译有《新闻发言人全书》《媒介化政治》和《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等。

刘力玮，英国杜伦大学翻译研究硕士，曾任职于联合国司法管理办公室、广汇集团，现就读于西班牙IE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节选自本书“导言”中“社会分析的自由主义”一节）

本书论及的大多数作家都主张或实践对女性惯常的待遇与教育进行合理分析，其中不少贡献了自己的笔墨，这是为了理解乃至改变他们当时所处的文化。对于用以理解女性的道德词汇与社会词汇，少数作家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复盘与反思，手段之一便是从哲学或文学的角度对社会制度进行颠覆性构想。曼德维尔是其中的头面人物，他着力描写了女性的谦逊、贞洁、智力与性剥削等问题。

后世作家，无论男女，几乎都矢口否认自己喜欢或赞同曼德维尔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品值得在此讨论的原因有二：首先，它们深刻影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再者，它们让十八世纪的读者得以窥见博学自由主义的部分内容，即欧洲大陆学者遗留下的、探索道德价值相对性的丰富传统。长久以来，在英国社会谈论道德时，女性的贞洁与谦逊始终占据一席之地，而且从十七世纪末起，其比重更是与日俱增。因此，博学自由主义传统无疑与女性观有些许关联。

十七世纪初，伊壁鸠鲁思想复兴，该传统由此起源，而后在理性探索传统知识的过程中，又乘笛卡尔主义传播之势蓬勃发展。十七世纪的思潮名目繁多，但唯有这股思想潮流驱使欧洲哲学家对人的本性加以思索，研究其行为背后的心理、道德与宗教基础。与此同时，它还促使哲学家将女性看作社会存在的一部分。玛丽·德·古尔奈所著《男女平等》（Egalité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1622）一书就是极佳的范例，作者与博学自由主义者圈子的知识交流正是这部著作的成因之一。

皮埃尔·贝尔本人可能也被归于这一传统。据戴维·伍顿所示，他对性道德话题态度开放、兴趣强烈，并且令他同样感兴趣的话题还有宗教所规定的严格性道德与自然冲动之间的矛盾程度。伍顿说道，贝尔对女性的性自由和卖淫等问题采取自然开明的态度。在《历史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1697年首版，1702年第二版）中的“帕坦”（Patin）词条，他向读者揭露了社会要求女性坚守贞洁的伪善，这种要求导致女性对公众羞辱的惧怕胜过内心与生俱来的良知，以致堕胎或杀婴之举。《历史批判辞典》一书于1710年译入英文，并于1734—1741年重译，在十八世纪早期的英国掀起热议。

贝尔的“女性主义”（按照伍顿的说法）可能对吉尔伯特·伯内特等相熟之人产生了影响（第一章将做讨论）。贝尔曾隐晦地叙述宗教怀疑论与伊壁鸠鲁式的社会愿景（包括女性社会成员），曼德维尔在鹿特丹求学时也许曾师从贝尔，他的作品则将其中的多数风味与些许实质传递给英国读者。

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曼德维尔迁至伦敦行医，并在途中加入辉格党，声援光荣革命、新教继承与有限君主制。他在1723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中曾提及杀婴，内容与“帕坦”极为相似。书中描写了一位年轻时尚的女性被“手段高超的欺诈者”引诱后怀孕，而后被抛弃，绝望之下杀死孩子的情节。曼德维尔评论说，由于社会对女性吹毛求疵，百般挑剔，她们身负枷锁而难以喘息，又不得不全心全力维护个人声誉，以至于她们或许会选择铤而走险，堕胎或杀婴：

所有母亲都自然而然地疼爱子女：但这种爱属于一种激情，而所有激情的核心都是自爱，所以它可能为任何一种更高级的激情所压制。如果没有外界干预，这份自爱或许就足以让她爱护抚育后代。你我所知晓的普通娼妓，几乎不曾杀害儿女……这并非出于仁爱或道德，而是因为她们更不遵循礼法，也不甚惧怕羞辱。

以十八世纪的标准来看，这次对禁忌话题的探讨十分大胆。更重要的是，对于因社会所构建的羞耻感而行动的母亲，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同情。这也让人想起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1722）中的段落：摩尔与人重婚，与他人姘居，并以此为生，她对羞耻早已无感。但她说道，她绝不会流产，或“托人照顾”不想要的孩子，从而变相地致使婴儿殒命。

曼德维尔此处的论述并非有意支持女性，主要是为了解释一种自爱（女性对孩子的自然爱意），如何为另一种更强大、由社会所浇铸的自爱（如对羞耻感的恐惧）所战胜。他撰写《蜜蜂的寓言》有着更宏大的目的，即将贝尔的观点进一步拓展，全面呈现伦敦等现代城市中居民真正的生活方式——人生来是无道德的，且热衷于享乐。人对自然欲望的控制有利于社会共同利益，但这种控制并非依靠宗教规定，而是基于法律约束。

丛书简介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由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主编，汇集了二十世纪前后人文领域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典著述之精译，涵盖人文各学科、各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既注重学术性与专业性，又强调普适性与可读性，意在使读者尽可能丰富地感受到人文研究的多彩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