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岁月娟妍：一位跨越两个世界的女性

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山乡与战火连绵（1939-1949）

甘霖是浙江省嵊县西南侧的一个大镇。据《嵊县志》载，清康熙年间，此处称两头门镇。嘉庆初年遇大旱，县邑沈谦前往南门天兴潭祈雨，返至两头门时，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有诗云“龙游化甘霖，与世为丰年”，为示纪念，镇名遂改为“甘霖”。（民国《嵊县志》卷二）但一个吉祥的名字，并不能长久护佑一方百姓——至少对于1939年出生的金妍（化名）来说，彼时的甘霖镇并非太平之地。

1937年11月，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侵华战火自此烧到浙江境内。同年年底，杭嘉湖地区宣告沦陷，日军由此固守钱塘江以北，与中国军队隔江对峙，这种角力抗衡的局面持续了三四年。为巩固对京沪杭核心区域的占领，日军于1941年4月19日发动宁绍战争。为策应登陆计划，日军先于同月16日从杭州方向分三路向诸暨进发。其中右路军于20日在诸暨十二都村附近遭国民党守军围攻。23日该部残军突围，窜入嵊县地界。这支溃逃的日军，让甘霖镇，也让金家第一次直面外寇。

《嵊县志》记：“4月23日，日军一股自诸暨窜至嵊县富润、甘霖等地，杀戮数十人，焚毁纱厂1家、街屋数百间、汽车3辆。”（嵊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嵊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汹汹日祸当前，大批居民选择“跑反”。金的父亲留在镇上看护家产，母亲则抱着年仅两岁的她逃往乡下，暂居外婆家中。金妍对这场流徙并无太多印象，只是后来听大人讲：“老远就能望见镇子在着火，小孩就晓得没家了。”所幸日军只是路过，未有久踞，金家很快便回到镇上。

次年5月，浙赣会战爆发。嵊县地势扼要，“居高临下，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概”，在攻势中首当其冲。7月14日，嵊县沦陷。9月19日，日军在甘霖镇设置据点，“尽毁镇西骆家大路村民房39户、140多间”。然而，日本以杀人盈野得土，却不可能以杀人盈城治民，战事稍歇后便做了些“宣抚”工作，没有一再为难甘霖居民。逃难的人逐渐重返故土，经营着生计。私下里，人们称当地日本军官为“神经队长”，传闻他四处搜寻年轻女子，吓得女人们不敢出门。抵触与恐惧以这般戏谑的方式，融入了日常。

1945年8月16日，踞嵊日军离境投降。未等民众喘息，内战的烽火又起。嵊县地处国统区后方，尽管周边山区活跃着一些游击队，但县镇仍被国民党政权牢牢掌握。金妍在大人之间的闲谈中隐约听说，共产党在甘霖也有地下工作，有户人家将厨房用作联络点，但后来被驻军发现，那户人家便也“凭空消失”了。

人们往往对“经常性”日程印象模糊，却记得住那些“突发性”事件——尽管那些日复一日才构成人生的大部。嵊县解放时，金妍不过是个十岁的小女孩，幼年经历大多难以忆起。对于战争，她印象最深的是居高临下、呼啸不止的飞机。钢铁带来的是冰冷，是恐惧，是无差别的毁灭。飞机轰炸这类“突发性”事件，金妍记得的就有两次。其中一次，她是这样回忆的：

我背着你舅爹爹，背着在学校里玩。学校操场后头有塘有井的，就在学校后门那里玩。完了飞机就很矮很矮，我就背了我那个弟弟，就赶忙往家里跑。这些人嘞，也还真能想得起来，（房子）不有个大堂吗，大堂前有四方的桌子，在上面放许多床被子。人呢，躲在桌子下面。我比我弟弟都要大七岁呢，那时候（我）也好几岁了。

战争之下，是不停地征兵抓丁。金父也曾被迫参军，在宁波服役。所幸因识字，“会写东西，写得好，毛笔字”，没有上前线，只在后方负责内勤。军中卫生条件极差，许多人身上生疮，相互传染，金父也未能幸免，为此“居然让他回来了”。难以想象，若是金家的“顶梁柱”在战火中被摧折，金妍的命运又将何等坎坷。

兵祸之外，民生亦凋敝。战乱之下物价飞涨，嵊县地区曾多次发生严重的米荒，米价腾贵，居民“已多饔飱不继”。（《嵊县米价腾贵》，《上海宁波公报》1940年6月14日，第3版）金妍回忆：“真有饿肚子的人，碗都没有的都有，家里碗打破了，大概还是没有钱买，等家里人吃过了他再吃。”嵊县一带还以“强盗”闻名，是民国时期江浙“匪盗的策源地”，黄炎培称其为“匪窟”。（黄炎培：《之东》，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当地民风彪悍，世道将人“逼上梁山”，连绵山区又为他们提供了栖身之所。强盗“盘踞在诸嵊的深山中，专事抢刼，掳掠”，绑票大案屡登各报，惹得全国风雨。（《荣德生被绑全案大白，匪分上海嵊县两帮，赎价共达卅九万五千美金》，《申报》1946年7月8日，第4版）当地将土匪绑票称作“请财神”，小镇上人人自危。金家附近商铺老板的家人就被“请”过，花费巨资才被无恙送回。

金氏出生的1939年，嵊县尚有425700人；至1942年，已降至385911人；到1948年，仅余379528人。持续的战乱带来社会动荡，大量居民背井离乡，嵊县人口流失严重。普遍的苦难，招致群体的困顿，人们迫切渴盼着新世界的降临。

憧憬与现实需要（1949-1956）

1949年5月22日，嵊县解放。此前是旧世，此后是新天。她对新时代最深刻的印象来自教育。

金家虽说不在贫困线下挣扎，日子却也过得很拮据。金父在镇公所里当会计，母亲则没有正式工作，四处做着临时工，如在镇上的赶集点帮商贩“称秤，给他们收账”，报酬全凭商贩“看着给”，“没有规定，完全看大家淳朴”。家里的经济状况，用金妍的话说：“苦嘛，但反正也没有饿肚子。”1950年，家里无法负担学费，金妍读完初小（初级小学）后没能继续学业。但解放后政府出台了新的教育政策，贫家子弟可以免去学杂费，再念上几年。班上的老师发现金妍没去报名，便打听乡里，摸上门去，让她把高小（高级小学）读完。

高小毕业后，金妍没能去读初中。甘霖镇上没有中学，她愿意每天走上两个小时，去隔壁镇子求学，但“那样都没去念成”。虽说重男轻女的社会观念已经改善，但并不意味着乡民会将一位女人视为家族未来的出路：“反正我爸我妈，只要（日子）过得去，还是叫我去念书，还是要认识几个字，不过也不想我念多了。”辍学时，金妍也才十三岁，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已经知道父母不易，知道世事维艰，知道作为家中长女应负有“很大的责任”。她“想着给家里干点事”，开始四处帮工，补贴家用：

有些临时的事情都去搞一点，反正我跟老奶奶也搞在一堆。我家对门卷烟的，也能去帮忙。反正什么活都干。那个烟叶子可呛人，把茎抽出来，一坐就坐一天，我就坐得住。那时候真不怕苦，我大腿里现在还两个疤呢。我跟我表姐，她比我大一岁，我们好几个人去收茶叶，走五六十里路，晚上到家腿都红的。第二天她们正常了，我都不得去了。人还是能受苦，五六十里居然还是去了。

金妍回忆这段往事时，反复提到她“晓得要工作，晓得要饭碗”。这种紧迫感，源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压力，以及家庭的实际困难。怀揣“找事情做的愿望”，1954年的冬天，十五岁的金妍离开了甘霖，去往北京。她投奔的是大姑妈的第三个儿子，她唤作“表哥”。表哥的父亲因为战火的阻隔，多年困在东北。表哥被托付在金家留宿过几年，由金父操持上学食宿的事情。表哥穷且益坚，靠自己的打拼，在金投奔的那年，已成为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位科长。

在此之前，金妍最远只去过几十里外的嵊县城。此番北上，她先坐汽车到上海，再转火车颠簸几天几夜，“天蒙蒙亮才到北京”。表哥感念金家恩惠，投桃报李，热情接待了她。然而金妍年纪尚小，并未顺利找到工作。不愿回乡但又无事可做的她，在表哥的安排下又去念了书，进入北京市第五十六中学。金妍复学的日子不算长，仅过一年，表哥因工作调动要去往外地。金还未成年，一人在外漂泊，命运紧紧地将她与表哥捆绑。她决定要和表哥一同离开北京，“去找事做”：

以后，我表哥要调动了，可到哪里去吃饭？可也真是天数。今天刚来（消息），要到西安，车票都买过了，（表哥）问我去不去。我那时候晓得问他，西安那里可能找到工作不？首先问了这个事情，晓得要工作，晓得要饭碗。我表哥讲，那工作好找些，一个新开发的城市需要人。第二天，不是到西安，到南京了，就有那么快的（变动）。回头我就来到了南京。

金妍到达南京，已经是1956年初。在金陵草草过了春节后，表哥将她安排进华东地质学校干部培训班学习。华东地质局是国家地质部1955年建立的部门，为满足共和国重工业发展的需要，承担苏、浙、皖、闽等省的地质测绘与勘探任务。金妍赶上地质队的草创阶段。集训班中有许多复业军人，“文化都不高”，读过几年书的她反而显得突出。抓住机会的金妍，在六月份结业后，正式成为地质局的一员，被分配到一支在安徽省贵池县周边勘探的地质考察队中。她在日记本中抄下：“祖国各处都是春天，革命者到处是家。”

1956年，金妍于地质学校培训班结业时所摘《毕业短歌》

终于，金妍实现了她的工作梦。

运动与辗转腾挪（1956-1985）

在贵池，金妍先后在华东地质329队、328队中实习，但待的时间都不算长。地质队生活环境简陋，“有的连个宿舍都没有，329队住在老百姓家里，328队倒还有几个房子”。到地质队不久，她参加了集体培训，最终负责给队里记账。她这时掌握的会计技能，奠定了之后的工作方向与人生轨迹：“慢慢学，反正又不难。自己书都没买，找人家借本书看看。另外靠眼睛，看到人家怎么干的。”

除了习得会计技能，在地质队短暂一年的日子里，对于金妍来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结识了后半生的伴侣。徐胜（化名），比金妍年长五岁，吉林长春人，在地质队中担任随队医师。经隔壁院的夫妻介绍，两人相识相爱，“觉得对方还不错”，一年后在一众队员的见证下，“简简单单就结了婚”。金妍笑称这段姻缘是“千里一线牵”。

由于“单位有些还正在建的过程，没投入生产”，地质队里人浮于事，队内提出可以根据意愿调剂工作，两人商量后决定离开。1957年9月，他们被分配到安徽省安庆市下辖的岳西县城，“支援当地建设”。金妍留在县里的百货公司当出纳，医术精湛的徐则被吸纳进防疫站。徐曾就读于大连医士学校，在校期间还随志愿队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参与了三个月的反细菌战”。这段“红色”经历锻造了他奉献的品格。

到岳西后，他选择带队去“更下面”治地方病：“你爷爷分是分在防疫站，可是他一直在下面，到了大山里。”在乡间治疫是个漫长艰苦的过程，“一下去就要好几个月不着家”，“一年大概也就一次两次见”。这样的日子从1957年持续到1961年。新婚不久的金妍，需长期忍受与爱人分隔两地之苦，独自操持家庭。她称这一时期的徐是“踏遍青山人未老”。尽管生活很苦很难，她言语中却少有哀怨；相反，总会谈到丈夫的付出，谈他对医疗事业的全身心投入：“你爷爷，就在大山里搞那么多年。说实话，他比我付出的还多。”

徐胜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心直口快，豪爽正直。直率的性格，给他带来许多朋友，也惹来不少“敌人”。金妍说他是口无遮拦，用方言讲是“嘴里没个数”。后来，徐替朋友仗义执言，“和领导关系搞差了，一下子把他分到最下面了”，金妍也跟着在1961年“下放”到了青天公社。

青天公社，现为青天乡，地处岳西县西北边陲，是个山多地少的穷困地区，交通极为不便。20世纪70年代，曾有相关部门到此调查，发现有相当多的居民“常年过着缺衣、少被、缺油、无盐的贫苦生活”。（郭崇毅：《诤友之言》，内部发行，1996年）当地医疗条件奇差，在徐到来后，整个公社也才有两位医生，“一个用中药剂，一个用西药剂”。徐一来便成为青天卫生所的负责人，金妍则顺理成章当上所里的会计。在青天的日子，于他们而言是“艰难而简单的”。她回忆道：

（我们）住在卫生所那里。先有点小房子，后来房子又归了公社。有人重新（在）对面盖了几间房子，回头（我们）就搬进来，没想到都是泥巴的墙，砖都没有烧，也不扛水，最后不就塌掉了吗。塌掉了修修整整还住了。讲出来笑话，哈哈哈，那时候条件真差。

金妍的会计证和聘任书

1966年，“文革”在全国铺开。5月26日，岳西县委发出通知，号召干部群众投身运动，青天也闻风而动，声讨会、大字报如火如荼。尽管两人没有在斗争中站队，但因徐和公社书记关系不错，加之喜欢“侃大山”，就被“造反派”盯上。他被抓起来关上，逼其“承认罪行”。但是“一承认，就要交代别人”，徐“不愿意乱咬人”，就被用牛绳子“反着吊，脚手吊在房梁上”，“结果绳子还开了，人那么高掉下来，好久没有回气”，所幸身体终无大碍。一方的医生只管救死扶伤，却被拎出来“武斗”，还要“游街”。“运动”避无可避，弄得金妍提心吊胆。促成两人最终离开青天的，是一则谣言。有人诬陷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贪污。金不怕查账，找来其他单位的会计当众核对账目，“一清二楚，一分也不差”。真相大白后，她与徐商定调离青天。金先行搬走，几个月后，徐等来接替的医生到位，也跟着离开。两人转到岳西县下的主簿区。

1969年，夫妻两人先后调入主簿医院，但在这里也只待了十年。一次手术中，徐作为助手参与，不料发生医疗事故：“当时有个纱布块留在病人肚子里，主刀的最后又把它缝进去了。”病人术后高烧送医，才发现问题所在。主刀医生面临追责，为摆脱干系，向调查组诬告是徐所为。徐当场拍了桌子：“你看到我把纱布放到他肚子里，那你为什么不阻止我？”这场闹剧最终没有过多牵涉，却也惹得多方不快。“这个事情后面，有人还想把责任按到你爷爷头上，有人劝我们，说有人要搞人，我们觉得不能待了，就调走了”。

托单位安排，两人这次直接离开医疗系统，转入主簿镇的气象部门。当地曾经参与国家501工程建设，设有一处华东区域中心气象台，后期因工程宣告结束，只留下气象台留守处。1980年至1985年间，他们便在留守处工作。1985年，留守处撤销，两人被分配至安庆市气象局。至此，天南海北都走过的金妍，告别了颠沛辗转，在安庆扎下了根。

照理说，江南生养的女子，应当温婉。金妍的确“很好说话”，面对他人的攻讦，她最大的抗议居然只是不理睬，“和不讲理的人，我就不睬，我就不理他”。也是因为她耐心地多方协调，脾气火暴的徐才没有惹上大的事端。但她骨子里又是坚韧的。有人总结过嵊县人的性格：“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所以嵊县的民族性是强悍刚直、刻苦耐劳，他们都好斗，只要是自己理直气壮的，他们绝不甘心屈服或示弱于任何人前。”（黄宝容：《浙东交通孔道：战斗中的嵊县（报告）》，《中美周刊》1941年第25期）这份坚韧，让她从小就知道要替家里分担，一个人埋着头前往千里之外寻找工作。在青天与主簿的二十余年，三个孩子接连出生，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忍受枯燥的家务之劳。但当我——她的孙子问起生活苦不苦时，她竟觉得“蛮充实”。

金妍“光荣在党五十年”的奖章

家史写到1985年，既是金妍本人的要求，也有我的考量。在这一年之前，她从未在一个地方驻足太久；而安庆，是她颠沛流转的终点站。她在这里遇到了好单位，遇到了一群友善的同事与朋友，从此安定地经营着自己的小小天地。

回顾她的前半生，那些遭遇与挑战，放在宏大的历史脉络中微不足道；但对于牵涉其中、活生生的人来说，却有攸关命运的分量。不然她也不会发出“命不该绝天不弃”“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叹了。听她讲述这些略带惊险的故事时，不免后怕：若这位半生漂泊的女性，在历史长河中稍转一次舵，做出与今相悖的选择，如今安庆的这个小小家庭，或许早已驶往别处。

金妍是一位普通的女性，人生履历上并无格外突出的成就；但于我而言，她一肩挑起了一个大家庭，绝对称得上伟大与不凡。每个人都有自己细致独一的生活，却又处处泛着时代的涟漪。这篇口述史，希望能借助这位跨越两个世界的女性视角，回望华夏大地数十载的风雨，看见一代人如何在历史洪流中，奋力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