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笔下的男人不是神经病，却是他笔下女性的对立面

今年是英国籍美裔作家亨利·詹姆斯（1843年4月15日-1916年2月28日）逝世110周年。4月15日是他的诞辰纪念日。本文节选自美国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的《三重思想家：文学随笔十二篇》一书，文中对亨利·詹姆斯及其作品作了详细的评介，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原题为《含混的亨利·詹姆斯》，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亨利·詹姆斯

一

讨论亨利·詹姆斯的含混，合适的起点或许是《螺丝在拧紧》。除了《黛西·米勒》，《螺丝在拧紧》似乎是詹姆斯最吸引普通读者的作品。在表面的惊悚故事之下，它或许还掩藏了另一个惊悚故事。我不知道这是谁最早提出的观点；但我相信，第一个论述这个观点的是埃德纳·肯顿小姐，她对詹姆斯的作品有深刻的洞见。水彩画家查尔斯·德姆希显然是根据这种阐释为《螺丝在拧紧》画了一组插画。按照这个观点的说法，作为叙事者的家庭教师是性压抑引起的神经症患者，她见到的两个鬼魂不是真正的鬼魂，只是她的幻觉。我们且看故事的进程。这个故事据说是家庭教师本人所写，但它开头有一个序幕，从一个男子那里我们获知了她的一些信息，在故事时间开始时，她是他妹妹的家庭教师。他解释说，这个家庭教师是一个贫穷的乡村牧师最小的女儿，他的印象是“非常聪明友好……我见过的最令人愉快的家庭教师”，“值得拥有”。（用听起来像是恭维的描写开头，然后引出邪恶的角色，这是詹姆斯的常见手法，我们已不觉奇怪。）她需要工作，就来到伦敦应聘。她发现有人想招家庭教师，教育父母双亡的侄子侄女。“潜在雇主是一个正值盛年的未婚绅士；对于一个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急着找工作的年轻女子来说，除了在梦中或在旧小说里，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主人。”显然，她彻底爱上了这个男人。有魅力的主人给了她这份工作，条件是她全权负责教两个孩子，从此不用他烦心。就这样，她来到孩子们寄留的乡下庄园。那里还有一个管家和几个家仆。

家庭教师发现男孩退学在家，她没有问具体原因，但她无端猜测可能是出了坏事。她得悉前任离职后死了，具体情况没有解释，但叙述方式似乎同样奇怪。她发现一起生活的管家善良但不识字，两个孩子看起来天真迷人。在庄园周围漫步时，她会情不自禁地想，要是有人突然在附近出现，要是看见主人刚好从伦敦回来——他就站在那里，年轻英俊，满脸笑意，颔首赞许——该是多么快乐的事。

她再也没有见过男人，但她的确遇到了鬼魂。男人的面容还生动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之时的一天，她走到户外，抬首回望庄园，看见塔楼上有一个男子的身影，但那不是主人。不久，在一个下雨的周日傍晚，那个身影再次出现。这次距离更近，她看得更清：他穿着入时，但明显不像个绅士。当晚管家见到她，像遇到鬼一样：“我好奇她为什么会如此害怕。”家庭教师告诉管家说看到了鬼。她把那个鬼影的样子描述了一遍，管家对她说，与主人过去的一个贴身男仆相符，他在塔楼住过，有时会偷穿男主人的衣服。他是个坏人，过去常常“与小男孩玩……把他也带坏”；后来发现他死了，是从酒吧出来，好像滑倒在冰面——不知是不是谋杀。家庭教师不假思索就认定他是回来继续纠缠孩子们的鬼魂。

不久，家庭教师带着女孩弗洛拉来到户外，弗洛拉独自在湖边玩，她在补衣。她突然觉得湖对岸还有个人影。但她还是立马收回目光去找弗洛拉，她发现弗洛拉也正朝湖对岸转身，背对着她，她注意到弗洛拉“捡起一块扁平的小木板，上面有一个小孔，似乎向她暗示，可以插进一根像是桅杆的小木条，做成一条小船。我看着她的时候，她似乎正专心地想把小木条插进小孔”。女教师“松了一口气”，才敢抬眼望向湖对岸：她看见一个女人“穿着黑衣，面容惨白，十分恐怖”。她断定这是前任女教师。她去问管家，管家告诉她，上一个家庭教师是个已婚女士，与主人的贴身男仆有染。家里的男孩爱与那个男仆出去玩，事后还矢口否认。这个家庭教师于是断定，男孩肯定知道那个男仆和前任女教师的丑闻——男孩和女孩都遭他们败坏。

我们且注意，除了这个家庭教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还有人看见过那两个鬼魂。她相信两个孩子看见过，但也无所依凭。管家坚称没有看见；吓倒管家的人显然正是这个家庭教师。两个小孩变得越来越神经兮兮，明显也是因为这个家庭教师所为。我们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角度还可看到，家庭教师对女孩玩木片感兴趣这个场景别具深意，先是男鬼在塔楼显形，后是女鬼在湖面显形，其中也有丰富意蕴。似乎只有一个场景，与此论点——鬼魂只是这个家庭教师的幻觉——不相吻合：当她对那个贴身男仆还一无所知时，听了她对男鬼形象的描述，管家本应当即指出是何人。回头来看，我们看见这个场景也可能留下双重阐释的余地。家庭教师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贴身男仆，但在与管家的一次闲聊中，管家暗示过家里还有个男人，“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子”；这句话很含混，夹杂了这样一层含义：主人对现在这个家庭教师可能有意思。照此暗示，在潜意识中，家庭教师会不会把自己与前任相联系，构想出一个穿着主人服饰，但（由于受到“潜意识压力”的干预）看上去像仆人的形象，正如她所说“像一个戏子”（他会屈尊爱她吗）？那个男鬼“五官端正”，有详细的相貌描写。回头阅读时，我们发现主人的相貌根本没有描写：我们只知道他很“英俊”；在家庭教师与管家的谈话中，碰巧也有这样一笔，说贴身男仆“特别英俊”。我们不知道男鬼与主人有多像——可以肯定家庭教师也说不清。

自此家里晚上经常闹鬼。家庭教师深信两个孩子夜里起床偷偷去见了鬼，尽管他们也有合理的理由，解释他们看似可疑的行为。管家对家庭教师说，如果她真担心闹鬼，最好向主人汇报。答应过不去麻烦主人的家庭教师，担心主人认为她脑子有病；她想象“主人嘲笑她，讽刺她，鄙视她因为要她独自教养小孩就崩溃得要离职，鄙视她开始耍心机引他注意她遭轻视的妩媚”。管家听她这样说，威胁说要亲自写信告诉主人；家庭教师威胁说，要是她真写信，她就走人。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鬼魂不再出现。

但两个孩子变得焦躁不安：他们想知道叔父什么时候会来，他们想要和他通信——但家庭教师扣留了他们写的信。男孩最终直接问她何时送他回校；他暗示说如果他不是如此喜欢她，他早就向叔父告状了；他声称自己马上就要去告状。

家庭教师为此深感忧虑。有那么片刻她有离职的想法，但最终觉得这无异于将两个孩子抛弃。她现在似乎爱上了男孩。在与他谈话后，她把男孩送回学校。但一进教室，她就发现那个鬼抱着头坐在那里，看起来“很羞愧”，充满了“难言的悲伤”。此刻，家庭教师感觉到——她分裂人格中病态的那一半占据了上风——是自己侵犯了女鬼的空间：“你这个可怜的女人！”她大叫了一声。女鬼应声消失。她回到家，管家奇怪地看着她。她对管家说，女鬼受了惩罚，想找女孩一起受罪。她最终同意写信告诉主人，但刚落座准备动笔，她又起身走进男孩的卧室，发现他睁开眼睛躺着。男孩说要回学校。她抱住他，问他为什么要走。她坚持认为自己想做的就是拯救他。她自己觉得是在异常温柔地央求男孩，但这种方式让男孩觉得害怕。突然一阵狂风吹来，外面电闪雷鸣，窗棂啪啪作响，男孩尖叫起来。她跪在床边安抚男孩。她再次起身时发现蜡烛熄灭了。“是我吹熄的！”男孩说。她认为这是鬼魂在与她争夺这个男孩。她根本不会想到，男孩可能会吹灭蜡烛，只是不想在烛光下告诉她，自己在学校做了丢脸的事情。（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细节，不太适于做双重解释：家庭教师感到“一阵巨大的寒风”，但看见窗子“紧闭”。我们可否认为这只是她想象中的感觉！）

第二天女孩失踪了。他们在湖边找到她。家庭教师现在第一次公开对一个孩子提起鬼魂。“我的小宝贝，杰西尔小姐在哪里？”她问——但立刻自己回答道：“她在那里，她在那里！”她一边哭，一边指着湖对岸。管家“茫然地眨了眨眼”，问她在哪里看见了杰西尔小姐的影子；女孩给了家庭教师“一个冷漠而严肃的表情，一个前所未见的表情，像是审视我、指控我、判决我”。家庭教师现在感到她的“境况岌岌可危”。女孩情绪崩溃，浑身发烧。她央求管家带她离开家庭教师；管家站在女孩身边，示意家庭教师最好离开。但家庭教师强迫管家把女孩带走；在管家和女孩离开前，她尽量让两个孩子不见面。

现在，她留下来照顾男孩。接下来是一个奇怪而可怕的场景。“女仆和我们在一起时，我们继续沉默——我突发奇想，这就像一对度蜜月的小夫妻，住店时有侍者在旁边会感到害羞。”女仆离开后，家庭教师敦促男孩告诉她为何被赶出学校。男孩似乎突然就怕她。他最终坦白承认他对“几个人”——“他喜欢的几个人”——“说了一些事情”。这个回答听上去毫无危害：“出于怜悯，她突然惊觉他也许是无辜的。有那么片刻，她很迷惑，非常震惊，因为如果他是无辜的，那我到底算是什么？”男鬼此时出现在窗前——这张“受惩罚的白脸”。（但这真是受惩罚的鬼魂，还是正滑向惩罚的家庭教师？）她意识到男孩没有看到男鬼。“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她对着男鬼大叫。“她在这里吗？”男孩惊恐地问。（尽管家庭教师做了周密安排，他还是见到了妹妹，听妹妹讲了湖边发生的事。）不，她说，不是那个女鬼。“但他就在窗边——就在我们面前。那里!”……“是他?”他说的“他”是谁?“彼得·昆特——你这个魔鬼!”男孩环顾室内，痉挛着脸再次问。“哪里?”“他有那么重要吗，宝贝?”她哭着说，“他还那么重要吗?你现在是我的，他已经永远失去了你!”然后她指给男孩看鬼魂消失了：“那里，那里！”她边说边指着窗子。男孩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立刻惊叫了一声。她感觉他在她怀里死了。从家庭教师的角度来看，鬼魂最后消失吓死了男孩，“他无依无靠的小心脏停止了跳动”；倘若我们换个角度来研究这段对话，我们看到男孩肯定把家庭教师说的“那里，那里”当成是在回答他问的“哪里”。然而，不是劝说男孩再没有可怕的鬼魂了，家庭教师最终恰恰令他相信，他真正看到了某种恐怖，或者即将看到某种恐怖。男孩发出“一声惨叫，像一只扔进深渊的动物”。她真正是把他吓死了。

最初在美国《科利尔周刊》（Collier's Weekly）上连载的《螺丝在拧紧》开篇

我们再次把握住《螺丝在拧紧》这层意义的线索时，我们好奇为什么先前就忽视了它。但是，詹姆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白无误地透露真相，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从头到尾，几乎一切东西都可以或此或彼地进行解读。但在为收录了该作品的小说集撰写的序言中，正如基顿小姐指出，詹姆斯似乎想要给出一个暗示。他强调《螺丝在拧紧》是“纯粹的童话”——但补充说，那些鬼魂与其说是精神分析案例，不如说是巫术案例。他谈到对一个读者的回应，该读者批评家庭教师没有得到充分刻画。詹姆斯对此回应道，“一颗艺术的或反讽的心灵有片刻差点崩溃”。他说“这‘很好’……请相信，大家都认为，家庭教师把如此多强烈的反常现象和模糊印象都清晰记录下来——我这样说当然不是指她把它们解释成为不同的东西……她有这个‘权威’，给予了她很多权威……”以上的粗体是我加的：这句话似乎难以解释，除非认为是幻象（尽管这与写“纯粹的童话”的意图不太相符）。还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小说集的版本中，詹姆斯并没有把《螺丝在拧紧》和其他鬼故事编成一卷，而是和另一种类型的故事编在一起，置于《阿斯彭文稿》和《说谎者》之间——前者描写的是古玩变成了一种疯狂和威胁（我们立马就会谈到），后者描写的是病态说谎者，其妻子保护他针对这个世界所撒的谎言，其行动具备《螺丝在拧紧》中家庭教师一样的“权威”。

我们如果从詹姆斯暗示的角度回头来看，就可能从类比中得出结论，《螺丝在拧紧》主要是打算刻画家庭教师：她的忧郁和内疚的想法。从我们根据其叙事的反面角度来解读的那一刻起，她的行为举止似乎就表现出一个乡村穷牧师之女的准确而痛苦的形象。她具有英国中产阶级意识，难以接纳自然的性冲动和严厉的英国“权威”。正是靠这种“权威”，她能够将完全虚幻的、根本不符合他者最佳利益的目标强加于弱小者身上。与此相关的是，我们还须记住家庭教师的这种特殊心理，因为她们孤悬于主人和仆人之间，很可能变得内向和病态。我们听说过有些女子的真实案例，她们打开门或打碎镜子，吓坏了一家人，她们编造子虚乌有的绑架故事折磨父母。传统的打烂器皿、推翻家具的“促狭鬼”是几百年来反复出现的现象。这最初是恶魔论的一个人物，后来变成精神研究的对象，现在是公认的精神病类型。

一旦我们以此方式解读《螺丝在拧紧》，我们就能看出其中与亨利·詹姆斯其他作品相关的新意义。我们发现这是他熟悉的主题之一的变奏：失意的盎格鲁-撒克逊老姑娘。我们可以回想起詹姆斯的小说中多个关于这类女性的明白无误的案例，她们在目的和感情的动因方面自欺和欺人。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那本值得注意但很少人读的小说《波斯顿人》。《波士顿人》写的是争夺一个穷福音传道者家的少女，一边是一个来自南方的想要娶她为妻的青年男子，另一边是一个对她有同性恋兴趣的波士顿富家老姑娘。关于自己对那少女到底是什么感情，这个固执己见、意志强大的老姑娘似乎也蒙在鼓里，但她相信，她之所以想霸占这个少女，要她一直和自己生活，教她发表关于女权的演讲，阻止她嫁给那个南方青年，都是出于对女权事业的无私热情。但小说结尾读者没有蒙在鼓里；我们看到奥利夫·钱塞勒置身于一群自欺欺人的新英格兰理想主义者中。

在名叫《婚姻》的短篇中，有一个十分相同的主题。R.L.斯蒂文森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但这里明显是喜剧的处理。一个愚蠢的女子被描述为不适合结婚的类型，她十分怀念死去的母亲，依恋丧妻的父亲。为了阻止父亲续弦，她开始作梗。她去找父亲属意的女士，告诉对方自己的父亲不是人，过去是如何把她母亲害得生不如死。她成功地拆散了这一对；她兄弟骂她是疯子，她丝毫没有觉得不安，因为她相信，搅黄了父亲的续弦，正好证明自己对母亲的忠诚。

詹姆斯笔下的世界里充满了这样的女性。她们并非都是情感变态。有些是爱情冷漠，像《反射器》中漂亮的弗兰西·多森，尽管许多男人爱她，但她似乎从未真正理解约会和婚姻的意义，她好像满足于住在巴黎酒店的套房，和家人一起吃糖炒栗子，就这样过完一辈子。有些是渴望爱情，但太拘谨或被动，难以自己找到爱情，像《鸽翼》中可怜的米莉·蒂尔，她在威尼斯日渐憔悴，医生为她介绍了一个情人。

根据《螺丝在拧紧》改编的电影《无辜的人》（ The Innocents，1961）剧照

二

确切地说，詹姆斯笔下的男人不是神经病；但他们是他笔下女性的对立面。他们有办法错过情感体验，要么因为胆怯或审慎，要么因为勇敢的放弃。

难以置信的极端例子是《丛林野兽》的主人公，他最终精神崩溃，因为他意识到命中注定在世间一事无成。这类人中，有些是用反讽手法塑造，比如《欧洲人》中的埃克顿先生，就是对一些谨小慎微的波士顿人有趣而准确的描绘，他对自己一尘不染的家感到沾沾自喜、舒适安全，决心不娶在他那个新英格兰小圈子里惹是生非的女男爵。有些是用同情的手法塑造，比如《使节》中面黄肌瘦的兰伯特·斯特莱特，他人生中来到巴黎太晚。

然而，有时候，这产生了含混的效果。尽管亨利·詹姆斯笔下的反讽因素经常遭到读者低估，但有许多故事的确让我们怀疑，作者是否预见到他的男主人公如何打动读者，比如在名叫《自信》的早期小说中，那个可疑的伯纳德·朗格维尔是真的打算写成敏感而有趣，还是简奥斯丁笔下式的自命清高？这不是初登文坛的詹姆斯拿不定主意，因为詹姆斯后来作品的一些主人公以同样的方式让我们分辨不清。《弗里克桥》是詹姆斯晚年的短篇，里面一个美国青年男画家决定不娶一个美国青年女记者（詹姆斯笔下总是男人决定不娶女人），因为他怕对方大肆张扬这段恋情，结果会导致一处美丽的英国古宅遭殃，那是女记者还未见过的远亲房产，但他已先睹为快——这个故事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很显然，詹姆斯在此同意男主人公的做法。

但是我们怎样来看《圣泉》呢？这个短篇肯定是詹姆斯最奇怪的作品，发表之后立即引起英国作家欧文·希曼的戏仿；希曼的戏仿之作具有某种历史意义，因为它似乎标志着一个时间点，詹姆斯在大众读者眼里已变成极其晦涩的作家，让人觉得荒诞甚至恼怒。《圣泉》写于《螺丝在拧紧》之后不久，可以说两者是姊妹篇。我们在《圣泉》中看到同样的英国乡村庄园，同样有描写奇怪、悲伤而美丽的女子的段落，同样有在清澈明朗的气氛中悄悄反转的事件，同样引人疑窦暗生的主人公，同样几乎难解的含混。正如在《螺丝在拧紧》中，一个根本的问题自动浮现，但似乎从未得到充分回答：读者会如何看待主人公？——只不过在这里，主人公换成了一个男子。

如果像《螺丝在拧紧》一样再来分析《圣泉》，可能会让人觉得乏味——我认为，它会证明困难许多。《圣泉》不仅神秘，而且疯狂。但我相信，如果我们直探其内里，对詹姆斯会有更多的认识。丽贝卡·韦斯特在她那本论詹姆斯的小书中，把《圣泉》调侃为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周末，来宾花费了比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还多的智力，企图发现其他来宾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证明他们之间的打打闹闹就比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有趣，结果功亏一篑”。作为叙事者的来宾注意到，在他认识的其他来宾中，一对中年夫妇似乎焕发出新生，另一对年轻夫妇似乎耗尽了激情。他由此生出一个理论：他想象这两对夫妇已经形成了新的组合，年轻夫妇在用青春的圣泉喂养中年夫妇，代价是榨干了他们自己。

这个理论似乎相当抽象，詹姆斯难道真心希望我们接受它？叙事者的想象会不会服务于塑造他的形象，正如家庭教师想象的鬼魂只是服务于塑造她的形象？这个落落寡合、行为怪异的来宾继续去偷窥和质问他的朋友们，为的是验证真相与他的理论是否吻合，我们这时认定，正如我们在《螺丝在拧紧》中所做的，里面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一个是叙事者编织的传奇，一个是詹姆斯希望我们从叙事者讲的故事中推断出的现实。我们回想起《阿斯彭文稿》中的叙事者也是一个爱打探隐私、纠缠不休的记者，他想以欺诈手段获得一个老太太的私藏文稿，结果阴谋遭识破而未得逞。但在《阿斯彭文稿》中，我们如何看待叙事者，并不存在含混：詹姆斯说得很清楚，这些文稿不关这个记者任何事情，他遭拒实属应该。在《圣泉》中，作为叙事者的业余侦探也被一个极端难搞的侦察对象以几乎相同的方式挫败。“我可怜的宝贝，你疯了吧，祝你晚安！”对方在故事结尾对他说。“最后这句话，”叙事者说，“让我完全无处藏身——太难以接受了，我只有重新开启快速逃逸测试，逃到那天晚上看来很有理由预备的其他空间。即使比她多三倍的方法，我当时也难以自圆其说。我没有的是她的口吻。”他为什么没有对方的口吻？——他为什么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叙事者的行为？

威尔逊·福莱特先生是我迄今知道的唯一特别关注《圣泉》的人，他认为《圣泉》是关于詹姆斯作为艺术家之身份的一个寓言，甚至是有意识的戏仿。至于叙述的事件，叙事者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关键是在阐明他的理论时，叙事者建构了一件艺术作品，你不能按照现实的标准来审查验证艺术作品是否有效。艺术作品完成的这种现实包括了抽离经验的元素，艺术家将之以新的方式组合；在与真正的现实冲突时，艺术作品的这种现实会遭摧毁，艺术家会发现自己受到阻击。

既然如此，詹姆斯很有可能把自己放入了《圣泉》。他打算写作关于沉思的想象心灵及其创作素材的寓言。但在我看来，福莱特假定了詹姆斯具有原本压根没有的艺术真实的观念。毕竟，无论如何重组现实，小说家必须假装知道人物真正的居心。但在《圣泉》中，我们不清楚叙事者是否真正知道他在谈论什么。如果《圣泉》只是戏仿之作，那么戏仿的意义是什么？詹姆斯为什么要把艺术家塑造成被生活这个闯入者击败？

我认为，事实是亨利·詹姆斯心目中没有想清楚《圣泉》。在《螺丝在拧紧》中，詹姆斯把他的含混推至这样的地步，我们几乎觉得他不希望读者穿透隐含意义。有读者给他写信谈论《螺丝在拧紧》，他做了奇怪的答复。问及核心问题时，他的回答似乎在躲闪，轻飘飘地说成只是“为了赚快钱而粗制滥造”的过时玩意。无疑，比如在《波士顿人》中，他是希望读者如何看待奥利夫·钱塞勒这样一个人物：奥利夫这个人物有点悲剧，她很不健康、很讨厌，她被巴塞尔·兰色姆击败。但读者如何看待《螺丝在拧紧》的家庭教师，詹姆斯的确任由读者不知所措。在《圣泉》中，我们不知道这个周末来宾——尽管他无疑对其他来宾是有害的——是否被打算当成一个苛刻而敏感的文化精英，还是有一点疯狂的讨厌鬼。《阿斯彭文稿》中那个记者是个极端分子、无赖和小人；但詹姆斯笔下许多没有参与故事情节的好奇旁观者被塑造为君子，詹姆斯自承就是好奇的旁观者。可以肯定，他越来越含混。最终，在他后期小说的场景中，含混超越了底线（《螺丝在拧紧》中管家和家庭教师的对话相对说来只是温和的例子），他迫使人物之间冗长对话，他们总是彼此误解，从未屈服于这种冲动，说清一件明显可以澄清的事情。

如果《圣泉》的隐秘主题也仅仅是性欲，那会怎样？如果真正的圣泉——叙事者的朋友们一直从中汲取新的生命力——是爱，是性，而非青春，那会怎样？他们有他没有的一些东西，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缺乏经验的线索，他只能误解他们，精心阐释迂腐的理论；而他们，有生命力支持，有能力吓走他。这种理论也可能值得怀疑；无论詹姆斯是否想在其中表达，但《圣泉》中肯定有这样的构思，一个挡在爱情之外的人，只有偷窥他人的活动，贫乏地猜测他人的感情，而一旦真正接触到人际关系的活流，他将受到惊吓而崩溃。

此前，正如我说过，詹姆斯想要我们如何看待他的人物，往往是清楚的；但现在，他的作品中似乎出现一种相当病态的，并不总是客观处理的元素，似乎侵入了叙事者体内。似乎在这一刻他开始喜欢用戏剧化的形式表现自己人生的挫折，却不愿意坦白，甚至完全矢口否认。

在继续沿此思路探讨之前，我们且先从另一相关的角度来看看亨利·詹姆斯。

三

詹姆斯的这些人物是谁？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们，变得越来越不确定？

詹姆斯笔下的旁观者，或有时候他的男主人公的类型，是像其本人一样有文化的美国资产阶级人士，靠相当隐晦的商界活动收入为生，但很少参与相关活动。他们拒斥商界；他们鄙视商界的庸俗和枯燥，他们想借助欧洲的社会和艺术来丰富阅历。但他们带给欧洲社会和艺术的是羞怯、审慎、拘谨等资产阶级品质，即便他们希望老于世故，但这些清教的精神习惯还是很容易使他们觉得尴尬。他们讨厌贵族阶级的野蛮，也鄙视工人阶级的粗俗；最重要的是，他们回避文化不高的资产阶级“普通人”，那些人新近才获得财富，自我修养还有待提高。詹姆斯笔下的女人有相应的品质：她们天真、传统、相当冷淡——有时她们有弗洛伊德情结或发育停顿，有时她们遭心仪的男人冷落或无情欺骗。即使詹姆斯的主人公是英国人，他们也与这两种类型趋同。

在此，将詹姆斯的观点和福楼拜的进行比较，不无启迪。《情感教育》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莫雷是个詹姆斯式的典型人物：他敏感，谨慎，畏惧生活；他靠微薄收入为生，却自视甚高。但福楼拜对弗雷德里克的处理是无情的反讽。弗雷德里克有令人同情的地方，他的精神偶尔会闪光：但福楼拜着重强调他对弗雷德里克的终极审判。他认为弗雷德里克是害虫。

詹姆斯也有自己的反讽类型，但与福楼拜的反讽不同。弗雷德里克在一定意义上是詹姆斯许多小说的主人公，如果把经常出现在詹姆斯笔下的某些场景，与《情感教育》中有时像是回声的某些场景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见，詹姆斯与主人公的关系，往往不同于福楼拜与主人公的关系。两个作家笔下都有预示不祥的场景，我们在其中发现敏感的年轻主人公，沉溺于聚会，不断去见所谓的朋友，其实都是一些寡廉鲜耻的俗人，他们明面一套说辞，暗地一套动作，天真的主人公根本摸不清他们的意图。正如我说，我们在詹姆斯和福楼拜笔下都看到这样的情景；但区别在于，在詹姆斯笔下，年轻主人公被塑造为一个好奇的伤感人物，很可能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但在福楼拜笔下，他被无言而残酷地塑造为像是个傻子，随时准备愚弄他看不上眼的人，正如自己同样随时被对方愚弄。

如果我们拿福楼拜对《情感教育》中弗雷德里克的处理和詹姆斯对《卡萨马西玛公主》中海叶辛斯·罗宾逊的处理进行比较，从中可能发现为什么詹姆斯会对福楼拜不满。詹姆斯年轻时就认识福楼拜，读过福楼拜作品，显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和年长的福楼拜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想把严格的美学形式加诸小说之上，从而给表现现代生活的小说带来尊严和真实。但福楼拜的有些东西，令詹姆斯觉得难以接受。詹姆斯和福楼拜之间保持着长期争执的局面，他在文论中一再回到这个话题。尽管詹姆斯明显情不自禁崇拜写出了《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但在表示敬意之前，他总是设法留下在贬低对方的印象。他尤其不满《情感教育》的主题。他强烈抱怨，福楼拜的人物本质如此卑鄙，不值得浪费笔墨，或投入那么多的艺术。他说福楼拜肯定是吃错了药，才认为值得这样做。詹姆斯似乎不理解福楼拜希望笔下所有人物都“不好不坏”，似乎不理解福楼拜作品的伟大之处恰在于构成了对比人物更大的东西的批评。詹姆斯赞扬《情感教育》中阿尔努夫人这个形象：至少让我们谢天谢地，他感叹道，福楼拜在这里能够掌握好品位，巧妙地塑造一个有细密纹理的女人！詹姆斯似乎没有意识到，阿尔努夫人与其他人物一样是反讽处理——这个清高、拘谨和迷信的资产阶级夫人很可悲，只是一种失败的文明的一部分。詹姆斯把阿尔努夫人误解为一个优雅的美国女人，他为她担心，是因为弗雷德里克不是他笔下的美国主人公，一个默默共鸣、谨小慎微、值得尊敬的人。然而，福楼拜无情地鞭打这类胆小的年轻人，或许令詹姆斯感到不安；詹姆斯对福楼拜的敌意或许与此有关，福楼拜对资产阶级灵魂的孱弱无所不在的批评触及詹姆斯本人。詹姆斯晚期作品的主人公总是后悔生活过得太贫乏；詹姆斯从这些生活旁观者身上提取了他们葆有的一切悲伤而谦逊的高贵品质，一切优雅的病态美。福楼拜从弗雷德里克那里提取了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杀虫剂：在小说结尾，人到中年的弗雷德里克和朋友一起回忆，他们第一次笨手笨脚、惊恐不安地去逛妓院，作为人生的最好奖赏，这是对现代社会的谴责。

1890年的亨利·詹姆斯

然而，还有另一类现代社会，福楼拜不知道，詹姆斯知道。作为美国人，詹姆斯本身就是反常的新生事物。当然，他的童年和青少年在欧洲生活了很久，染上了浓烈的欧洲思想观念——在他眼里，那些古典时代和封建时代留下的丰碑，那些似乎保留了封建传统的王公贵戚，仍有许多光辉，相映之下现代生活太平淡乏味。但在詹姆斯笔下，昔日并不完全胜过今日，不像福楼拜笔下圣安东尼的守夜祈祷和异教军队的影响就令弗雷德里克自惭形秽。詹姆斯笔下的美国人不断声称自己反对欧洲。毕竟，弗雷德里克和值得尊重的阿尔努夫人是最优秀的纽约人和波士顿人！但在美国，他们不是福楼拜式的人物。在美国，他们的道德顾虑和自我克制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在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拥有真正的诚真——这些优秀的美国人来到欧洲后，他们会以全新的眼光打量一切。有一次在英国，詹姆斯针对一个英国女人在讨论中对他说的话大为不满，他回复道：“你所说的贵族阶级的确是那样，但每个人心目中的阶级划分完全不同。”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富豪的孙子，詹姆斯从来没有想过居然有人会认为他是中产阶级人士。伊迪丝·华顿指责他晚年不再推崇福楼拜，问他为什么说包法利夫人——他总是谴责福楼拜选择包法利夫人作为主人公——不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样是好小说题材。詹姆斯回答说：“问得好！区别在于，托尔斯泰写的是一个奢华贵族的巨大激情；福楼拜写的是偏僻地方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琐屑痛苦！”如果说包法利夫人微不足道，那詹姆斯笔下的黛西·米勒呢？难道只是因为黛西·米勒是美国姑娘！包法利夫人有渴望，有债务，有奸情，但她也是传统的人，即便她梦想走出去，她依然留在那个社会位置。对她来说，当地贵族就有很高的名望，以至于她到贵族庄园参加派对时，糖钵里的糖在她眼里都比自家的洁白精细；然而，黛西·米勒和伊莎贝尔·阿切尔这样的美国姑娘，代表一种新人类，她们在美国生养长大，不为欧洲的观念体系所接纳，不能用欧洲的观念体系来判断。她们回到欧洲后，往往忽视欧洲的社会制度。黛西·米勒觉得欧洲难以忍受：她在罗马斗兽场染上风寒，按照欧洲习俗，她原本彼时不应该在彼地。但她的故事广受欢迎，肯定是由于詹姆斯给人留下她的精神在不断生长的印象。

显然，在詹姆斯心目中，他和福楼拜之间观念的差异之争从未停息；这种冲突可能与他有时不清楚到底想要我们如何看待某类人物有关。人们谈到詹姆斯，似乎他是为了在英国扎根，才完全脱离美国，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他自早岁起就走了许多地方，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生根。他的父亲是一个漂泊知识分子，一直在欧美之间摇摆；即便在美国，詹姆斯一家也总是游弋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从祖籍来看，他们也不是新英格兰人，而是具有爱尔兰和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纽约客，他们与新英格兰没有密切联系——他们总是从更大的外面世界来到波士顿，他们对波士顿的看法是客观的，经常夹杂反讽。《波士顿人》失败的部分原因或许就是詹姆斯身上这种批评态度；这一失败似乎是一个时间标志，他放弃了变成美国巴尔扎克的初心，开始定居英国，小说题材也随之从写美国人转向写英国人。他在伦敦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喜欢住在伦敦，胜过住在纽约、新英格兰、巴黎或罗马。他在美国的父母已经去世，他的妹妹也来到英国与他同住。

《三重思想家：文学随笔十二篇》，【美】埃德蒙·威尔逊/著 李小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6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