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骂千年女德鼻祖，竟是正史唯一女性史官

提起班昭，大多数人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女诫》。这本书在古代被奉为女教经典，到了今天却成了批评的靶子，网上骂她“女德鼻祖”的帖子一搜一大把，恨不得把她钉在女性解放的反面教材上。但很少有人知道，同一个人，在正史里还有一个身份。《后汉书·列女传》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她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位参与过正史修撰的女性史官，“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

如果没有班昭，我们今天根本看不到一部完整的《汉书》。一个人身上同时贴着“女德鼻祖”和“史学大家”这两个水火不容的标签，这种撕裂感甚至让人恍惚：这说的是同一个人吗？一个写下了《女诫》的人，凭什么同时是东汉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班昭？

我们要真正了解班昭，有一个问题绕不开：在那个女人连国家典籍都极难触碰的年代，皇帝凭什么把修国史这种顶级学术工程交到一个女人手里？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开始，回到东汉，从那部《汉书》一波三折的成书过程说起。

很多人以为，《汉书》是班固一个人关起门来写成的。这就把修史想简单了。最早动笔的根本不是班固，而是他父亲班彪。班彪生前搜集整理了西汉的大量史料，撰写了《后传》数十篇，为《汉书》打下了底子。他去世后，班固接过手稿，在父亲的基础上重新规划体例、扩充内容。后来班固也去世了，他妹妹班昭又接过了他未完成的部分。父亲班彪、儿子班固、女儿班昭，班家两代三口人，前后接力了近四十年，这部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才算最终写成。

具体来说，最早动笔的，是班昭的父亲班彪。班彪是东汉初年有名的史学家，他不满当时流传的各种西汉史料错漏百出，在司马迁《史记》之后继续广泛搜集整理，撰写了《后传》数十篇，为后来的《汉书》奠定了基础。班彪去世后，儿子班固接过手稿，在父亲《后传》的基础上重新规划体例，决心写出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来完整记录西汉，这一写就是二十多年。到汉和帝永元初年，全书的“纪”和“传”部分基本完工，但最考验功力的八“表”和《天文志》还只是个框架。

如果一切顺利，班固再花上几年功夫，这部巨著就能完整面世。但历史没给他这个“如果”。永元四年（公元92年），大将军窦宪因谋逆之罪被汉和帝逼令自杀。班固曾随窦宪出征北匈奴，担任中护军。窦宪一倒，他作为窦宪的旧部，自然脱不了干系，被株连投进了大牢。更要命的是，收捕他的洛阳令种兢跟他有旧怨，进了监狱的人落到仇家手里，种兢趁机落井下石，严加拷打。班固很快便惨死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班固这一死，《汉书》几乎被判了死刑。原因有三。

第一，全书最核心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写完。根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班固去世时这部分“遗稿散乱，未竟而卒”，满朝上下没人能理清头绪。八“表”是梳理西汉王侯将相、百官沿革的骨架，没了它，书就散了。《天文志》更是块硬骨头，需要精通天文历法才能下笔，满朝找不出几个能写的。

第二，班固是戴罪之身死在狱中的，他的书稿随时可能被朝廷当作罪臣之物销毁。

第三，就算侥幸留下来，那些散在各处的遗稿，除了他自家人，外人根本理不清头绪。

这几个绝境叠加在一起，满朝上下竟没一个人能接这个活。按理说，这部书很可能就此中断了。可汉和帝心里清楚，一部贯通西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一旦湮没，损失远比惩治一个班固大得多。何况此前并没有人做过这种体例的尝试，班固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内容，就此废弃太可惜了。既然满朝文武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就把目光投向了班家。班固写了二十多年，最熟悉这部书体例和材料的，一定是他的家人。班固没有儿子，也没有其他能接手的男性子嗣，唯一有可能接手的，就是他的妹妹班昭。而班昭当时已经在宫里有不小的名气，她经常被召入宫中，给皇后和贵人们讲解经书，宫里人都尊称她为“曹大家”。《后汉书》说她“博学高才”，和帝经常召她入宫，对她的学问底子一清二楚。于是下了一道诏书，点名让她进入皇家藏书阁东观，续写《汉书》。

你可能会问，满朝男性史官、经学大家不用，皇帝为什么偏选一个女人？答案很简单：不是汉和帝想独辟蹊径，而是满朝文武里，只有班昭能接。班固修书二十多年，史料取舍、篇章安排、写作体例，全在他一个人脑子里。外人半路接手，根本无从入手。班昭从小就跟着父兄校勘史料、整理文稿，班固写到哪儿了、为什么这么写、哪些史料用了哪些没用，这些内部信息只有她知道。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

而班昭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她进入东观藏书阁，对着父兄留下的旧稿，逐条校勘、逐字厘清，一点点把最繁杂的八“表”补齐了。这八表分别是《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八表要把西汉两百多年的王侯将相、百官沿革、人物品评全部梳理清楚、分门别类列出来，需要的不仅是文笔，更是对西汉典章制度的烂熟于心。班昭做到了。整个东汉朝堂，能理清这份繁杂手稿的，仅此一人。

不过，有个情况得说清楚。《后汉书·列女传》说班昭续成了八“表”和《天文志》，但《天文志》的情况比较特殊。它涉及极其专业的天文历算，班昭虽博学，在这个领域也并非顶尖专家。有记载说，最终完成《天文志》的是马续。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书·天文志》，很可能经过了马续的补修。但这并不影响班昭的地位。补修《天文志》需要的是天文历算的专项技能，而八“表”是全书的骨架，其难度和分量一点不比《天文志》小。她能完成这项核心工作，就已经足够能证明她的能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靳宝在讲座中指出，班昭作为女性史家在续成《汉书》八表中的贡献不可磨灭，这是家族成员在史学事业上的卓越接力。在那个男性主导的学术圈里，班昭能成为这部巨著的核心接力者，本身就是对她学术能力的有力证明。

《汉书》在班昭手中终于成了完整的模样。书稿交上去，汉和帝看了很满意。可满意归满意，没过多久，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这部书内容太艰深，涉及经学、天文、典章制度，满朝上下能把它读通的人寥寥无几。在那个竹简时代，一部书能不能流传，不取决于写得好不好，而取决于有没有人能读懂、能讲通、能传下去。如果没人能读懂、没人能传习，班家三代人的心血就白费了。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汉和帝给出了一个办法。他不仅让班昭续写，还下了一道诏令，让她在东观亲自为朝廷的学者们开课，讲授《汉书》的义理。于是便有了《后汉书》里记载的一幕，经学大家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这句话里的“阁下”，指的是东观藏书阁的楼下。班昭在阁上讲，马融恭恭敬敬地跪在阁下听，执的是弟子之礼。你可能会想，这大概是马融个人的谦虚之举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里补了一笔，说当时伏在阁下听讲的，是“马融等十人”。这十个人，全是朝廷的校书郎中，一群专门校勘典籍的顶尖学者。马融是什么人？他是东汉经学的标杆，后来教出了郑玄这样影响千年的大儒。连他都要带着十个人拜班昭为师，足见班昭的学识到了什么地步。马融等人对班昭的敬重，不是一时的客气，而是实实在在的学术认可。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等多位史学大家曾指出，作为中国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女性史学家，班昭对《汉书》的最终完成和广泛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说到这儿，班昭在史学上的成就算是讲清楚了。可问题来了：一个能在东观续史、能让马融伏阁受教的女人，为什么后来又写了一部被后世骂作“女德”之作的《女诫》？这中间的转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把时间线往前推一推。班昭续成《汉书》大约是汉和帝永元年间，马融伏阁受读也是这段时间。而《女诫》的写作时间更晚，始于永初四年十月，终于永初六年，当时班昭大约六十岁左右。这两件事在时间上有先后，但在后人眼里却成了两件毫不相干的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割裂？因为《女诫》后来的命运完全超出了班昭本人的控制，一篇写给自家女儿看的私房话，被后人放大成了束缚天下女子的绳索。这其中的原委，得从那封家书说起。

《女诫》根本不是班昭写给全天下女性的，也不是她主动推广的什么教材。班昭在《女诫》开篇就说得明明白白，自己十四岁嫁到曹家，如今年老体衰，担心家中待嫁的女儿们不懂妇礼会辱没宗族，才写下这篇训诫之文。

她的原话是：“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于它门，取耻宗族……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

那为什么一封家书会写成这样？要把这事说清楚，就得先看看东汉世家女子的真实处境。东汉是世家大族主导的社会，女子出嫁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族的事。一个世家女子在夫家的言行举止，直接关系到整个娘家的荣辱。不懂妇礼、言行失当，轻则被夫家轻视，重则被休弃。一旦被休，不仅自己一辈子抬不起头，整个家族都会沦为笑柄。了解了这个背景，再来看班昭自己的经历，就更好理解了。

班昭不仅是这套规则的观察者，更是亲历者。有学者考证，班昭大约生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没几年丈夫就去世了。年纪轻轻守了寡，一个人拉扯孩子，撑起整个曹家。没有丈夫撑腰的女子，在夫家要面对多少冷眼、多少委屈，她比谁都清楚。她写这篇文章，就是把自己一辈子积累的生存经验详细地告诉女儿，希望她们能在复杂的世家联姻里安安稳稳地活下去。说白了，这就是一个老母亲给女儿写的婚前经验之谈。

可就是这样一封只给自家女儿看的家书，后来却彻底变了味。班昭写完《女诫》后，这篇文章本来只在家族内部流传，班昭本人也从没对外推广过。但问题出在了一个关键人物身上。《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经学大家马融读了《女诫》后“善之，令妻女习焉”。马融是当时公认的学界领袖，门徒上千，他的一言一行都有巨大的示范效应。他让自家妻女学习，京城的世家大族自然争相效仿，纷纷传抄，把班昭的私房话变成了京城贵妇圈的必修课。

从那一刻起，《女诫》的命运就不再由班昭说了算了。此后几百年，它的影响力一直在士族圈层里缓慢扩散。唐代风气虽然开放，但对女性的伦理规范也开始走向系统化，《女诫》就在这个时期被纳入了官方认可的女教书籍体系。又过了几百年，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封建王朝更需要一套系统化的女性行为规范。等到明代，儒生王相把《女诫》与唐代宋若莘的《女论语》、明代徐皇后的《内训》、王相之母刘氏的《女范捷录》合编为《女四书》，作为官方推行的女德教材在全国推广。

一千多年后，一个母亲给女儿的几句婚前忠告，被人放大成了束缚全天下女人的绳索。这笔账，真不该全算在班昭头上。

话说到这儿，《女诫》被后人误解的来龙去脉算是说清楚了。但肯定还有人会说，就算是家书，里面的内容不还是“三从四德”那一套吗？没错，这些东西放在今天看，确实和男女平等的理念背道而驰。但读历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用今天的价值观去苛责两千年前的古人。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等多位史学大家指出，对班昭《女诫》的评价必须放回东汉的社会语境里。班昭不仅是史学家，她的《女诫》也反映了东汉世家女性的生存处境，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做道德审判。

班昭生活的东汉，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整体依附于男性。她的认知不可能跳出她所处的时代，她只能在那套规则里给自己的女儿们找一条最安全、最能安安稳稳活下去的路。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一个两千年前的古人做一个超越时代的圣人。

《女诫》的故事讲完了。现在回到开头提过的问题：一个能写出《女诫》的女人，凭什么又是东汉学术界的顶尖人物，甚至还能参与国家大政？这就不得不说说班昭在朝堂上的分量了。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班昭能续成《汉书》并开课授徒，除了她自己的学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她获得了皇室的信任。早在汉和帝时期，班昭就已被召入宫中，担任皇后和贵人们的经学老师，宫里人都尊称她为“曹大家”。当时还是贵人的邓绥，就是班昭的学生之一。正是这段师生关系，为她后来参与朝政奠定了基础。

班昭的政治影响力并非凭空而来。《后汉书·皇后纪》明确记载：“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筭数。”这么多年的师生情分和朝夕相处，让邓太后对班昭的学识和见识积累了非同一般的信任。

汉和帝驾崩前，邓绥已经从贵人被立为皇后。和帝去世后，她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成了东汉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继位的汉殇帝还不满周岁，不到一年就夭折了。接着是十三岁的汉安帝即位。皇帝年幼，朝政大权自然就落到了临朝称制的邓太后手里。她临朝之后，凡是拿不定主意的事，都会私下找自己的老师班昭商量。

那为什么一个皇太后会如此倚重一个女人呢？这就跟东汉独特的政治生态有直接关系了。东汉从汉和帝开始，大多是年幼的皇帝继位，太后临朝是常态。太后能依靠的核心力量，就是自己娘家的外戚。但这套模式有个致命的死循环：皇帝年幼时靠外戚撑腰，皇帝长大后又怕外戚权力太大，于是就想方设法除掉外戚。之前的窦宪被逼自杀、窦家满门倾覆，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邓太后临朝之后，正面临这样的两难困境。她一边要靠哥哥邓骘稳定朝堂，一边又怕邓家权势过大，重蹈窦家的覆辙。而这个矛盾，很快就有了一个具体的爆发点。身为大将军的邓骘因为母亲去世，按照汉代礼制需要辞官回家守孝三年。邓太后不想放他走，怕自己手里没有靠得住的人，朝堂局势不稳。可要是强留他，又等于开了违礼的先例，日后必遭朝臣议论。拿不定主意，她就去问班昭。《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永初中，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昭。”

那班昭是怎么给她分析的呢？她专门写了一篇《上邓太后疏》，引经据典地劝谏。她在疏中说：“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昔夷齐去国，天下服其廉高；太伯违邠，孔子称为三让，所以光昭令德，扬名于后者也。”这段话里，班昭举了两个例子。伯夷叔齐放弃王位离开国家，天下人都敬佩他们的清廉高洁。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三次让位给弟弟，孔子称赞他是至德之人。班昭的言下之意很明确：主动让权的人，才能名垂青史。

她给邓太后的建议是，让邓骘辞官守孝，这样既能成全他的孝名，又能为邓家赢得谦让的美名。她还在疏中提醒太后：假如今天以边境未靖为由拒绝了邓骘的辞官请求，那么日后邓家万一有过失，就连今天这份推让的名声都保不住了。邓太后听了班昭的建议，最终同意了邓骘辞官回家守孝。

班昭的这个建议，妙处不在于能保邓家万世平安。在那种权力的博弈中，没有人能真正保谁万世平安。她的智慧在于：让邓家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主动退一步，至少换来了邓太后在世期间的安稳和朝野的尊重。东汉绝大多数专权的外戚家族，权势最盛时看似风光，最终都没能善终。窦宪被逼自杀，后来的梁冀被满门抄斩，族人也几乎被诛戮殆尽。

邓骘最终也没能逃过汉安帝的追责。建光元年邓太后去世后，他被宦官李闰等人诬陷，改封罗侯，回到封国后绝食而死。但他在邓太后执政的那些年里，因为班昭的劝谏得以保全谦让之名，朝中口碑远好于窦宪、梁冀之流。在那个外戚动辄被满门抄斩的时代，这已经是难得的缓冲了。

邓太后对班昭的信任也远不止这一次。《后汉书》记载，邓太后执政时经常让班昭参与政事，还因为班昭“出入之勤”，特地封她的儿子曹成为关内侯。一个女人，靠自己的才学让儿子获封侯爵，这在东汉是极为罕见的殊荣。

从东观续史到朝堂问政，班昭用一辈子证明了什么叫真本事。她补全了正史的核心骨架，教了马融等十位校书郎读懂《汉书》，还以一篇《上邓太后疏》影响了朝堂决策。在那个女性几乎没有话语权的时代，她所有的地位和尊重，都是靠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一点点挣来的。

可问题来了：这些事都白纸黑字写在《后汉书》里，范晔并没有删掉它们。既然如此，为什么后世只记得《女诫》，却忘掉了她的史学功绩和朝堂分量？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历史的书写方式里。

在漫长的历史书写中，后世更习惯于赞美女性的贞节和贤淑，而不是她们的才学成就。你看历代正史的《列女传》，收入其中的女性绝大多数被记录的是德行，而不是她们的学识和功业。班昭被收入《后汉书·列女传》，后世津津乐道的也永远是她的《女诫》，而不是她补全八“表”、教授马融等十人读《汉书》的功绩。历史的眼光，偏偏聚焦于她作为女性的一面，却把她作为史学家的一面忽略了。这种选择性的注视，最终造成了一个后果：一个复杂而立体的历史人物，被简化成了一个便于传播的符号。对后世的人来说，“女德鼻祖”这个称呼比“中国第一位女性史官”更好理解，也更好拿来用。于是，真实的班昭就被贴上了这个片面的标签，一贴就是两千年。

我们不妨想一想，一个能在两千年前补全正史核心内容的女人，一个能让顶尖经学泰斗躬身求学的女人，一个能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女人，她的眼界和格局怎么可能只局限在三从四德里？她的一生，本身就活成了那个年代女性独立的样子。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不靠父兄、不靠丈夫，只靠自己的学识赢得整个朝野的尊重，班昭做到了。

所以你看，真实的班昭被藏进历史尘埃里，不是因为她不够耀眼，恰恰是因为她太耀眼了。耀眼到后世有些人觉得不自在，耀眼到需要用“女德鼻祖”这个标签把她钉在道德教材里，从而掩盖她作为史学家的光芒。

我们读历史，并不是为了用现在的眼光去苛责古人，而是为了穿过历史的层层叙述，看清一个人真实的样子。班昭不是完美的圣人，她有她的时代局限性，也有她的无奈和妥协。但这丝毫不影响她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女性史官。她身上同时有“女德鼻祖”和“史学大家”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这恰恰说明了历史的复杂和人性的多面。根据学者考证，班昭大约在汉安帝永宁元年前后去世，享年七十多岁。她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一部千古不朽的史书，也活成了那个年代最复杂的女性模样。

看完这篇文章，你对班昭的印象有没有改变？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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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出处

1. 《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曹世叔妻》，中华书局点校本

2. 《后汉书·班彪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3. 《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中华书局点校本

4. 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5. 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

6.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7. 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

8. 《后汉书·马融列传》

9. 班昭《上邓太后疏》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靳宝相关讲座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