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沉沦》让他一夜成名，也让他一辈子被骂“流氓文人”

1921年10月，一本名为《沉沦》的薄薄小说集在上海出版。

《沉沦》书影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书一上市，立刻炸了锅。一边是青年读者的狂热追捧——书店门口排起长队，有人连夜读完痛哭流涕，有人把书藏在枕头底下反复读。另一边却是铺天盖地的骂声：“淫书”“下流”“不堪入目”“给中国人丢脸”。作者郁达夫，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文坛最具争议的人。

青年时的郁达夫

“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郁达夫后来在文章里这样回忆。

一百多年过去了，《沉沦》早已被写进文学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但那些当初的骂名，真的烟消云散了吗？今天回头看，当年的“流氓文人”，到底冤不冤？

《沉沦》小说集收录了三个短篇：《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其中最具冲击力的，是那篇同名小说。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在日留学的中国青年，因为“忧郁症”深陷精神危机的漩涡。他敏感、自卑、孤僻——在教室里坐在人群中却“总觉得孤独得很”；渴望爱情却见了女学生便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压抑之下，他开始自慰，之后又陷入羞耻与自责；偷窥旅店主人的女儿洗澡，在野外撞见情侣幽会，最后在妓馆喝得烂醉。小说结尾，他投海自尽，死前隔着大海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样一个故事，何至于引发如此剧烈的震动？

放在1921年的中国，你就明白了。那时封建礼教像一层厚厚的壳包裹着整个社会。“性”是绝不许见诸文字的禁忌，更何况它以如此毫无遮拦的姿态写进一本书。作品中那些直露的自慰描写、偷窥场景、心理独白，在当时无异于往一潭死水里扔了一颗炸弹。

《沉沦》遭遇的骂声，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比上一个更重。

第一层：道德上的“淫秽”

这是最直接的指控。小说里写自慰、写偷窥、写欲望，在大众看来，这就是“诲淫”，是不道德的。文学圈里有人直接把它定性为“色情作品”，郁达夫则被称作“专事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的颓废作家”。

但并非所有人都无法理解。当时周作人站出来为《沉沦》辩护。他写了一篇文章，从文学理论入手，区分了“不道德的文学”。他指出《沉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它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

由于周作人在文坛的声望以及分析的有理有据，那些“文坛壮士”总算“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但第一波批评的火力刚刚减弱，更猛烈的攻击已在路上。

第二层：民族上的“丢脸”

《沉沦》写的是一个中国人在日本。这意味着小说里的每一个“堕落”细节，都被附加了一层民族屈辱的意味。

有人质问：“你写一个中国人在日本自慰、偷窥、找妓女——这不是让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吗？你这是给民族抹黑。”

这正是《沉沦》最微妙的地方。小说主人公的痛苦，从来不纯粹是生理的。他的自卑和敏感，始终与他的中国人身份缠绕在一起。他在日本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渴望爱情却觉得日本女孩子瞧不起他；去妓馆，又被日本侍女冷落。郁达夫用看似“露骨”的性叙事巧妙包裹了更尖锐的民族主题。他写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弱国子民在强国土地上的精神困境。

但这种深度，当时没多少人愿意看。攻击者只看到了“丢脸”，看不到丢脸背后的控诉。

第三层：审美上的“不登大雅之堂”

到了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兴起。郁达夫遭遇了更系统的批判。批评者华汉认为他之所以“沉沦”“悲观”“消极”“颓废”，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而批评家苏雪林则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否定他，称他“不知注重结构”“句法单调”，更有甚者将他的作品归入“卖淫文学”。

1949年之后，这些批评的声音变成了某种官方的冷遇。在“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史序列牢牢占据经典地位的年代，郁达夫的位置始终模棱两可——他是重要作家，但绝不排在显眼的位置；他的作品“有历史意义”，但最好不要让孩子们读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郁达夫被贴上的标签始终没有完全撕去。

那个“自暴其丑”的人

骂他的人常常找到同一个靶子：郁达夫自己的生活作风。

确实，郁达夫的私生活给攻击者提供了太多弹药。

他有过至少四段公开的男女关系。原配夫人孙荃，是母亲一手包办的婚姻。他对她“谈不上爱”。后来遇上“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一见倾心，疯狂追求，最终不惜抛妻弃子。然而这段婚姻也在十二年后以一场轰动文坛的“毁家”闹剧收场。他流连妓馆常客，把出入风月场所写成“生活的调剂”，还找了个“干女儿”——一个比他小近20岁的南洋女子。他酗酒、纵欲、穷困潦倒。

当《沉沦》里那个沉湎欲望的主人公，被证实和作者本人高度重合时，道德的审判就更加猛烈了。他是“流氓文人”，写的都是自己做的丑事。把私生活完全剖开给人看——这不是不要脸吗？

但这恰恰是郁达夫最独特的价值。

他之所以如此大胆地把自己的私事和情欲写进小说，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因为他坚信：“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这不是简单的自我暴露。郁达夫笔下那些“猥亵”的细节，是把传统文人在私人领域中可能做过、但绝不敢说出来的事，全部放在公共文本中接受审视。郭沫若后来说了一段非常精准的话：“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说白了：那些痛骂郁达夫最狠的人，也许私下比他更不堪。但郁达夫把一切摊开在太阳底下，这让他们感到恐慌。

回头看这段公案，会发现一个奇妙的规律：在文学史上，被骂得最凶的人，往往也是开创者。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被骂“离经叛道”。茅盾写性描写被骂“自然主义”。更别说国外的福楼拜、劳伦斯、纳博科夫——哪一个没被骂过“色情”“堕落”“不道德”？

《沉沦》的价值在于，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性的苦闷”与“时代的苦闷”缝合在一起。那不是一个人深夜里的辗转反侧，而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青黄不接”的时代里无处安放的灵魂。郁达夫后来在《〈沉沦〉自序》中写道：“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著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和灵肉的冲突。”

这不只是一个人有病，是整个时代都有病。郁达夫不过是那个敢于把病症敞开来给人看的人。

他自己说过一句特别硬气的话：“骂我无耻，骂我发牢骚，都不要紧，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

一百年后，那些骂他最凶的“假道学”早已被遗忘。而《沉沦》还在被一代又一代人阅读。

今天的作家，已经可以公开谈论“欲望书写”。今天读者面对小说中的性描写，反应更多是审美层面的判断。回头再看1921年那场围剿，不难感受到某种荒诞。

但或许这才是文化的演进规律：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个郁达夫这样“自暴其丑”的人。他用自己的身体穿过荆棘，弄得满身是血，然后后来的人再走过这条路时，就不会那么疼了。

郁达夫在被骂得最惨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点。他曾在《〈沉沦〉自序》中说自己的描写“是失败了”。可这句话现在回看，不是认输——是他在用最谦卑的姿态，确认自己做了最勇敢的事。

1945年，郁达夫在南洋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年仅49岁。死前最后一个身份是抗日地下工作者——这是当时耻笑他“颓废”的人绝对写不出的结局。一个写了一辈子“沉沦”的人，最终用生命交出了最不沉沦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