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夫人：“三苏”背后的女性力量

四川眉山，三苏祠里，游客一抬头，看到的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赫赫文名。

可要真往深处看，苏家最该先感谢的人，未必是父子三人，而是那个常被放在背后的女人——程夫人。

一个富家女子嫁进贫寒苏家，不靠娘家、不怨丈夫，还把游荡不学的苏洵推回书桌前，把苏轼、苏辙教成有志气的人。

她究竟做了什么，能让一个家庭走出三位唐宋八大家？

提到苏轼，很少有人陌生。

他是写下“大江东去”的人，是能在风雨中说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是被后人反复翻读、反复咀嚼的苏东坡。无论是仕途跌宕，还是诗词文章，他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很多人谈苏轼，往往会归结为两个字：天才。

仿佛他一出现，就该如此。

可问题在于一个人可以有天赋，但不可能凭天赋走完一生。

更何况，苏轼不仅能写诗作文，还能治水、为政、处世，在多次贬谪中依然保持气度，这样的人，仅用才华两个字，是解释不清的。

但只要往前多追一步，就会发现，他的起点并不神秘。

他出身于眉山苏家，一个后来被称为“三苏”的家庭。

父亲是苏洵，弟弟是苏辙，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这样的组合，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没有第二例。

再往里看，就会发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

在“三苏”的故事里，最显眼的是父子三人，但真正撑起这个家庭结构的，并不在他们之中。

那个人，不写文章，不入仕途，却在关键的时间，做了最关键的决定。

她就是苏轼的母亲——程夫人。

很多人读“三苏”，看到的是才华，是文章，是名声；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会发现，在这些成就出现之前，这个家其实并不稳。

也正是在那个最不稳的时候，有程夫人把这个家托住了。

而这一点，才是三苏之所以成为三苏的真正起点。

程夫人出身程氏世家，父亲程文应官至大理寺丞，家境殷实，而她嫁入的苏家，却远不如娘家富足，当时甚至有程氏富而苏氏极贫的说法。

这种落差，并不只是生活上的差别，更是一种选择。

一个从富家走出来的女子，进入一个尚未稳定、甚至略显衰落的家庭，本可以依靠娘家，也可以抱怨现实，但程夫人没有这样做。

她没有向父母求助，也没有借助外力改善生活，而是选择留在这个家里，把日子一点点过下去。

更关键的问题，还不在家境，而在人。

那个后来被称为“老泉先生”的苏洵，在年轻时，并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

苏洵

他少年不喜读书，常年游历在外，直到二十七岁，才真正意识到读书的重要，开始发愤苦读。

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家庭既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一个家庭最不稳的时候，往往不是贫，而是没有方向。

程夫人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她既没有急于去改变丈夫，也没有用言语去逼迫，而是先把一件更基础的事情做好，把这个家稳住。

她在苏家，恭俭持家，顺适长辈，日常生活没有丝毫怨言；面对清贫，也从不向娘家开口，始终维持着这个家庭的体面与独立。

这些看似普通的选择，其实决定了后面所有事情的可能。

因为只有家稳住了，人才能慢慢改变。

苏洵后来能够发愤读书，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点点积累出来的结果。

苏洵二十七岁时，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想重新读书，走一条正路。

但真正的困难，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他很清楚，读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一条漫长的路；可家里的生活，又不能停。

他曾直言自己的顾虑：一旦专心读书，家庭生计就会断掉。

苏洵

这不是借口，而是现实。

很多人走到这一步，就会停下来。

因为再往前，就意味着要在理想和生活之间做选择。

但苏家的转折，就发生在这一刻。

程夫人没有劝他权衡，也没有让他放弃，而是直接给出了一个答案：

“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

意思很简单，你只要下定决心去读书，生活的事，交给我。

一句话，把问题彻底拆开了。

读书，是你的事；生计，是我的事。

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家庭的分工发生了变化。

程夫人不只是支持，而是承担。

她变卖衣饰、首饰，拿出嫁妆，开设丝绸铺子，经营生计；家里的开销、日常运转，都由她一手维持。

这些事情，不只是辛苦，更是长期的消耗。

但正因为有这一层托底，苏洵才有可能真正沉下心来。

他闭门苦读多年，反复推敲旧作，甚至将过去的文章一把火烧掉，从头再来。

这种改变，看起来是个人觉醒，但如果没有前提，是很难发生的。

没有人能在生活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安心读书。

也就是说苏洵能成为后来的苏洵，并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两个人共同完成的结果。

更关键的是，程夫人并没有把这种付出当成牺牲。

她并不是被动承受，而是主动选择。

她早就看出丈夫的潜力，也清楚读书这条路的价值，只是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等到苏洵真正下定决心，她才把所有力量都压上去。

这不是一时的支持，而是一种判断。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这个家庭第一次真正有了方向。

从“没有路”，变成“有一条可以走下去的路”。

而这条路，不只是苏洵一个人在走。

程夫人，同样在走。

程夫人的付出，不只是成就了苏洵，还有苏轼和苏辙。

苏轼、苏辙的成长，并没有完全交给书院或外师，而是由父母亲自参与。

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程夫人。

她并不是简单地让孩子读书识字，而是从一开始，就在塑造他们的判断和志向。

她常常给孩子讲古今人物的故事，不是为了记忆，而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坚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是她讲《范滂传》。

范滂因反对宦官专权被捕，在临刑前与母亲诀别，仍坚持正义。程夫人读到这里，不禁感慨。

年幼的苏轼在一旁听着，突然问了一句：“我如果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允许吗？”

这个问题，并不轻。

它问的不是读书，而是选择；不是成绩，而是代价。

程夫人没有回避，而是直接回答：

“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

她等于告诉孩子：只要是对的事，就去做；即便付出代价，也不退缩。

这一刻，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孩子的情绪，而是一个人的方向。

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已经把标准立下来了。

一个人读书，不只是为了文章，更是为了在关键时刻不退。

这种影响，在苏轼后来的人生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他在朝为官，多次因直言而受挫，尤其“乌台诗案”中几近丧命，被贬黄州之后，仕途起伏不断。

但他没有消沉，而是积极面对生活，在地方时，始终以百姓福祉为念。

例如，他黄州时将本就不宽裕的俸禄拿出来救助弃婴；在惠州时，积极为当地修建桥梁，普及教育等；在儋州时改善民生，兴办教育等。

这种在困境中仍然承担责任的能力，并不是一时形成的。

它更像是一种早就被种下的习惯。

苏辙的情况，也是如此。

他不像兄长那样锋芒外露，但在仕途上同样承担重任，历任谏官、御史中丞，直至位列宰执。

在朝廷内部，他多次上书议论政事，不避权势，也不迎合时势；因直言触怒权臣，被贬出京，几经沉浮。

但无论升降，他始终保持一种稳定的判断，该说的要说，该做的要做。

这种沉稳与坚持，并不张扬，却同样重要。

除了志节，程夫人也在日常生活中教他们做人。

她通过生活中的细节，引导孩子形成仁爱之心，比如不随意伤害鸟雀，学会体恤生命。

这些看似细小的教导，其实在一点点构建一个人的底层逻辑。

读书，可以教知识；但一个人怎么做选择，往往来自更早的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苏轼、苏辙的成长，并不是单纯的学问积累，而是一种完整的塑造。

再加上苏洵后期严格而系统的学业要求，这个家庭在读书与做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结构。

既有标准，也有方向。

所以，当他们后来走入仕途、面对复杂局势时，表现出来的，不只是才华，还有一种很稳定的气度。

这不是临时形成的，而是早就建立好的。

换句话说：三苏的高度，并不是在成名之后才形成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就已经被决定了。

而这个过程里，最早、最深、最稳定的影响，来自程夫人。

参考信源：

不要低估一千年前的伟大女性：她，苏轼的母亲 红星新闻 2024-03-08

一代贤母程夫人：她让“三苏”名垂青史！ 光明网 2023-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