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淑柔南枝互助18年，为何跳出女性情谊框架

看到《给阿嬷的情书》里，淑柔和南枝这两个女人，一个在潮汕守家，一个在南洋送信，素未谋面却相互扶持了半辈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个感人的女性互助故事吗？

这个感受很自然。因为在我们熟悉的影视叙事里，女性情谊大多长一个样——要么是《末路狂花》式的“复仇者同盟”，一群姐妹因共同的性别压迫抱团反抗；要么是《七月与安生》式的“都市姐妹淘”，依赖高频的日常陪伴和情感倾诉来维系。

它们的核心逻辑很明确：

因为我们是女性，经历过相似的困境，所以我们天然懂得彼此，必须结成联盟

。

但《给阿嬷的情书》用淑柔和南枝的关系，彻底推翻了这套看似天经地义的逻辑。

你可能会说，淑柔和南枝不都是女性吗？她们当然有性别共情。但影片最颠覆的地方在于，它刻意剥离了所有性别标签。

淑柔的坚韧

，源于她“认准一件事就做到底”的个人品性。她等待木生几十年，是因为对承诺的敬畏，而非“妻子”身份赋予的义务。新湖南的评论一针见血：

她的隐忍与担当，是品性的容器，而非品性本身。即便剥离所有性别身份，她依然是那个重诺重义的人

。

南枝的担当

，同样无关乎“女性互助”的抽象概念。她接过木生的嘱托，以他的名义寄侨批、寄钱、寄咸猪肉，

一寄就是18年

。光明网指出，驱动她的不是对同性的集体共情，而是“

认准了一件事，就会做到底；接住了一份嘱托，就会用一生去完成

”的个人选择。

导演蓝鸿春在塑造角色时，首先将她们还原为完整的“

人

”，而非“女性”符号。于是，淑柔和南枝的联结，根基在于

个体对个体的信义承诺与价值认同

。她们首先是“看见了对方这个人”，然后才“看见了对方的性别”。

传统的女性情谊，几乎都建立在“面对面”的物理接触上。但淑柔和南枝的关系，是“

跨山海、跨生死

”的。

两人从未谋面，唯一的纽带是“侨批”——一种书信与汇款合一的家书。南枝在暹罗（今泰国）经营旅馆，定期将木生（后来自行承担）的血汗钱，连同自己写的信、腌制的咸猪肉，一并寄给潮汕的淑柔。

而淑柔每一封回信里关于持家、育儿的琐碎日常，都成了南枝在异乡奔波中最重要的精神慰藉。

这形成了一种惊人的、自洽的互助模式：南枝付出社会性劳动（赚钱、送批），直接支撑了淑柔的家庭再生产劳动（养家、育儿）；淑柔在后方坚韧的守望，反过来赋予了南枝奔波的意义。

有评论犀利地指出，

这几乎就是婚姻的经济与情感运行逻辑，但其输送管道完全由两位女性独立构成与维系

。在那个“赚钱养家是男人责任”的时代，这种关系本身，就是对传统框架无声却有力的解构。

传统叙事为了凸显女性情谊的深厚，常诉诸拥抱、痛哭、倾吐心声等戏剧化的情绪宣泄。但《给阿嬷的情书》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极致克制、完全生活化的中式表达。

淑柔思念丈夫，信中不写“我想你”，而是写：“

冬至将至，虽你未能归，冬至丸亦留你一份

”，或者“

打了新棉被，眠床烧烧，不畏天寒，你免挂念

”。河北大学教授李俊勇分析，这正是中国诗教中“

哀而不伤，温柔敦厚

”的体现——将最深切的思念，藏进最平常的家常话里。

影片结尾，两位老人终于相见。南枝因阿尔茨海默症已认不出淑柔，却在某一瞬间脱口而出：“

淑柔姐，我上次寄的咸猪肉你有收到吗？好吃吗？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她只是平静地说：“好吃，我就再寄。”

没有拥抱，没有痛哭，

一句关于咸猪肉的平淡询问，却承载了半生未曾言说的牵挂与责任

，瞬间击穿所有观众的心。

这种“反煽情”的处理，让情感沉潜于生活细节之下，反而获得了千钧之力。它证明了，最深厚的情义，未必需要声嘶力竭的宣告。

你可能会追问：说了这么多，它不还是在讲女性之间的美好感情吗？区别真有那么大？

区别是根本性的。传统女性情谊书写，无论反抗还是陪伴，其叙事动力往往来自于外部——共同的压迫（父权）、共同的处境（都市）、共同的情感对象（某个男性）。它强调的是“

因为我们是女性，所以我们必须/应该站在一起

”。

而淑柔与南枝的故事，动力完全来自于内部——是

个体对“情义”二字的信仰与践行

。她们的联结不依附于任何外部标签或敌人。木生不是她们要争夺或共同对抗的中心，他更像一个缘起的媒介。

她们的关系，跳出了“性别政治”的议题框架，回归到了“

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信义与担当

”。

这并非贬低前者，而是拓宽了我们对女性情谊，乃至人类情感的想象。它告诉我们，女性之间的关系，可以不被“性别”定义，可以超越物理空间的限制，可以在静默的坚守与日常的劳作中，生长出比戏剧更震撼人心的力量。

《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没有刻意去书写“女性情谊”，而是真诚地刻画了“两个重情重义的人，如何在动荡的岁月里，用一生守护一个承诺”。当创作回归到对人的朴素信任与尊重时，那些关于性别的框架，自然就被超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