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老兵赤坚柏仓:曾经残害33名中国女性，晚年子孙全部身亡

冬天的2001年，广岛一家养老院的走廊很冷，赤坚柏仓躺着，手指反复去拽胸口的衣襟，嘴里挤出两句短促的求饶，护士没听清，他自己像被什么影子追着跑，这个人，侵华的时候在扬州当兵，记录在案，33名中国女性的遭遇里有他的名字，晚年一个个亲人离开，他的房间里只剩下药瓶和旧照片。

时间往回拨，1937年他跟着第116师团进了扬州，头上的名目叫“慰安所管理兵”，岗位普通，权限不小，村子里捉人，押到据点，反抗就亮刺刀，1998年的忏悔书写得直接，落款给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措辞简单，过程清楚。

扬州的陈桂英，那年十八，1995年口述史里留下一段，她说中秋刚过被两个兵拖走，带头的左脸一颗黑痣，笑的时候不对劲，她被关在潮湿的柴房，日军轮番进出，赤坚柏仓拿着木棍，借“不听话”的由头抽她后背，伤痕一道一道走不掉。

1939年春，他在邵伯镇抓了7名女性，最小14岁，担心逃跑，把脚踝用铁丝拴在床腿，队伍撤离的时候，怕露出马脚，刺刀下去，5人倒在地上，两名重伤留成幸存者，事情写进他的纸里，语气平平，细节冷硬。

王秀莲的证言是1987年留下的，她说他让人裸着在雪地里跳，停下就拿烟头按在皮肤上，纪念馆那份统计表里有一排数字，1938到1940年，他直接参与致害的女性33人，其中28人没能撑过来，这些数字没有形容词，久看自明。

1945年投降，他换了名字混上遣返的船，回到日本，广岛开小店，家里人问到战事，他换话题，夜里睡不稳，梦里有人在叫，他去看医生，拿了一把安眠药，桌上摆着温水杯，喝完才好不容易合眼。

长子赤坚雄一，1947年出生，做船员，1973年遇上台风，船沉，人没找到，他接到消息的时候在寺里点香，人倒下去，嘴里呢喃自己听得见的词，亲友把他扶起来，眼睛里没光。

转头把希望压在次子赤坚健二身上，牌桌一坐，习气上身，债越滚越大，1985年在车库里烧炭，留下一张字条，一个三岁的孩子叫赤坚明，家里从此只剩下沉默。

唯一的孙子成了他的支撑，他把学费付清，把工作安排好，2000年一场车祸把消息摔在家门口，医生说现场没有躲闪痕迹，像是迎着车过去，白纸黑字的报告放在桌上，他坐着不说话，窗外树影一寸寸挪移。

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开始去寺庙，找住持说话，讲自己当年的事，想把心里的石头放下，2001年在民间和平组织牵线下他来到中国，站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面跪地，额头磕到渗血，他见到陈桂英，把头伏得很低，她看了他很久，开口只一句，把真相说出来，让更多日本人知道。

回去之后，他写了20页忏悔书，把经历按时间写清，联系媒体公开讲述，能讲的都讲出来，他不再回避，家里人沉默，邻里有人议论，他自顾在书桌前落字，纸一摞一摞堆起来。

同年12月，广岛的养老院里，他离开时手心攥着一张旧照，照片是年轻时在扬州的合影，表情定格，和病床上的他拼在一起看，像两条分岔的路，后事由几位和平组织的成员办理，牌位前很安静。

这条线索没有渲染，只有证词、档案、数字，一头连着幸存者的记忆，一头连着加盖公章的记录，他逃开法律审判的时刻，没能走出自我审视的时刻，梦里和纸上都留下痕迹，文字会存档，责任会被提起，时间越久越清楚。

还有一些现实层面的提醒，在日本社会，不同声音并存，有人研究史料，有人试图淡化，纸上的忏悔书，口中的证言，馆里的展陈与档案，都能被读到，讨论是必要的，事实更要被看见，记忆不是为了挑动，不是为了对立，是为了公共认知更完整。

陈桂英、王秀莲的身影，走过了几十年，她们的叙述被录音、被誊写，进入书册和数据库，学校里有人读，纪念日里有人讲，我们这一代接过话筒，下一代继续把这段历史讲明白，战争的代价如何发生，人的尊严如何守住，教室、博物馆、媒体，各有位置，各尽其用。

赤坚柏仓的故事放回到更大的坐标上，是个注脚，也是面镜子，个体的行为，社会的反思，国家的态度，彼此照映，正视历史四个字不只是口号，是一套长期的行动，史料整理，教育传播，国际对话，任何环节都不该缺位，和平的价值也不靠口头说，要靠具体的制度与共识去维护。

这件事里的人名、地名、日期都在，1937、1939、1945、1973、1985、2000、2001，像一串钉子钉在墙上，过往不被抹去，今天也能更好地前行，愿每一次讲述，都把事实摆正，把人放在中心，把尊重刻进记忆，这样的记录，才配进入公共的历史。

参考文献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侵华日军战犯忏悔录合集》[Z]. 2005年8月.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日军侵华暴行幸存者证言集》[C]. 北京出版社, 2010年5月.

李素桢. 《日本侵华老兵的晚年境遇研究》[J]. 历史研究, 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