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一个展现女性创业者独特优势的新战场

大量研究表明，在传统商业世界中，女性创业者比男性更难获得资金支持。由于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女性创业者不仅需要证明项目的创新性和市场前景，还要展现出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能力。然而，当商业模式发生转变，社会影响与商业盈利并重，这一局面也许会随之改变。这项新研究发现，在以创造社会价值为核心目标的社会创业领域，女性创始人拥有明显优势。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创业者更具助人动机，因此更可能坚持初衷，践行企业的社会使命，不会因为扩张野心和经济利益放弃社会责任。这一发现打破了传统性别角色与领导力之间的假设，为评估创业潜力与人才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近年来，社会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估计，全球已有约1000万个混合型社会企业，创造了2万亿美元的收入和2亿个就业岗位。不同于仅依赖捐助的传统慈善机构，社会创业企业致力于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贫困、教育资源不均、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在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价值。

一个经典案例是美国企业家布莱克·麦考斯基（Blake Mycoskie）于2006年创办的TOMS鞋业。布莱克在阿根廷旅行时目睹了许多孩子无鞋可穿的痛苦，于是提出“买一捐一”的商业模式——TOMS鞋业每售出一双鞋，就向有需要的儿童捐赠一双。这一模式不仅实现了企业盈利，也广泛推动了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在中国也有很多这类社会企业，例如陈雪峰于2011年创立的科技型环保企业“爱回收”，专注于二手电子产品的回收、检测、翻新和再销售。“爱回收”通过线上平台和线下门店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减少电子垃圾污染，并于2021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理念下中国循环经济领域的龙头企业。

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在于其“双重使命”：既追求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又坚定履行社会责任。这种使命与盈利并重的结构，给他们带来了与传统企业截然不同的挑战。例如，TOMS 需要在维持品牌质量和控制成本的同时确保履行公益承诺； 而“爱回收”在快速扩张的同时，还要持续投入发展绿色技术、建设智能回收网络与培养公众环保意识。

有趣的是，社会企业特有的“双重使命”挑战或许为女性创业者带来了独特的优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的报告，全球混合型社会企业中，有接近一半由女性领导，而在传统企业中，这一比例只有约五分之一。这一显著差异提示我们：当“社会使命”成为评估一个企业的标准时，人们对领导者的评判标准或许也会发生变化。

在实践中，兼顾财务目标与社会使命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混合型社会企业常常面临所谓的“使命偏离”风险，即在企业扩张过程中，创始人逐渐放弃原本的社会目标，转而专注于追求商业利润。例如，一家小额信贷机构可能会选择服务更富裕、违约率更低的客户，以提高收益，但这显然偏离了最初服务于低收入群体的宗旨；又比如，一家主打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培训的机构，为了提高就业成功率，可能倾向于招收原本就更容易就业的群体，忽视了最需要帮助的人。

对社会企业而言，评判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准，往往在于其是否能同时完成“双重使命”。这种“双重标准”也带来了投资者对企业偏离使命的担忧。例如，美国著名冰激凌品牌本·杰瑞（Ben & Jerry’s ）在创业初期以积极倡导环保、公平贸易和社会正义的公司使命著称，然而在被联合利华收购后，外界开始质疑该品牌的社会立场正在被母公司逐步削弱。类似的讨论也出现在中国。例如， “爱回收”在近年迅速扩张，完成了上市和全国化布局。一方面，它在推动循环经济、减少电子垃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成效；另一方面，公众也密切关注其在商业化进程中是否仍能坚持初衷，真正践行 “让闲置不用都物尽其用”的环保使命。这些现实问题凸显了混合型企业在增长与使命之间所面临的权衡压力。

正因为使命偏离风险的存在，女性创业者筹集资金时反而能够获得性别带来的红利。因为创业这一行为本身就违背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预期，投资者可能会认为，只有当女性受到强烈的亲社会动机驱动时，她们才会有勇气和毅力打破偏见，投身社会创业。

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现有的企业家样本都在反复传递一个观点：男性企业家通常更雄心勃勃、追名逐利，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利益，而非社会价值。相反，野心较小的女性不太可能以牺牲社会影响为代价来优先考虑盈利，并且会更严格地审视营利性活动的合法性。

为了深入探究为何女性创业者在社会创业领域表现得更加出色，来自美国高校的四位学者共同开展了一项混合方法研究，结合真实世界的数据与两个实验室实验，以期获得更全面的答案。

研究首先分析了来自美国的三个众筹平台上的 262 个创业项目。这些项目经过精心筛选，代表了具有社会使命导向的混合型社会企业。研究助理通过人工审查创始人简介、项目视频以及企业描述，剔除了传统慈善项目、匿名项目以及一次性项目，以确保研究可以聚焦于那些具有可持续性、使命驱动的社会创业型企业。

研究结果令人惊讶：由女性主导的项目筹集的资金比男性主导的项目高出约 95%。换句话说，若一个由男性领导的项目筹得1万美元，类似背景下由女性领导的项目平均能筹得近2万美元。但如果只比较那些曾经在非营利组织工作过的男女创业者，这一性别差距就基本消失了。这说明女性创业者更容易被默认为天生具备亲社会动机，而男性创业者则需要借助过往经历来加以证明。

为了进一步解释女性创业者为何会在社会企业融资中表现得更为成功，研究团队设计了两项实验，在排除无关因素的前提下检验创始人性别是否会影响投资者对社会企业的支持意愿。

在第一项实验中，研究团队招募了 241 名工商管理专业在读硕士或毕业生。所有参与者均具有一定的商业背景，其中许多人有投资经验，他们被要求在实验中扮演一位关注社会影响的创投人。每位参与者会看到一家名为“黄砖路” 的企业的详细商业计划书，该企业旨在建立一个帮助社区大学学生更有效地匹配合适雇主的线上平台。这家混合型社会企业曾在美国东北部一所著名商学院主办的社会创业大赛中获奖。

参与者看到的项目简介包括了清晰的商业模式、市场分析和具有说服力的社会使命描述。实验组与控制组看到的材料的唯一不同点是创始人的名字：一部分参与者看到的创始人名为“格雷格”（男性名字），另一部分则看到“艾米丽”（女性名字）。两位虚构的创始人拥有完全相同的专业背景，包括咨询和教育科技领域的工作经验，以及相似的职业发展路径。

实验结果显示，当项目的创始人为艾米丽时，参与者表现出更强烈的投资兴趣，愿意投入的金额也更高。他们认为女性创始人会更坚守企业的社会使命，也更不可能在面对财务诱惑时牺牲社会责任。换句话说，女性创始人被认为更不容易出现 “使命偏离”。

在第二项实验中，研究者采用了类似的实验设计，并将样本扩大到881名具有投资经验或培训背景的参与者。在该实验中，参与者除了要评估 “格雷格” 或 “艾米丽” 所领导项目的可行性之外，还需评价创始人的可信度、能力以及亲和力——这些都是以往研究已经发现的会影响投资决策的特质。这个实验的结果不仅再次证实了之前的发现，还进一步表明，参与者普遍认为女性创业者不仅更具亲社会动机，而且更值得信赖。而这种信任感，又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企业将持续坚守其社会使命的信心。

上述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那些导致人们担心“使命偏离风险”的潜在原因。在第二项实验中，研究者测量了参与者对社会创业者两种关键特质的感知：一是亲社会性（即帮助他人的愿望），二是成就导向（即对成功与影响力的强烈追求）。这两种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创业者行为动机的感知。

实验结果显示，参与者普遍认为女性创业者具有更强的亲社会性，因此更不可能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背离最初的社会使命。以比尔·盖茨的前妻梅琳达·盖茨为例，她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卸任后，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关键创投”（Pivotal Ventures），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尽管她的这项新事业大大提高了她的个人影响力，但民众普遍将她的事业版图看作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非出于个人野心。

有趣的是，在成就导向上，女性的得分同样显著高于男性。这与研究团队原本的预测完全相反。这意味着，女性社会创业者不仅在社会承诺上深受信任，同时也被认为具备更强的行动力和目标感。这种“强驱动力+高道德感”的组合极大地增强了她们的可信度。

女性创业者所展现出的优势也与其所处的行业有关。她们所获得的社会信任多寡，往往取决于性别刻板印象在该行业是否突出。在某些女性主导的领域，女性创业者更容易获得认可；而在另一些传统观念中男性占明显优势的领域，她们则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

以教育科技、医疗健康或公益众筹等行业为例，女性创业者常常受益于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即女性更擅长照料、教育和关怀他人。虽然这些观念的存在本身代表了一种偏见，但可能为女性带来一种“天然的信任感”，尤其是当创业项目聚焦于患者支持、弱势群体服务或家庭福祉时。例如，“轻松筹”联合创始人杨胤女士，作为一位长期投身公益众筹、倡导全民健康保障的女性领导者，她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是富有同理心与社会责任感。虽然“轻松筹”作为平台运营企业具有明确的商业属性，但公众往往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家以社会使命为核心驱动力的组织。这种认知大大增强了外界对女性创始人“不会偏离使命”的信心，也使其更容易在涉及健康、教育或公共福祉的领域获得资源支持。

但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这一情况则发生逆转。例如，在清洁能源、先进制造或重工业等传统由男性主导的行业，技术专长和工程能力往往是衡量创始人可信度的核心标准。在这些行业中，女性即便展现出强烈的社会动机，其技术能力或行业“适配度”也常受到质疑。

前述研究也印证了这种行业差异性。在制造、清洁技术或大型工程等男性主导行业中，女性社会企业创始人所拥有的“使命感优势”明显弱化。在这些情况下，投资者对技术能力和行业契合度的担忧往往会掩盖女性创业者在亲社会方面的正面形象。

这项研究纳入的另一个变量是工作经验。众筹数据表明，在男性和女性创业者同样没有非营利组织的工作经验时，女性创业者的优势最为显著；而当男性和女性创业者都具备一定的非营利组织工作经验时，性别差距则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因为，男性创业者在非营利组织的工作经验释放出一种微妙的信号——他们的社会关怀是发自内心的。这种信号消解了男性刻板印象给投资人带来的对使命偏离的担忧。

这一发现对男性创业者来说是个好消息，这表明他们可以通过相关经历向投资者传递亲社会动机信号。然而，这些信号必须足够明显且令人信服，才能吸引投资者注意。在两项研究实验中，非营利组织的工作经验并未缩小性别在“使命承诺”感知方面的差距，说明这些信号可能很容易被忽略，进一步说明发射亲社会动机信号的效果可能因所在场景和目标人群而异。

女性在社会创业中的优势，其实反映了我们对于“什么是商业成功”“什么是好领导”的认识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只追求商业目标，还会兼顾企业的社会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组织内价值观的变化，对管理者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当社会影响和经济回报同样重要时，企业内部原有的权力结构和评估标准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理解为什么女性在社会创业中表现更好，有助于我们识别并打破那些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从而做出更加公平和有效的管理决策。

随着社会创业的广泛普及，持续关注这种性别差异也变得尤为关键。发现女性在这一领域的优势，不仅是一次弥补性别不平等的机会，也是一个展望未来商业评估标准将如何变化的窗口。 这些变化的影响远不止于投资或招聘领域，它关系到我们更信任哪类领导者、更看重怎样的商业动机，也关系到企业是否能建立一个吸纳多元人才、共同解决社会难题的商业生态。对于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的管理者而言，理解这些趋势，将有助于打造更公平、更高效,也更具社会价值的组织。

对于正转型为使命导向型企业的公司来说，性别因素可能会影响外界对其行动的可信度与接受度。研究显示，当女性领导者表达其对社会使命的真诚承诺时，更容易获得信任。在面临外界质疑时，女性在关键岗位的现身，往往能缓解公众对“使命偏离”的担忧。

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领域也是如此。以字节跳动为例，其可持续发展部门时常被质疑是否真正将社会责任融入日常运营与管理。在这类情境中，女性领导者的参与有助于增强外部信任。尤其当企业需在“使命感”与“商业绩效”之间找到平衡点时，女性的角色往往更加关键。

对于投资决策者而言——无论是风险投资、影响力投资，还是创业加速器——信任在评估过程中至关重要。但若过度依赖性别刻板印象，反而可能导致系统性偏差与判断失误。与其思考如何利用刻板印象带来的“性别优势”，我们更应聚焦于如何削弱甚至消除这些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本质上是一种对群体个体差异的忽视，代表着简化而片面的认知。即便女性在某些情境下因刻板印象而显得“更可信”，她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那些让女性更具使命感形象的特质，同时也可能被视为缺乏野心、不够果断，难以胜任带领企业扩张或盈利的任务。

这种“因信任而受益、因质疑而受限”的双重困境，是管理者在人才识别与培养中必须警惕的问题。真正支持女性领导者的发展，不应是借助刻板印象中的“优势”，而应致力于打破性别偏见本身。

本研究还反映出，领导力的评估标准正在发生深刻转变。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将社会与环境目标纳入核心战略，那些传统上被视为“女性特质”的能力——如同理心、协作精神和使命感——正逐步成为现代领导力的核心，而不再只是附加的“软技能”。

这一变化提示我们：管理者必须重新思考如何识别和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在当下的商业环境中，最具价值的领导者，往往是那些能够将使命感与执行力结合起来的人。他们既能建立信任、践行价值观，又能带领组织取得实际成果，实现商业成功。

本文改写自全文：

Gender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undraising: A Mission Drift Perspective[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25, 188: 104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