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罗女性谋杀案创历史新高：数字背后的残暴与社会性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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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29日）上午，圣保罗北部，31岁的泰娜拉·索萨·桑托斯（Tainara Souza Santos）在一家酒吧门口被一辆汽车撞倒，随后被拖行了约一公里。就在这一暴行发生两天后，在十公里外的另一处，一名女性在其工作的糕点店内遭到前伴侣枪击。

泰娜拉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失去了双腿，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另一名受害者同样未脱离危险期。这两起案件均被警方登记为“杀害女性未遂”（attempted femicide）。而在冰冷的统计数据上，2025年对于圣保罗市的女性而言，已成为最血腥的一年。

失控的数字：历史新高

在距离年底尚有两个月之际，圣保罗市已记录了53起杀害女性案件（Femicide），创下历史新高。相比之下，2024年全年的案件总数为51起，这在当时已是历史峰值。

根据和平研究所（Sou da Paz Institute）的调查数据，圣保罗州每四起女性谋杀案中，就有一起发生在首府圣保罗市。与去年同期相比，该市2025年前十个月的案件数量激增了23%；若与2023年相比，增幅更是高达惊人的71%。

这一连串数字印证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残酷趋势：大多数暴力行为发生在家庭内部（占67%），而凶器往往是刀具或钝器——在该州超过半数的案件中，施暴者选择了这种近距离的杀戮方式。

从控制欲到极端暴力

圣保罗州妇女保护警察局协调员阿德里安娜·利波罗尼（Adriana Liporoni）指出，杀害女性并非孤立的爆发，而是长期暴力循环的终极恶果。案件数量的激增，既反映了亲密关系中冲突烈度的升级，也体现了警方对此类犯罪识别能力的提升。

利波罗尼认为，这些暴行的残酷程度折射出一种病态的控制与占有逻辑。当女性试图切断这段关系时，施暴者往往会做出不成比例的极端反应。“这种暴力是对女性自主权的最后反扑，”她解释道。

尽管2015年颁布的《杀害女性罪法》将基于性别的谋杀从普通杀人案中剥离出来单独统计，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认知，但法律的威慑力似乎赶不上暴力的蔓延速度。

“最大的挑战在于预防，”利波罗尼坦言。如果在暴力循环的早期阶段——那些控制、辱骂和轻微攻击发生时——保护网络能够迅速介入，悲剧本可避免。

现场的证词：防御性伤痕

对于拥有30多年圣保罗街头经验、现任职于民警凶杀与人身保护部门的技术摄影师特尔玛·罗查（Telma Rocha）而言，数据是抽象的，尸体上的痕迹才是具体的。

“受害者被烧伤、捆绑、殴打、甚至肢解，”罗查描述道，她的语气中透着见惯生死的冷静，却难掩悲凉，“但最让我心碎的，往往是那些防御性伤痕。手掌上的割伤、断裂的指甲……看着这些，你的脑海中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她们在生命最后时刻拼死反抗的画面。那不仅是残忍，那是绝望。”

系统的失效与文化的共谋

专家普遍认为，当前最大的短板并非立法——巴西刑法对杀害女性罪的最高刑期可达40年——而是预防机制的系统性匮乏。

圣保罗法院法官伊万娜·大卫（Ivana David）直言：“我们需要的是能真正保护女性的公共政策，而不仅仅是事后的重判。”她指出，男性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犯罪行为日益呈现出仇恨特征，这背后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与厌女文化。

自然研究所（Instituto Natureza）公共政策负责人、人类学家贝阿特丽斯·阿西奥利（Beatriz Accioly）则将矛头指向了预算优先级的错位。她批评公共和私营部门均未能为24小时警察局、行为干预运动等有效方案提供足够资源。

阿西奥利还发出了针对网络环境的警告：互联网正成为厌女症的温床，网络仇恨言论日益助长现实生活中的身体暴力。更为致命的是社会的冷漠——全国暴力侵害妇女调查显示，在70%有目击者的暴力案件中，竟有40%的目击者选择袖手旁观。

“提高认识不仅仅是知道问题存在，”阿西奥利强调，“而是要觉得这种事‘不可接受’，并愿意介入和支持。”

当城市的霓虹灯亮起，另一场关于生存的战争正在无数扇紧闭的门后悄然进行。特尔玛·罗查镜头下的那些断裂指甲，或许是这场战争中最无声却最震耳欲聋的证词。

它们并非仅仅记录了受害者最后时刻的挣扎，更像是一种针对生者的严厉控诉。在那个致命的瞬间，受害者试图用血肉之躯阻挡落下的利刃，而在此之前，整个社会防御体系——从预算分配者到冷漠的邻居——早已在她身后悄然撤退。当那40%的目击者选择转过头去时，他们实际上已默许了暴力的发生。在圣保罗这座巨型都市的混凝土森林中，冷漠本身，或许正是那把最锋利的凶器。

如果您对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有自己的观察，或者对如何构建更有效的社会保护网络有独到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伊莎贝拉·梅农（Isabela Menon）、保罗·爱德华多·迪亚斯（Paulo Eduardo D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