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喜》：苍白与“失焦”的女性成长叙事

转自：中国妇女报

■ 练韬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作《玩偶之家》，写的是觉醒了的娜拉（Nora）出走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决绝出走的娜拉，也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争取独立、获得成长、建立自身主体性的象征。鲁迅则思考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即娜拉出走后，还要面临一系列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困局。

鲁迅是清醒的，他看到了女性觉醒与独立之路的难度与限度。所以，在妇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议题上，编织一堆幻梦是既不切实际也不负责任的，而要直面粗糙的现实，并思考如何平整粗粝的人生之路。鲁迅之后，还有无数的作家在思考这个命题，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一长串的经典作品名单：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写女医生陆萍如何在理想与现实、集体与个体、平等与差异等诸多话语的内在矛盾运动中自适；又如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通过突然病倒的女医生陆文婷，揭示女性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主体性的缺失；张洁的小说《方舟》，则通过三个女性彼此支撑、共担风雨并实现自我救赎的故事，呈现出姐妹互助的力量……显然，女性的觉醒和独立，及其所面对的难度，已成为中国进入现代以来，文学与文化领域的一个“母题”。

近日收官的电视剧《四喜》探讨的也是这个母题，但它呈现了一些新的经验。电视剧里的“娜拉”是怀了孕的单亲妈妈——剧中的主人公沈明珠，在丈夫意外逝世后，选择将遗腹子生下，在与自我、家庭和职场的博弈中获得成长，最终成为自强独立的“大女主”。所以，《四喜》探讨的是“娜拉怀孕之后怎样”的议题，或者说，是“怀孕的娜拉怎样成长”的问题。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怀孕的单亲妈妈，缺乏伴侣的依靠，也没有完整的生育经验，更要面对各种关切的或者鄙薄的社会眼光的打量，她们如何实现自我突围，完成自身的成长？

但电视剧《四喜》是让人喜忧参半的。它呈现了一个很有深度的话题，却没能将故事讲好，情节编织的随意、故事逻辑的吊诡以及价值旨归的偏颇，让《四喜》虽靠着演员的名气与演技收获一波流量，却注定要损失一大批本可与故事产生共鸣的“同路人”。应该说，《四喜》是一部具有症候意义的作品，它一方面显示出当下的影视行业迫切地想要呼应历史、回答现实的决心和毅力，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当代影视在介入历史和现实时的疲惫和乏力。

《四喜》阐释的是女性在生育压力、职业危机、家庭负担等方面的结构性难题，它从若干个小家庭蜚短流长的生活史出发，构造了一个庞杂繁复的人伦世界，试图给予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表面看，这是一个“苦尽甘来”的故事，女主人公沈明珠刚出生就遭到遗弃，幸好被善良的沈家夫妇收养，视若掌上明珠，抚养成人。而后遇见了如意郎君冯建奇，即将修成正果之时，丈夫冯建奇见义勇为，因救落水孩童而溺亡。此时，已怀有身孕的沈明珠在经历百般纠结后，决定将孩子生下来，《四喜》的主线，就是单亲妈妈沈明珠直面人生风雨，一路升级打怪的故事。最后，不出意料地是个大团圆的结局，电视剧在热腾腾的阖家欢聚中收束。

所谓“四喜”，一方面源自剧中人物沈明珠的生母喻静香之口，那时她家四喜临门，儿子儿媳即将成婚，大女儿、二女儿和儿媳也各自有了身孕；另一方面，四喜也指剧里的沈明珠、许知夏、冯美奇和袁碧晨，四个女人都顺利怀胎，正可谓“四喜登门”。此外，四喜也代表着胡老师和大倪、许知冬和袁碧晨两对新人喜结连理，终得圆满。从哪个角度上看，电视剧似乎都讲了一个“圆满的故事”，它试图告诉女性观众的，是无论生活会经历怎样的变奏，凄风苦雨怎样摔打，终会曲终奏雅，就如十月怀胎一样，生活的底层之下，旺盛的生机一直在蓄势待发。

但表面风光的“四喜”之下，是女性困境的代际传递，是女性面临的系统化的社会风险，也是女性在生育这件事上的过多付出……可是在我看来，电视剧《四喜》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却没有作出很好的回答，对这些现实的困难，它仅仅提出了象征性的解决方案，对女性的生存境遇看似“聚焦”而实则“失焦”。

《四喜》讲述的是一个生产、生活和生育彼此嵌套的故事。剧中的人物遍布各行各业，上到服装行业叱咤风云的冯志，下到专事殡葬服务一条龙的倪得宝，从坚持老手艺老技法的大厨沈胜利，再到从事新媒体传播推广的许知夏，从洋场到市井，各阶层的生产活动都被看见，整合为一个浓缩的生存场域，它展示的是当代中国越发复杂的、多元性和流动性的一面。恒存的是生活，《四喜》里的南州，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城市，屋前屋后流水潺潺，这一“人家尽枕河”的图景，正象征着生活的久远和绵延。大多的风暴，都是在生活的细部里孕育，在面包店里等到8点才能结账的甜甜圈，是能力有限的父爱，由经济引发的一系列家庭纷争，又是多少家庭的写照；但这些风暴最后又融化在生活里，生活质地柔软，一丝微风都能掀起骇浪，却没有什么能比生活更有韧性，再大的浪头都越不过生活的堤墙。

在生产和生活上，尽管《四喜》都表现得相当有质感，但一涉及生育问题，叙事就开始“变形”，用力过猛得恨不能将生育简化为衡量生活幸福的唯一标准。或许，《四喜》本意想呈现给大众的是——对于女性来说，承担生育的职责让自己面临着生理、心理、经济和职业发展等多重挑战，但无论生与不生，其选择权都应该掌握在女性自己手里。然而，故事里的诸多情节，在呈现当代女性对生育自主权的不同追求与困境时，却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例如，剧中沈明珠的婆婆，在儿子去世后，强求沈明珠生下遗腹子时只考虑到为自家传宗接代，将女性当成生育工具的桥段，引人不适；“我们呀，生个篮球队，追个足球队，一直生”“养小孩比养猫便宜多了！”……剧中的许多花式催生台词，生硬尴尬，还似乎想将生育合理化为“女性责任”；剧中的四位女性角色，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的困境与矛盾，最终都轻飘飘地走向“生育解决一切”的结局……

所以，《四喜》对生育的理解是有些片面而狭隘的，它太过沉迷于生育的神话，就生育谈生育，却对生育背后的父母的相爱、家庭的安定、社会的托举等问题一笔带过，没有做更多的思考，大大弱化了电视剧本身的思想性。

《四喜》引人思考的还有“夫位”缺失的问题。这既包括丈夫的离世，更包括丈夫对于家庭责任的缺席：有的软弱、躺平、不上进，或者出轨、忽视家庭责任。而在“夫位”的缺失中，女性完成了从妻子到母亲的转变，这当然很了不起，但当我们歌颂她们时，又有多少人想到她们也是该受照顾的姐妹和女儿，她们吞咽下了多少痛苦？ 反观《四喜》中的那些男性，仍然精神饱满地生活，或许对妻子有过一刹那的悔恨和怜惜，但之后却依然如故，所以，剧中对造成更多女性承受“丧偶式婚姻”“丧偶式育儿”根源的思想批判太过苍白。

由此观之，《四喜》在逻辑上的硬伤，就是它将生育和女性的成长叙事进行了简单粗暴的“强绑定”，将生育作为女性自我疗愈与成长的万能良药，而忽略了女性成长本身的复杂性与需要面临的考验。《四喜》太急躁地想追求一种内在的统一性，而忽略了本该具有的现实批判性——这是我对《四喜》感到遗憾，也为剧中那些怀孕的“娜拉们”感到遗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