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扫黄，越扫越黄？

周末，无意间翻到了一本名为《韩国大众文化的女性主义指南》的小册子，而里面的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韩国社会有种把女性的劳动“随便性爱化”的文化。屡见不鲜的例子就是，有年轻女性在便利店打工时，总会遇到突然提出“要不要和我睡一次”的男性。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1年2月，美国《新闻周刊》通过对世界一些国家的“性调查”发现，世界上最“好色”的国家并不是日本，而是韩国。

美国《新闻周刊》给到的数据

另据韩国犯罪学协会在2021年的统计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50个韩国男人当中，一半都有过买春经历。

那么问题来了，韩国的色情产业为什么如此“发达”？出现这一现象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日据时代，日本人在朝鲜半岛修建的大量妓院，就成为了朝鲜半岛人的梦魇。1948年，备感羞辱的韩国政府颁布《禁止公娼制》，全面取缔各类妓院，表面上基本肃清了全部色情行业。

但是，当时的韩国是一个传统的、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的贫穷农业国，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的12.7%。

再加上韩国的土地与自然资源非常匮乏，可耕地面积只占到了国土总面积的11%，一旦遭遇灾荒，民众很容易陷入饥荒的困境。

而在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借助“性”的“战略属性”，招募了一大批“有经验”的妇女来“犒劳”驻日美军，旨在“为我们良家妇女，家庭主妇和少女们筑起一道保护墙”。资料显示，这些妇女们给政府创造了至少1.5亿美元的外汇。

日本的这一做法，不仅受到了美国人的肯定，同时被推广到了同样积贫积弱的韩国。很快，美韩双方“一拍即合”，性产业就此“落地生根”。

1951年5月，总统李承晚亲自签署批准“联合国军慰抚方式提案”。

根据该提案，韩国政府将亲自出面，为联合国军建立“基地村”，给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士兵们“提供安慰、鼓舞士气”。

在韩国，这些妇女通常被称为“基地村妇女”或“洋娼妇”，有固定相好的则会被称为“洋公主”等等。调查显示，有些女性为生计所迫，被吸引到了“基地村”；还有一些人是被所谓的工作承诺诱骗甚至是绑架过去的。

截至朝鲜战争全面结束的1958年，至少有30万名妇女有过卖春经历，其中一半以上的盘踞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工作”。

1947年的首尔街道

1960年4月27日，众叛亲离的李承晚下野。但是，新上台的张勉政府依然无法力挽狂澜。

次年1月，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韩国政府主动调整汇率，致使韩元大幅贬值60%，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2月，政府宣布取消国家法定大米储备量，粮食价格应声上涨了5%，全国需要救济的家庭暴涨至21万。

此时，全国40%的劳动力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全国电力枯竭，国际债台高筑。

5月16日，以朴正熙为首的年轻军官们发动了军事政变，新政府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就彻底崩溃了。

值得一提的是，朴正熙在上台之初，就颁布《卖淫预防法》，同时出动军队严厉打击各类民间交易行为。

但仅过了一年，他就批准了“建立特殊区域”的提案。究其原因，无外乎就是因为，“安抚美军，可以创造外汇”。

在当时，韩国的人均收入约为82美元，世界排名第78位；作为对比，朝鲜的这一数据是253美元。另外，当时韩国全年外汇收入只有2.5亿美元左右，基本只能靠美国输血度日。

韩剧《第三共和国》中的朴正熙

很快，原本遍布各地的大小“基地村”都成为了“例外区域”，尤其是驻韩美军群山基地附近的“America Town（美国城）”，更是“五一六政变”的主要功臣白泰河亲手创办的。

为了不让驻韩美军内部愈演愈烈的性病问题影响到“生意”，政府甚至在基地村内开设了免费英语培训班、医务所和性病诊所。

根据韩国《新东亚》杂志统计，1966年，全国的近200处“基地村”，每年可以带来1000多万美元的收入，占到了总外汇总收入的1/25。

尽管韩国经济在后续的十余年间保持着高速发展，“美国城”也逐渐洗白，但在朴正熙时代，色情产业逐渐成为了保守党派的“基本盘”，而大众对这一产业的态度也普遍较为暧昧。

除此之外，在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政府招募了大量年轻人出海务工，参与各种带有苦力性质的工作。

坦诚说，韩国这场“赚外汇的大航海”，不仅在世界各地造就出了“小汉城”和“韩国城”，也给韩国社会自身的文化底色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于是，韩国社会不仅趋向于按性别进行角色分工，还会每个人设定了固定身份与责任。其结果就是，牺牲包括女性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权益——例如纵容色情行业的存在——就成为了一种被默许的、换取快速发展的代价。

毫不夸张地说，朴正熙政府为催动经济发展的饥不择食，其代价到今天都没有付清。

老照片中的韩国“基地村”

到了七八十年代，世界局势趋于稳定。韩国尽管在军人统治下表面维持着社会安宁，但民主思潮已经暗流涌动。1987年，迫于大规模的民众抗议，韩国宣布改行总统直选，由此进入民主化新阶段。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丰富，使得既没有受到法律严格管控，且道德负担也不那么重的色情产业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色情的影响已渗透到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影视内容到政治话题，乃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几乎无孔不入——可以说，色情产业已经发展成了一条结构完整、影响深远的产业链。

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举办，更成为了推动该产业的又一契机。其中，30多万外国游客的到来，为色情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

数据显示，世界杯结束后，韩国全国的色情场所已超过5万家，从业女性至少33万人，行业年总收入高达2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84亿元），相当于当时韩国GDP的4.1%——这笔规模几乎与全年军费总额持平，经济效益甚至可以与农林渔业平起平坐。

伴随着灰色产业链不断壮大以及这一产业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日益凸显，2004年，卢武铉政府正式实施《性买卖特别法》，将性交易定为刑事犯罪，并对包括色情、赌博、毒品在内的灰黑产业展开严厉打击。

在该法实施仅一个月内，韩国警方就处罚了约1.7万人次涉及性交易的行为，其中1600余人被拘留，包括多名色情行业中介与参与交易的男性。

卢武铉

然而，鉴于根源问题未能彻底解决，韩国的色情产业并未消失，只是转变了形式，逐渐渗透到了住宅区、酒吧、理发店等日常经营场所，同时借助网络工具进行活动。

比如在2007年，韩国性交易产值虽较2002年有所下降，占GDP比重降至1.6%，约为14万亿韩元，但女性从业人数却出现大幅上升。根据韩国政府性别及家庭平等司的报告显示，当时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已接近27万人。

再加上色情行业利润庞大，与保守党阵营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利益输送关系，因此在卢武铉下野后，保守势力借机清算旧账，最终将其逼至以跳崖自尽。

进入2010年以后，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升级与普及，韩国的性交易规模依然呈现出了持续扩大的趋势。

由于《性交易特别法》并未完全禁止性交易，导致这一行业处于泛滥状态。2016年，韩国宪法法院做出终审裁定，认定自愿卖淫符合宪法。

坦诚说，这进一步限制了法律对该行业的约束力，使得监管大多只能停留在治安管理层面。

进入2020年以后，由于政府始终未能根除这一社会顽疾，与之相关的毒品滥用、暴力犯罪、地下赌博等案件，也渐演变为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比如有财阀成员前往私人医院，注射“所谓的牛奶针”变相吸毒，汉江水中检测出了过高浓度的伟哥成分，艺人李胜利经营娱乐场所并涉及贩毒与性侵害等案件，都一度成为韩国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新闻。

可即便如此，截至2021年，韩国的色情产业依然占占据着GDP约4%左右的份额。以韩国接近1.8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计算，其数据规模还是非常庞大的。由此，韩国男性光顾“性服务”的比例也长期处于高位。

“汉江水中检测出了过高浓度的伟哥成分”的报道截图

坦诚说，这一趋势不仅深刻影响着韩国社会的内在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灰色产业链的持续繁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带有猎奇、变态意味的‘逼良为娼’的戏码，陆续在这个国家“上演”了。

2019年初，两名韩国大学生在研究特殊性癖文化的过程中，在一个成人网站上发现了一条可疑链接。

二人在仔细追查后惊讶地发现，从2018年下半年至2020年3月间，自称“博士”的赵某彬，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上散布了大量针对女性的极端性剥削内容，并“广受用户追捧”。

赵某彬在群组中坦言，自己通常会以“介绍高薪零工”为名接近受害女性，随后以支付报酬为由索要她们的个人信息。一旦受害者犹豫或拒绝，他便威胁“将你的事告诉家人朋友”，甚至发出人身伤害的恐吓。

除此之外，他还会以“拍下这个就能拿到钱”等话术，诱骗受害者门拍摄尺度不断升级的性剥削内容，“循序渐进”地将她们控制为自己的“奴隶”。

赵某彬曾宣称，自己一天就可以“制造”两名“奴隶”——这些可怜的女性被迫在身体上用刀刻下“博士”和“奴隶”等字样——旨在向购买视频的人证明，自己是由博士“制造”的“奴隶”。

自称“博士”的赵某彬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视频主要在Telegram的聊天群组中销售。最初建立的群组，被称为“1号房”，随后迅速扩展，最终形成了8个主要房间，而每个房间内又细分出无数个小型聊天组，从而共同构成了庞大的“N号房”。

两名大学生在潜伏调查期间发现，平均每天有约30个这样的房间被访问，参与这些房间的总人数累计超过26万。

2019年，韩国总人口约为5160万，男女比例大致为1.03：1。这就意味着，当时平均每100名韩国男性中，就有一人曾在N号房付费并观看这些对女性实施非人摧残的视频。

为了迎合不同参与者的“偏好”，不同房间还设有不同的特定主题，例如“女教师房”“女护士房”“女中学生房”，甚至还出现了“婴儿房”——这就是震惊韩国社会的“N号房事件”。

随着调查的持续深入，警方发现，在另一款通讯软件Discord上面，也存在着类似的犯罪活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N号房”事件，还是后续接连曝光的“偷拍亲属”“凌辱房”以及普遍存在的偷拍现象，至今都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2021年1月，“赵博士”被判处42年有期徒刑

在全球经济持续疲软与AI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与“深度伪造（Deepfake）色情”相关的犯罪也呈现出蔓延之势。某种程度上，其低门槛与隐蔽性使得越来越多人可能卷入其中。

展开来说，有人在Telegram上发现了大量疑似分享淫秽内容的聊天群组，而流传的影像基本上都是通过深度伪造技术进行AI换脸合成的。

据统计，这些群组规模不等，小则数千人，大则超过十万人参与。受害者群体广泛，包括了大学生、教师、普通职员，甚至涉及未成年人等群体，光是在社交平台上流传的所谓“受害学校”就超过了百所。

更为恶劣的是，许多群组的运作模式与“N号房”非常类似，后来者必须上传视频供原有成员观看，而加害者当中也不乏有未成年人。

根据韩国女性家庭部所属的女性人权振兴院的统计：

自2018年4月设立数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以来，截至2024年8月25日，已为2154名涉及“深度伪造”犯罪的受害者提供了援助；仅2024年前八个月，该中心就接到781名受害者求助，其中20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达288人，占总数的36.9%。

共同民主党议员杨富男则根据2024年8月30日从警察厅获取的数据发现，在2021—2023年间，合计有527名受害者报案。

其中，未成年人占比高达59.8%，作为对比，20—29岁占32.1%，30—39岁占5.3%，40—49岁占1.1%。虽然该比例在2022年曾略降至52.9%，但2023年又回升到了62%，明显高于女性人权振兴院统计的青少年受害比例。

考虑到受害者会面临的舆论压力与报案障碍，因此杨富男认为，实际受害人数可能远高于报案数字，未成年人受害的真实情况或许比数据所显示的更为严峻。

韩国女性自发将“深度伪造性犯罪”相关内容翻译成不同语言在全球传播。

有观点认为，无论是色情产业的扩张，还是性剥削犯罪的泛滥，根源都在于韩国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厌女”思潮。

这就意味着，仅依靠加快立法、加重刑罚或加强性别平等教育等手段，难以从根本上遏制此类犯罪。原因很简单，“韩国社会性厌女植根于国家制度，且与韩国政治紧密相连”。

早在2019年，即韩国国会大选前一年，保守党为了争取男性选民的支出，就发起了一系列舆论攻势。

随后，韩国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所谓“韩国男性受歧视”的相关报道，声称“女性社会地位上升损害男性利益”，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时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印象中保守势力多为中老年男性不同，这一时期反对女性主义的男性，呈现出了明显的年轻化趋势。特别是那些长期活跃于网络、更容易接触女性主义相关信息的年轻男性，更倾向于加入反对阵营。

高喊反女性主义口号的韩国男性

引发舆论争议的导火索，正是韩国的全民兵役制度。

众所周知，韩国是全球少数仍实行强制征兵的国家之一。目前，韩国男性所服兵役，形式多样、时长不一——从最短6个月的社会服务兵，到最长可达三年的公益法务官、公众保健医师等专业替代役等，皆在其列。

在韩国社会，拒绝或逃避兵役所面临的舆论与法律惩处，远比性犯罪更为严厉，比如拒服兵役者通常会被判处监禁。

作为一个原则上仍处于战时体制的国家，“服役”被普遍视为最高形式的爱国表现。正因如此，韩国社会文化高度推崇兵役；由于服役主体为男性，社会各界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即男性应享有比女性更高的社会地位。

然而，普通韩国男性的军旅生活并不轻松。一方面，军队内部等级森严，新兵遭受老兵或上级暴力虐待的事件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兵役导致学业中断、职业发展受阻，在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许多男性感到自己处于结构性不利地位。

因此，大约在2022年前后，韩国男性中开始出现这样的质疑——“既然强调男女平等，为什么只有男性必须强制服役？”几乎在同一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发出了废除“仅强制男性服兵役”等条款的呼声。

当上层的国家意志与底层的青年男性群体，在“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上产生分歧且难以调和时，前者决定选择通过压制女性权利的方式，来试图“安抚”男性群体，以求在维持现状的同时，尽快平息争议。

但现实情况是，韩国女性不仅可以志愿参军，而且在军队中同样会遭遇到性侵、霸凌等情况。另外，在前面提到的“深度伪造（Deepfake）色情”案件当中，就有专门的房间对她们进行影像性剥削，甚至将之物化为“军需品”。

韩国兵役制度介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令韩国各界尤其是当权阶层倍感焦虑的情况出现了——年轻人越来越不愿生育。

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新生儿仅23万人，创下自1970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总和生育率降至0.72，其中首尔更低至0.55。

坦诚说，这一现象背后固然有经济压力的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无疑是不断激化的性别对立情绪，导致育龄男女在生育、育儿与家庭责任分配上存在严重分歧。

《韩国日报》2020年的调查显示，仅8.4%的20—30岁女性认为育儿责任应主要由女性承担，而同龄男性中认为男性应承担主要育儿责任的也只有18.7%。

有分析人士指出，生育率的长期低迷，将在未来五十年内使韩国符合服兵役条件的人口减少58%，全国近半数人口将超过65岁。这样的现状，不仅会危及国防安全，也将对经济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性别歧视问题，《韩国日报》在同年6月进行了另一项调查。

数据显示，在20至30岁的女性受访者中，高达84%的人认为，韩国社会存在严重的歧视女性现象；而在同年龄段的男性中，只有38%认同这一观点。

其他年龄段的男性认同比例略高，30至40岁为47%，40至50岁为43.1%，50岁以上则超过半数。

相比之下，在20至30岁的男性受访者中，有78.9%认为韩国社会存在“歧视男性”的现象，30至40岁男性的这一比例为70%，40至60岁男性中也超过半数认为存在“男性歧视”。

参加女权示威的韩国女性

简言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一部分人选择简单粗暴地之归咎于“性别歧视”。

韩国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在一个长期存在男尊女卑传统的国家，女性的生存环境面临多重挑战，她们所遭受的压迫、歧视甚至生命危险常常被漠视甚至被合理化。

不过话说回来，相当一部分韩国青年男性坚持认为，女性在社会中索取和获得的权益早已超出了公平范围。

根据某报社对超过一万名年轻男性受访者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社会对男性不公”，而同意“社会对女性不公”的男性仅占18.6%。这种认知上的巨大分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中的性别对立与不信任。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很多社会矛盾尚能被发展所掩盖，但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韩国也难以独善其身，性别之间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因此再度凸显了出来。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数据，2020年韩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女性就业率为56.7%，在OECD 36个有统计数据的成员国中仅排第30位，远低于新西兰（72.2%）、日本（70.7%）和澳大利亚（68.6%）等亚太邻国。

2023年，韩国女性家庭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韩国女性就业率在2022年首次达到60%，但其中低薪劳动者的比例仍接近男性的两倍。

这一差距反映出，即便女性就业规模有所提升，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整体地位与收入水平仍处于相对弱势。

参加女权示威的韩国女性

总而言之，无论是色情产业的发展，还是各种与性相关的犯罪案例的增加，还是性别对立情绪的愈演愈烈，都是韩国“社会性厌女”情绪的产物。

这种“社会性厌女”，只会让社会陷入不安与动荡：

政客为了保住政治地位，维护选民基础，选择不断煽动性别对立，激化社会矛盾——受到政策性压迫的女性奋起反抗——因政策缺位未能接受应有的性别平等教育的韩国男性，在看见女性主义运动形成条件反射，认为是在搞男性歧视进而对女性实行无差别报复行为——因为政策缺位导致女性无法通过公共途径实现救济——受到政策性压迫的女性奋起反抗。

最终，韩国社会将进入一种恶性循环，但恶果绝不会仅由女性单独承担；倘若国内与国际政治形势不发生彻底变革，“社会性厌女”几乎无法得到扭转。毫不客气地说，韩国扫黄，未来只会越扫越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