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的动物：女性如何让哲学重归生活 | 新书

形而上的动物

女性如何让哲学重归生活

[爱尔兰] 克莱尔·麦卡尔 [英] 瑞秋·威斯曼 著

李金潞 李晓琳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12

ISBN: 9787108081452 定价: 88.00元

【内容简介】

在西方哲学史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女性向来被认为“不擅长也不适合做哲学”，本书的四位主人公却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打破了这一偏见，用行动回答了“女性能做出怎样的哲学”。通过翻译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伊丽莎白·安斯库姆为分析哲学注入了革命性能量；菲利帕·福特提出“电车难题”，为伦理学重塑了问题坐标系；艾里斯·默多克打破文学与哲学的边界，将对“爱”的探讨重新引入道德哲学；玛丽·米奇利则为当代动物和环境伦理学提供了奠基性的观点。在一个虚无主义甚嚣尘上、将人类贬为“高效运转的机器”的时代，这些女性哲学家捍卫了正义、爱与仁慈的重要性，从而让哲学回归日常生活。

本书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了她们波澜壮阔、相互交织的人生历程，既有在学院内、战火中守望相助的女性情谊，也有与柏拉图、康德等形而上学家跨越时空的智识对话，为女性思想史和20世纪欧洲哲学史添加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著译者简介】

克莱尔·麦卡尔 爱尔兰哲学家、历史学家，现任英国杜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分析哲学和女性思想史。

瑞秋·威斯曼 英国分析哲学家，现任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系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心灵哲学、行动哲学和伦理学的交叉领域，以及伊丽莎白·安斯库姆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

译者

李金潞 重庆大学博雅学院2017届本科毕业生，现就读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古典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古希腊旧喜剧中神的形象、意义与神人关系，以及旧喜剧与古希腊悲剧、哲学的关系。

李晓琳 人类学博士，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领域涵盖性别理论、女性主义、数字媒体、性别与技术、女性健康与医疗等。

前言

人物

序幕：杜鲁门先生的学位

立场坚定的伊丽莎白·安斯库姆

跃跃欲试的菲利帕·福特

第一章 试读期

萨默维尔学院的玛丽·斯克鲁顿小姐和艾里斯·默多克小姐

圣休学院的伊丽莎白·安斯库姆小姐

玛丽和艾里斯参与政治活动，我们与“野猪岭”的居民们相遇

《阿伽门农》课程

哲学界的一场革命：弗雷迪·艾尔向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宣战

观念论者们最后的话

第二章 战时的学习生涯

战争开始，年轻人出征

菲利帕·博桑凯小姐来到萨默维尔

和平主义，伊丽莎白撰写她的第一本小册子

四位朋友相遇

一位长者：H.H.普莱斯谈休谟

一位难民：海因茨·卡西尔谈康德

一位女性：玛丽·格洛弗谈柏拉图

一位拒服兵役者：唐纳德·麦金农与形而上的动物

我们那四位不合时宜的哲学家均获一等学位

第三章 无序与困顿

玛丽和艾里斯搬去了伦敦

伊丽莎白重拾对亚里士多德与人性的研究

艾里斯和菲利帕身处战时的伦敦

伊丽莎白的计划受阻

西福斯的爱情与战争

玛丽发现自己身处“奇怪的部落”

第四章 帕克镇

男士们重返牛津，玛丽拜访“野猪岭”

菲利帕决心证明艾尔是错误的

艾里斯遇见萨特

菲利帕、艾里斯与难民救助行动

伊丽莎白和菲利帕开始了一场哲学对话

艾里斯的共产主义过去找上门来了

奥斯汀中校推动变革

伊丽莎白请维特根斯坦到牛津

玛丽和艾里斯准备重新进入哲学领域

第五章 共同说“不”

四人组联合反对艾尔和黑尔

艾里斯与伊丽莎白谈论过去的现实

菲利帕重新将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联系起来

伊丽莎白开始思考人类行为

亚里士多德重现生机

第六章 回归生活

伊丽莎白首次讲学

伊丽莎白和艾里斯的危机

宏观形而上学与玛丽的新开始

菲利帕首次授课，伊丽莎白前往维也纳

艾里斯和菲利帕填补背景

维特根斯坦签署遗嘱

第七章 形而上的动物

玛丽离开牛津

卡洛塔·拉博斯基与瓦尔堡学派

伊丽莎白编辑《哲学研究》

艾里斯与玛丽讨论诗歌与悖论

艾里斯论萨特、黑尔与时代风格

玛丽提出“女性问题”，艾里斯学习爱情

重返生活

尾声 再提杜鲁门先生的学位

后记

缩写表

注释

参考文献

拓展阅读

致谢

四位女性如何在“堕落乱世”思考哲学

* 本文为《形而上的动物：女性如何让哲学重归生活》前言，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文丨克莱尔·麦卡尔 瑞秋·威斯曼

欧洲哲学史讲述的故事，往往关乎人的思想、愿景、希望与恐惧，而在这些故事中，主角总是男人。通常来说，这些男人都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远离女人和孩子。“实际上。许多伟大的欧洲哲学家几乎都是单身汉。”哲学家玛丽·米奇利在1953年这样写道。这是她受英国广播公司（BBC）委托编写的广播谈话稿的第一句话，但被删掉了。制片人说，玛丽对哲学家婚姻状况的观察是“用琐碎、无关紧要的家务事干扰智识生活”。玛丽争辩道，如果写就哲学的人与他们的配偶和爱人感情深厚，或是孕育过子女，或是享受过丰富充实、绚丽多彩的人生，西方哲学传统中特有的唯我论、怀疑论和个人主义就根本不会出现。

本书记述了一段历史，以四位女哲学家与她们之间的友谊为中心。玛丽·米奇利（原姓斯克鲁顿）、艾里斯·默多克、伊丽莎白·安斯库姆和菲利帕·福特（原姓博桑凯）都是在20世纪最为动荡的岁月中长大成人的。这四位女哲学家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并在希特勒的军队入侵奥地利不久后开始在牛津大学学习哲学。实际上，希特勒的军队到达奥地利时，玛丽正在维也纳学习——上大学之前，她踏上了一段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的旅程。玛丽的老师让她放心，说欧洲的麻烦马上就会过去。各家商店的橱窗纷纷挂出标语：“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来这儿的，就用‘希特勒万岁’打招呼。”在那之后，玛丽回到了英国。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纳粹主义肆虐、大屠杀、全面战争、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那一代人面临着前人难以想象的堕落乱世。

艾里斯·默多克发现，面对后纳粹时代的现实，法国和英国的哲学家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被占领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法国战后的哲学与文学。萨特的哲学探讨了自由的道德与政治含义，试图理解本真性和诚恳对于那些生活在维希法国的人是否可能。而英国人没有遭受过这样的危机，相反，在1945 年，牛津大学的男学生们解甲归来，卷起袖子，重拾旧业。

在战争打断他们的工作之前，这些年轻的男子正着手开展一项大胆的事业：消灭从前名为“哲学”的学科，并用一套新的逻辑、分析和科学方法取而代之，称之为“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思辨形而上学追求人性、道德、上帝、现实、真理以及美的知识，而这种探究将让位于为科学服务的概念澄清和语言分析。新的研究方法只允许提出能够用经验方法回答的问题，而“人类生命的意义何在？”“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上帝是否存在？”“时间是真实的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美？”这一系列形而上学问题，由于超出了可以测量和观察的范围，被统称为“无稽之谈”。那种将人类视为精神性存在的古老的哲学图景也被摒弃了，这种图景认为人类生活以上帝（God）或善（Good）为导向，而哲学是人类对现实的基本结构进行思考的一种尝试。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愿景：人类成了“高效的计算机器”，这些个体凭借智慧能够超越自身混乱的动物本性，从而将一个原本野蛮、混沌的世界规划成形，赋予其理性。这些人还宣称没有纯粹的哲学问题，那些无法用科学方法探究的问题要么是令人尴尬的闹剧，要么会造成语言学的混淆。

若非受到了战争的阻碍，玛丽、艾里斯、伊丽莎白和菲利帕很有可能会加入这些男人的行列，肆意大胆地去开创一个“新世界”——一个将哲学与诗歌、神秘主义、精神以及形而上学割裂开来的世界。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她们会完成自己的学业，获得学位，将哲学抛诸脑后，并如同许多同时代的年轻女性所坚信的那样，认为这门学科不适合她们。然而，实际情况是，那些年轻男人和英国哲学界的“巨头”（艾尔、赖尔和奥斯汀）离开了牛津，去了白厅和陆军部，而我们的四位朋友留在牛津大学完成了学业。当时的牛津正处于混乱之中，到处挤满了从伦敦撤离的人和来自欧陆的难民。而哲学也开始重焕生机，旧形而上学的研究者们又可以自由地谈论诗歌、超越性、智慧和真理了，良心拒服兵役者们询问着上帝要求他们尽何种义务，难民学者们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分享着他们的学术成果和知识——这些成果和知识在牛津大学是前所未有的。教室里不再满是聪明的、总是热衷于赢得辩论的年轻男人。女性们聚在一起，将视野转向了整个世界。艾里斯说，女性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围绕着人类的现实——超验的或其他类型的现实”。她们提出了问题，许许多多的问题。

就这样，四位女性学习着如何用她们自己的方式看待哲学：作为一种古老的人类探索形式，哲学在数千年的对话中得到延续，其任务是帮助我们所有人一起在超越任何个体的广阔现实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当那些年轻男人带着他们的分析方法和对神秘事物与形而上学的蔑视从战场上归来时，我们的四位朋友已经做好了准备共同说“不”！

2013 年的夏天，我们开启了自己的哲学对话。我们在日内瓦相遇，在一小群哲学家当中探讨着梦的本质，并发现彼此是对方的哲学伙伴——我们都喜爱晦涩的、转瞬即逝的、漫无边际的事物，乐于提出奇怪的问题。很快我们还发现，我们都对哲学的学术现状感到绝望——尽管也都试图在这一学科中寻找出路。我们深知，如果要继续走这条路，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以一种更具参与性、创造性和开放性的方式来研究哲学。我们厌倦了听男人们谈论那些男人写的、有关男人的书籍。我们希望能像朋友一样一起从事哲学研究，并找到一个故事助我们一臂之力。后来，在11月28日，《卫报》上刊登了一封信，题为“女性哲学的黄金时代”。这封信来自“玛丽·米奇利”，我们认得这个名字，但这位哲学家的作品既未出现在当今大学的教学大纲中，亦未曾在专业期刊上受到讨论。在刊登的那封信上，玛丽列出了接下来本书要写的这个故事的梗概，她讲述了她和朋友们——艾里斯、伊丽莎白和菲利帕——是如何在哲学这个对女性“出了名的不友好”的学科领域中大放异彩的，因为在关键时刻，男人们都被叫去打仗了。“当然，问题不在于男性本身，”信中继续说道，“男性过去在哲学上做得已经足够好了。”玛丽眨了眨眼，似乎在暗示，是时候考虑一下女性做出了什么样的哲学——以及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哲学。冥冥之中，我们似乎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故事。不知不觉地，我们成了纽卡斯尔郊区一家养老院的常客，那里离我们各自的家只有几英里，我们经常在那里同玛丽·米奇利聊天。玛丽坐在摇椅上，谈论着书架上那些书的作者：科林伍德，约瑟夫，普莱斯，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艾尔，黑尔……就好像这些人刚离开这个房间。之后，她又从她狭小的起居室的窗台、桌面和地毯上捡起堆着的文件、笔记和剪报递给我们。她也向我们谈起她的朋友们：艾里斯、菲利帕和伊丽莎白，她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玛丽希望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是，“‘真正地’处于战争状态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我们正处于“与恐怖主义的战争”之中，但玛丽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明白其中的差别。

你无法像平时那样做事，不能待在熟悉的地方，你被驱逐、发配、限制出入；你的家人和朋友也被迫分开，或是被杀，或是受伤，或是身处险境。你很难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报纸靠不住，广播里全都是政治宣传，信件也受到审查。食物短缺，汽油限量供应，出行也受到限制。前途未卜，你感到恐惧，那是黑暗的时刻。

她向我们讲述这些事情时，并非是在回忆那一成不变的过去，而是为她想要向我们讲述的哲学提供一个鲜活的背景。玛丽说，乱世需要哲学，当防空警报响起、遮光窗帘挡住了外面的光线时，她和朋友们抽着香烟以缓解饥饿感，研究出了一套关乎人类生活的理论。

当世界正从一场大流行病中慢慢复苏，并开始正视气候危机的挑战之际，或许现在正是时候，像这些女性在“二战”之后所做的那样再次发问：人类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需要做什么？哲学有何种用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男人们共同描绘了一幅“男性图景”，至今仍然主导着我们的集体想象。艾里斯写道，现代哲学的“英雄”是“科学时代的后裔”，他“自由、独立、孤独、强大、理性、负责、勇敢”，是“众多小说和道德哲学著作中的主人公”。但这个“英雄”也脱离了自己的本性，与孕育他的自然世界以及其他人类产生了隔阂。对我们而言，这种孤独与疏离感如今发生了一个独特的转变。过去几十年，科技的发展创造了这样一幅景象，使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到世界的全貌——几秒钟内，计算机就能向我们展示火星的表面、黄蜂巢穴的内部以及核反应堆的设计方案。然而，复杂的人类生活令人疲惫，虚拟产品越来越受欢迎，替代了真实的友谊、玩乐、爱以及人际交往，而我们作为整体正在逃避眼前的责任。我们更乐于幻想，未来的某一代人，或人工智能和科学创新最终会接下我们身上的重担。然而，正如玛丽所言：“我们身上到底会发生什么，终究还是由人类自身的选择决定的。与为机器编程的人相比，即便是最令人称叹的机器也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

现在，人类需要一幅图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并寻找继续前行的方法。我们需要弄清楚现在和过去生活中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并理解改变这些模式的可能性以及促成这种改变的机制。伊丽莎白·安斯库姆在1944年写道：“我将‘人’与‘猫’和‘萝卜’这样的东西列在一起了。”她认为，任何试图了解自己的尝试都必须从这一事实开始，即每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然而，虽然我们可以客观地从外部研究萝卜和猫的生命，对于人类本身来说，却只能从内部去研究其生活。如果我们面临的那个任务是去探索人类本身是什么，我们就必须像这些女性一样共同努力：在大学的教室和食堂里，在茶馆和客厅里，在书信往来和酒吧长谈中，在抱着婴儿、提着纸尿布时，携起手来。这些女性住在带围墙的花园中，住在河流边，住在艺术馆里，也住在难民营和被炸毁的房子里。

透过这些朋友的眼睛，一幅新的图景浮现出来。我们熟悉的世界变成了一幅内容丰富的编织画，上面的“图案”（patterns）交织纵横，镶嵌着形而上学研究的文化对象，布满了植物、动物和人类生活。而正是我们人类个体的生活创造了这些“图案”和对象，并将它们延续下去。由此，我们被重新视为一种动物，一种本质在于去提问、去创造、去爱的动物——我们是形而上的动物。我们绘制图画、编写故事、提出理论、书写文字、创造符号、制作艺术品，然后分享这些成果，以此引导我们共同生活的方向。这些创作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因为它们同时展示了我们生活的现在与过去，也指出了继续前行的新路径。这些创作告诉我们，我们共同拥有的那个“过去”总是暂时的；通过口传与记载，我们的“过去”得以存活，它也因此容易被改变，抑或被忘却、遗失。然而，正因为“过去”是鲜活的，我们当下的发现才会对历史产生影响。我们才能够以不同的视角看待“过去”——亦可以改写对已发生之事的理解。许多不同的过去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通过将信件、日记、照片、谈话、笔记、回忆录以及明信片中的片段拼凑起来，我们重新建构了“过去”，并创作了一幅幅图画。这些图画构成了各种“图案”，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图案就是这四位才华横溢的女性波澜起伏、相互交织的人生经历：在故事的开篇，她们正值豆蔻年华，处在一场大战的风口浪尖，我们追随着她们的脚步，看着她们在日新月异的知识与政治环境中寻找自己的方向；当故事接近尾声之时，她们已过而立之年，正逐步踏上世界舞台——她们的名字见诸报端，声音回荡在广播中。每一位女性都展现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致力于探寻世界的意义。在身为女性进行哲学思考时，对于实践问题、智识问题以及心理问题，她们每个人都找到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也从彼此的友谊中获得了力量。

相应地，这些女性的生活也提供了一种与20世纪主流的哲学历史相悖的叙述。这一历史叙述的主人公不是艾尔、奥斯汀或者黑尔，而是一些你或许并不认识的人物：普莱斯、约瑟夫、苏珊·斯特宾、科林伍德、多萝西·埃米特、玛丽·格洛弗、唐纳德·麦金农以及卡洛塔·拉博斯基。这种叙述将当代哲学与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的思辨形而上学家、观念论者和实在论者联系起来，在哲学转向语言分析，并将研究视野降低到只研究“真理”、“现实”和“善”这些词的含义之前，这些学者曾努力地理解真理、现实和善的本质。这种叙述表明，提出形而上学问题，并对此做出回答，是人类生活自然的、本质的一部分。这样，那些看似抽象、晦涩的问题，就与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那些紧迫而真实的伦理、实践与精神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贯穿这种叙述的正是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宏大轨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摩尔。当然，还有20世纪的那场巨大的混乱：难民与移民潮、屠杀与战乱、死亡与动荡，它们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与秩序。

本书以一个提出哲学问题的场景开篇：1956年，伊丽莎白·安斯库姆站在牛津大学的教师群体面前，将下令轰炸广岛和长崎的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称作大屠杀凶手，反对授予他荣誉学位。教师们几乎一致反对她的抗议，杜鲁门仍然获得了荣誉。伊丽莎白感到困惑：她看到了哪些他们没看到的东西？她说，如果他们愿意将荣誉授予一个因杀害成千上万无辜民众而出名的人，那这些人就迷失了自我。本书蕴含的哲学思想正是一幅地图，带领人们从迷路的地方回归正途。你可以将本书作为一个故事来读，从中获得一幅人类生活的图景，它将帮助你像这几位女性一样看待我们的日常世界：将整个世界看作某种令人惊奇又脆弱的东西，需要我们持续的关心与照料。你也可以将它看作一部哲学论著，其中蕴含着一种让哲学重焕生机的论述。如果可以的话，你应与朋友一起阅读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