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低生育率的关键：不是女性不想结婚，而是男性在集体逃离婚姻

男性正在主动退出婚姻体系，并非是舆论猜测，而是有数据为证的事实。

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只有610.6万对，为1980年以来最低，较2013年下降了一半多。

这一塌方式下滑，并不是女性不想结婚，而是因为很多男性不再把婚姻当成必选项。生育率和婚姻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男性集体退场。

结婚率降低已经是一个很长时期以来的结构性变化。

适婚年龄的人口一直在减少，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超过了30岁。人口学研究显示结婚年龄推后将会直接减少能够生育的时间。

如果结婚不再是人生默认的选择，那么生育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从统计数据上看，婚姻减少、生育率降低是同步的。中国总和生育率为 1.09，已经连续两年在 2022 年之后出现人口负增长。

问题并不是集中在女性“不愿生育”上，而是大量的男性不再想结婚。

男性的退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婚姻的回报逻辑是否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婚姻依靠性别分工体系来运转，男性负责经济方面的事情，女性负责家务。

这套框架就决定了婚姻就是双方互相交换资源的一种制度，但是技术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正在瓦解它。

外卖代替了厨房，清洁设备代替了家务劳动，医疗技术降低了生育门槛。

现实使得女性获得独立资源的方法变多，不需要通过婚姻来获得安全感。传统的婚姻互换价值变小了。

女性在教育和经济方面地位的提高，实际上提高了个人的竞争力，但是并没有提高婚姻的收益。

高收入、高学历女性的资产、教育背景、事业资源属于个人能力范畴。

法律上不能直接转为家庭共享资源。她的地位上升了，所以在婚姻谈判的时候可以提高自己的要求，但是并不会提升婚姻结构的合作性。

婚姻心理学研究表明，夫妻之间关系稳定的关键在于两人之间互相帮助的程度，而并非其中一方实力更强就好。互惠减弱、冲突加大。

男性所见的是婚姻风险变大、收益降低。

2024年离婚登记数量为结婚登记的57.5%，离结比接近或者大于一半就说明婚姻对于男性而言是不稳定的。

根据经济学的研究，在一项制度的成功概率小于失败概率的时候，参与者就会无条件的选择不加入。

男性在结婚的时候，风险规避心理就占了上风，因为投入大，失败了损失也大，成功了也没有什么好处。

心理学中的“损失厌恶”效应表明，人们对于损失的感觉比对于收益的感觉要强烈得多，在婚姻决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同时男性的经济负担也在增加，结婚对于男性的意思是住房费用、彩礼费用以及长时间的家庭开销责任。

这些开销不是临时性的，而是会长期存在的一项固定开支，对普通男性而言，结婚即表示要承担起长久的经济责任。

如果回报不够的话，那么退出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社会学者认为，在男性用“成本—回报”模型来考量婚姻的时候，如果净回报为负数的话，那么退出就会有群体化的趋势。

女性越来越独立，男性得到的婚姻利益却越来越少，关系中存在结构上的不对称。

一方获得了自由度、经济能力和社交支持增加，而另一方所承担的责任却没有相应地减少。

心理实验表明，在关系中如果责任和回报不成正比的话，个体就会通过减少投入来恢复心理上的平衡，男性集体退出是平衡行为的一种外在表现。

离婚之后，男性的生活质量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现代社会提供了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单身并不等同于边缘化。

没有了婚姻的成本之后，人们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工作、兴趣以及个人规划上，婚姻不具有排他性的身份意义。

社会身份不再依附于婚姻结构之中，因此男性的婚姻需求也就被进一步削弱了。

未来的婚姻只剩下两种：一种是资源匹配的合作型高质量婚姻，另一种是普通人选择独身。

经济学家称其为“婚姻阶层分化”。高收入人群依靠婚姻来实现资源的协同，而中低收入人群因为成本过高从而退出婚育体系。

生育率直接受到影响。婚姻减少、生育窗口期缩短，人口减少将会变成一种结构上的结果。

社会政策想通过补贴、鼓励的方式来提高生育率，但是效果不佳，政策补贴无法补救婚姻中存在的一种交换关系。

现在的婚育决定主要是靠长期稳定的预期，而不是短期的刺激。如果婚姻制度不能提高男性对于结婚的期望值，那么低生育率就很难得到改善。

不愿意结婚的男性越来越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家庭，而是他们发现现行的婚姻制度对自己没有太多的好处。

生育率降低不只是女性的责任，男性集体退出也很重要，婚姻结构要找到新的平衡点。

如果男性所付出的投入得不到同等的回报，那么婚姻的参与者就会继续减少，人口趋势也会继续下滑。

婚姻制度在变化，社会结构也在变化。女性在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生育率的走向将会被这种结构上的新关系所长久影响。

婚姻不一定是每个人的选择，而是成为少数人的选择。这一变化会对整个社会的人口、家庭结构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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