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降级浪潮中女性因素的关键影响

在消费降级的大背景下，女性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过去几十年，我国女性消费力超越男性这一现象，虽被众多分析师和智库关注，但背后的根本逻辑却鲜有人深入探究。令人疑惑的是，在女性生产力普遍低于男性、薪资水平相对更低的情况下，为何消费能力却更高？答案便是超前消费。

女性的超前消费倾向几乎难以抑制，这源于男女认知底层的差异。男性多以生产力定义自我，即“我赚多少钱，便是什么样的人”：月入3000元是普通人，月入1万属中产，月薪10万则为高收入者。而女性常以消费力定位自我，秉持“我花多少钱，便是什么样的人”的逻辑：即便月薪仅3000元，只要消费着星巴克、香奈儿、LV等品牌，就会自觉与这些品牌对应的消费层级匹配。

这种认知差异解释了不少社会现象。在相亲市场，为何有女性认为“开宝马的男性算穷人”？只因她体验过法拉利，便将自己归为法拉利消费群体，进而贬低开宝马的男性。“女生月入3000等于男生月薪1万”说法的流行，也是因为月薪3000元的女性在消费上“平视”月薪1万元的男性，她们觉得消费层级相同则地位相当。同样，相亲市场中对爱好评价的性别差异也源于此：男性认为旅游、滑雪等纯消费爱好无法提升薪资，是减分项；而女性认为能承担此类消费，便证明自己属于相应层级，是加分项。

无论是为提升自身形象，还是对未来过于乐观，不少女性存在“赚3000花4000、6000”的情况，超出收入部分通过信用卡、借贷等维持。过去，这种模式行得通，女性靠超前消费打造人设，吸引高收入老公，从而清零债务。由此形成过往主流消费与婚恋模式：女性挣多少花多少，男性全力攒钱，结婚时双方收支平衡。商家也看准这一点，推出名牌包包、美妆、医美、网贷甚至裸贷等产品和服务，寄望于结婚时的“债务出清”。可以说，女性超前高消费的经济模式，完全依赖“结婚”这一基础。

然而，任何透支都有极限。当“结婚”这一核心基础动摇，连锁反应接踵而至。上游美妆、医美行业，下游约会经济、舔狗经济乃至电影市场都出现衰退。由女性超前消费支撑的庞大市场断裂，超前消费债务问题彻底暴露。这正是近年来征信黑名单中女性数量激增的主因，金融行业最先察觉这一问题，因其离钱最近。对比近10年男女消费能力数据可知，女性超额消费能力强，是天然信用卡用户，国内女性使用信用卡频率是男性3倍以上。

为抢占市场，许多银行推出女性专属信用卡，额度高、门槛低。2021年第一财经《金融消费白皮书》显示，女性日均访问信用卡频道页面超50次，每月信用卡消费者中女性占比达76%。女性自认为能精明利用信用卡和满减优惠，实际却消费更多。互联网行业也发现女性高消费意愿，携程2022年报告表明，女性旅游人均消费比男性高30%，在高端旅游市场占据主导，购物消费额度也远超男性。商家纷纷刺激女性消费，但经济紧缩时，信用卡逾期集中爆发，银行收缩信用卡业务，依赖信贷超前消费的女性被困于消费“山顶”。新一代年轻女性超额消费远超想象，不仅省吃俭用买名牌包包，甚至靠借贷维持房租。

这也导致近年来婚恋市场彩礼矛盾激化。男性赚钱艰难，难以承受高额彩礼；女性债务攀升，无法降低彩礼诉求。若仅是过去“省吃俭用买包包”的超前消费程度，彩礼矛盾不会如此激烈，如今彩礼对女性而言，是“解套”债务或改善生活的必要手段。

除金融行业，婚恋红娘对此感触颇深。许多婚恋公司对接当事人时，会先核实网贷、消费贷记录和征信，因太多人背负巨额债务走进婚姻，债务已成为婚姻中的“灰犀牛”。男女因彩礼问题对立加剧，本质是女性经济诉求超出男性供应能力，是双方失望后的情绪宣泄。

过去，女性超前消费债务问题不突出，因经济高速增长，女性有提升收入、通过婚恋“出清”债务或公考“上岸”获取稳定收入的机会。但债务只是延迟爆发，近两年，随着消费降级、结婚率骤降，女性债务问题凸显，过去承载债务的“蓄水池”纷纷收缩或“拉爆”：经济增长放缓，女性收入难抵债务增长；婚恋市场男性经济状况恶化，婚姻“出清”债务路径受阻；公考岗位收缩，“上岸”机会减少；银行收紧对高风险人群信贷，切断循环借贷支撑。

最终，女性超前消费大幅减少，奢侈品销售额暴跌，假日经济熄火。女性超前消费逻辑的崩塌，致使关联的庞大消费市场萎缩，成为推动消费降级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