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领域内女性依然偏少吗？

哲学领域女性偏少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归结为兴趣或天赋差异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不只是一个存在于哲学领域的问题，在艺术、科学等多个领域中，都有过相关的讨论。今天的文章将结合《哲学领域女性偏少问题研究》《她的实验室》《一直在场》《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等多本近年出版的作品，聊一聊哲学与女性的关系。

现实并非展柜里的标本，它在不断地流动和变化中——我们的观察本身，就在参与构建和改变现实。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一项解释的工作，而非本质主义的归因，我们既不对“哲学”的理想特质，也不对“女性”的思维模式做一种本质化的判定，而是旨在结合一些亲身经历或观察到的现象，梳理一种或多种具备解释力的可能性。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会从日常记忆中产生困扰的问题出发，勾勒并回应那些阻碍女性进入哲学的刻板印象和认知图式，但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为了评判对错，更不是为了谴责持有某一观点的学者，而是为了达成对哲学本身以及它与女性之关系的更深入理解。因为在人文领域中，理解的过程，就是改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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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看似过时的问题：“女人不宜搞哲学”

曾经，一句“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在大学校园间广为流传。周国平作为国内研究尼采的著名学者，擅长以文采斐然的笔调阐述哲学思考。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他的著作影响了诸多年轻人。正是在这种广泛的影响之下，他的“女人不适合搞哲学论”得以传播，该论至少收录于《人与永恒》《人生哲思录》等著作中。他甚至曾在2004年世界哲学日发表过一篇题为《女人为什么不宜搞哲学》的演讲，提出“女人搞哲学，对于女人和哲学两方面都是损害。”

这一观点基于以下论证：一方面，女性做哲学时，由于她哲学能力存在本质性缺陷，包括哲学直觉和逻辑思维能力偏弱，思考问题时会“搅成一锅粥”，因此会损害哲学的严谨；另一方面，研究哲学也会伤害女性的“美”，因为“学了哲学，头脑变得复杂、抽象也就是不聪明了；灵魂愈加深刻、绝望也就是更痛苦了。……坏的哲学使人枯燥，好的哲学使人痛苦，两者都损害女性的美。”也就是说，本质上，周国平是援引一种“怜惜”修辞，来为这种文人式的性别本质主义辩护。

这种优美的本质化“思维差异性别论”具有时代烙印，它基于对某一时代现象的简单归纳。这种差异论预设了哲学需要一种区别于日常直觉的理性直觉和逻辑思维能力，并将“感性”与女性、“知性”与男性对应。曹剑波在《哲学领域女性偏少问题研究》一书中，基于实证数据反驳了这一前提，论证了哲学直觉并无性别差异，且逻辑思维能力并非女性的弱项。因此，问题的核心并非“女性是否适合哲学”，而是“现实中哲学领域内女性偏少的状况”是如何由系统机制所构建的？

《哲学领域女性偏少问题研究》

作者: 曹剑波

版本: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著名哲学家萨利·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在《改变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中指出：哲学共同体普遍存在一种“假定成功哲学家就该像（传统的白人）男性那样行事和思考”的图式。这种图式通过哲学中一系列熟悉的二分法（如理性/感性）叠加对哲学理想特质（深刻、开创性、严谨）的框定，将哲学与男性气质锁定并与女性气质相对立。与此同时，大量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表明，当完全相同的论文、简历被标注典型的不同性别和种族姓名时，评审者（无论自身性别）会给出差异化评价。在此，哈斯兰格引入了“图式理论”来解释这种无意识偏见。

图式（Schema）是一种心理建构，它以简略的模式构成个人对群体和事件的认知。它与“假设”相似但更原始，运作机制是唤起人们的预期，从而以符合图式的方式解读行为、弥补缺失的信息、并引导新信息的搜寻，最终倾向于将不符合图式的例外情况特殊化。这种认知图式进一步引发了图式冲突：当主流哲学被图式化为极度理性、客观且男性化的典范；而女性主义哲学的认知图式则被图式化为与女性特质相关联，标记为情绪化、政治化且非客观的。这种图式冲突，使得女性学者在极度阳刚的哲学环境中感到格格不入，因为这要求她们压抑潜在的重要身份特征。

在此基础上，曹剑波从社会环境层面，补充区分了“有形成见”和“隐形偏见”。有形成见在各行各业都存在，但是在哲学领域被放大，其原因主要是女性通常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提供隐形服务（如大量的行政或情感支持），而这些工作既不被看见，又缺乏可被视作“成果”的产出。由于女性人数整体偏少，她们一方面更容易被分配去提供隐形服务，一方面又无法为这些工作争取公平的价值权重。例如，在中文学术圈，部分博士招生者仍会以“男生更适合搞哲学，女生事多”为依据优先选择男性。拥有这种偏见的人甚至会选择性地援引“现实”证据（如女性需要生育、照顾家庭），来“修正”并辩护这种歧视。

《书店》电影剧照。

“隐形偏见”则是固有的、无意识的偏见，在哲学实践中通常展现为师生无意识地认为女性不擅长哲学。哲学家路易斯·安东尼（Louise Antony）描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当男哲学家的性别图式让他未能理解女哲学家的论点时，他会真诚且善意地将这种“不理解”归因于对话者的能力不足，进而开始解释一些基本的背景材料。但是，这种“好意的轻视”让女性同行感到困惑和挫败，甚至会唤起她自身的性别图式——开始反思“也许我把所有一切都搞错了”。

路易斯使用“完美风暴（perfect storm）”模型对哲学领域女性偏少现象进行解释。该模型借喻极端气候现象，意指多重不利因素，如社会性别规范、隐形偏见、成见威胁和职业规范等，这些微小影响共同作用，在特定环境中趋同和强化，最终对女性的选择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复合型的负面影响。

这一系列分析都从非本质主义的角度，系统地回答了“哲学为什么排斥女性”问题。曹剑波进一步指出，中国女性在面对哲学时有其特殊性，她们存在观念上的两难。一方面，她们相信“女性能顶半边天”并追求事业，另一方面，又被“女性应该兼顾家庭”的实用性期待所束缚，而哲学又被视为“高雅的男性学科”。这种社会期待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决策。她们即便有能力，也可能出于对承担与代价的考量而选择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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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否被穷尽？

对排斥机制的再反思

当我们深入探究女性退出哲学的原因时，还有一个常见的论调是：哲学“不够实用”，女性可能基于经济理性，或实际考量，从而对这种“大而无用”的学科失去兴趣。

然而，这种“女性缺乏兴趣”的论调本身就是一种错位的理解，它将系统性的排斥简单地归因于个体的偏好。科学家丽塔·考威尔（Rita Colwell）和莎朗·伯奇·麦格瑞（Sharon Bertsch McGrayne）用《她的实验室》这本书说明群体性的“缺乏兴趣”绝非科学领域内女性偏少的影响因素。她们在前言中批评：“每每听到人家出于好意说‘让更多女性对科学感兴趣’时，我仍不免有些恼火。根本用不着让更多女性对科学感兴趣。目之所及，到处是被隐没的身影。”将这段话中的“科学”换成“哲学”同样成立：女性并非缺乏对哲学的“理解的欲求”。萨利也结合自己的经历，不无讽刺地指出：“这种（女性在哲学之外有更好的选择）的论断，与我认识的那些退出哲学领域的女性经历并不相符（反倒更像我认识的那些退出该领域的男性所言）”这强烈暗示了：女性的退出更可能是某种结构性的“身不由己”。

《她的实验室》

作者 ：[美] 丽塔·考威尔 / [美] 莎朗·伯奇·麦格瑞

译者：柯宁

版本：万川｜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4年10月

事实上，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范式衔接问题，它体现为哲学内部的惯例与女性身份之间的冲突。在《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这本书中，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考察几种复杂的假设后，最后发现题目中问题的答案可能非常简单：历史上，女性身份使她们缺少画裸体的资格，而这种训练是成为大艺术家的必经之路，因而最终的结果是伟大的女艺术家偏少。将这种逻辑投射到哲学领域，问题便指向了哲学共同体的内在缺陷。

哲学共同体中男性成员占据压倒性多数的原因，或许就像“酒桌文化”是男性主导一样。首先，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本就建立在某种特定的身份准入资格之上，如今依然存在惯性；其次，即便当代社会倡导男女平等，但是这种“男女有别”的文化惯性导致很大一部分男性从小就“有资格”经受和适应某种“服从性测试”（如对等级、仪式、高强度辩论的适应），这使得他们在当前的哲学共同体中更容易获得一席之地。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范式衔接问题不仅在哲学与女性之间，还存在于代际之间，年轻一辈的男性可能在观念上有所变化，导致他们同样经历着某种排斥。这也是为什么吐槽“老登”会有如此广泛的共鸣，“登”实际上是一种“中心化的傲慢”——吃到时代红利的一代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沾沾自喜地用早已落后的认知模式审视、要求和教导遭遇新困境的年轻人。

《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

作者: [美]琳达·诺克林

译者: 李建群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2月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周国平关于“女性与哲学不兼容”的看法情有可原，他无意识地捕捉了阳刚文化对女性气质的系统性排斥，然而可惜的是，作为一名哲学学者，他却简单地止步于对现象的观察，而放弃了哲学辨析，而这种思想在广泛传播之后，已然改变了文化现实。当然，这种改变也不一定全是坏事——因为对个体而言，这种断言也可能激发反叛的动力，也有不少不服气的女性（比如作者本人），最初正是抱着“争口气”的心态走进了哲学研究。

这类简单化归因，正是哲学实践中动力衰退的具象化，这种动力即为“理解的欲求”。实际上，哲学本就存在着“反思之秩序”和“生成的动力”两个面向。当我们强调反思、方法论、严谨的逻辑与抽象的概念时，便是在强调哲学的秩序面向，这种面向在沉思中被展现出来，它追求的是系统的、可被验证的知识结构。同时，当我们强调惊异和好奇时，则是在强调哲学的动力面向，而思想史上诸多哲学家对哲学中“实践”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这种探究动力的回归与强调。

然而，当人们对哲学方法论和抽象体系的追求盖过了对经验和理解的考虑时，哲学就成为一套僵化而过分自洽的体系。这不仅导致了学科的工具理性化，也使得哲学共同体倾向于排斥那些不符合既定秩序的、更具体验性的思考方式，失去了原有的开放性。我们说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并非说他们精通逻辑或拥有成熟的思辨能力，而是儿童不仅对“习以为常”保持质疑，还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也就是哲学的动力。

因此，哲学对女性的排斥，本质上是哲学共同体中僵化的秩序对哲学原初的生命动力的排斥，是一种“秩序之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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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哲学态度：真诚与谦虚

不知道跟女性身份是否直接相关，我在进行面向大众的批判时，时常倾向于采纳一种哲学的实用主义立场，即更关注读者或者对话者的成长，侧重于促进包括自己在内的多方的相互理解，而非为自己的判断进行非此即彼的辩护。这并非源于对自身判断的不自信，或是缺乏面对争端的勇气，而是在倡导一种认知态度上的谦虚。

对于真理而言，人永远是可错的，无论是否经历过哲学训练。这种对认知可错性的承认，在规范层面反复锤炼着哲学研究者的态度——任何一种专业训练都无法完全杜绝专家出错的可能，因此面对批评时必须提防认知的傲慢。这也绝非宣扬反智主义，哲学训练恰恰是一种说理态度和说理方式的双重练习，它是一个无尽内修的过程。我们现在之所以需要提倡这种谦虚，亦是出于对当下网络空间中过于普遍的非此即彼的二极管思维的厌倦。

《一直在场》

作者 ：[英] 雅典娜·唐纳德

译者：符夏怡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25年11月

对哲学而言，实质上的谦虚自持是重要的，但是这种谦虚也可能被权力机制所吞噬，被异化为排斥性工具。著名科学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对“谦虚的见证者”形象的辨析中，深刻揭示了这种异化。她引用波义耳对“阳刚的谦虚”来源的思考，并分析了其中的“基督教的牧师修道院传统”。在这个传统下，男性被赋予了客观把握自然世界的理性资格，因而有资格成为牧师。而女性作为男性的服务者，则必须保持道德上的谦虚和贞洁，使男性能够不受干扰地侍奉上帝。在此，道德上谦虚的要求与认知层面谦虚的要求被截然区分：男性的谦虚是认知美德，而女性的谦虚是道德要求。

以上是哈拉维对学术研究中“谦虚见证者”的某一面向的分析。这一面向的存在提醒我们，声称坚持“谦虚”的人，如果仅仅是声称“客观性”植根于自然，并由实验方法和冰冷的仪器所保证，不受偏见污染，那么这种谦虚只是一种懒惰的姿态；同时，如果他拒绝直面客观性宣誓之下，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生产、传播模式，不去批判其文化中的性别主义和背后的权力结构，那么这种“谦虚”只是一种伪善的表演。但是，为了避免这种懒惰和虚伪，而完全不去理解传统和共同体现状，以某种身份进行批评和布道，或许也并非在研究哲学，而更像是宣传某种充满崇高体验的宗教。

事实上，当下坚持谦虚的哲学或其他人文学科，反而被功利性文化所淹没。它们所面临的工科霸权和价值工具化，被视为无用之事而被边缘化，同样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女性处境”。无论是哲学所倡导的对思想的冷静客观、对秩序的系统梳理，还是对人类好奇心、道德动力的点燃与维持，在世俗功利的价值体系中，都缺乏直接的用处。

《书店》电影剧照。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庸俗的“无用之用”的辩护也无法给予哲学一个位置，因为这种论述依然停留在世俗的功利性框架内。然而，如今，前现代的真理守护者身份也无法赋魅哲学，与艺术中的“灵感叙事”不同，且不说这种灵感叙事在当代艺术的叙事中是否已然过时，哲学思辨并非某种天才的“灵光降临”。另一方面，仅仅是反思层面的概念辨析也不够。当哲学作为一种诚实的、冷静的反思时，它反思的对象并非具体的某物，而是一个整全。哲学是人类对整全的思想性摹写。当然，这种反思也可能给反思者带来清醒、疗愈甚至生命动力，这就是“真理”的力量。总之，这种反思的秩序面向和理解的动力面向本质上都与世俗的“用”无关。

到此可知，哲学领域中的女性偏少问题，并非源于女性的天赋缺陷，而是共同体的系统性排斥所致，是共同体文化中认知美德的性别图式化，包括真诚的咄咄逼人和虚伪的谦虚，这些都造成了对真实理解的阻碍。在作为机制参与者的意义上，女性也并不无辜。这里的“不无辜”同样意味着，女性可以有所作为。

对这些排斥机制的批判，并非终点。我们最终需要回归哲学的本质：它是一种诚实的、对整全的反思，包含了客观的秩序和理解的动力，这两种面向都超越了世俗之用。如今，面临无限工具化的世界，无论是妥协到以“无用之用”为自己辩护的人文学科，还是学科内被排斥的女性，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动力的无限性被异化的有限性所排斥。因此，我们这些探索的根本意义在于为女性和哲学都赢得一个更诚实而广阔的未来。

本文参考资料：

[1] Simoni Iliadi, Kostas Theologou and Spyridon Stelios, Is the Lack of Women in Philosophy a Universal Phenomenon? Exploring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Greek Departments of Philosophy, Hypatia, Vol. 33, No. 4 (FALL 2018), pp.700-716

[2]周国平：《人生哲思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3]周国平：《女性为什么不宜搞哲学》，载《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页。

[4]Sally Haslanger, “Changing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Philosophy: Not by Reason(Alone)?”Hypatia, 2008, 23(2): 210-223.

[5]Valian, Virginia. 1998. Why so slow?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Cambridge: MIT Press: 104&106.

[6]Louise Antony，“Different Voices or Perfect Storm: Why are There so Few Women in Philosohpy?”，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2012, 43(3): 234-235.

[7]Louise Antony，“Different Voices or Perfect Storm: Why are There so Few Women in Philosohpy?”，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2012, 43(3): 234-235.

[8]丽塔·考威尔，莎朗·伯奇·麦格瑞，《她的实验室：一位女性科学家走过的性别歧视之路》，柯宁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版。[9]Haraway D., Modest_ Witness@ Second_Millennium. FemaleMan.© Meets_Oncomouse ™ :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p. 29.

撰文/陈明哲

编辑/刘亚光

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