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照片：高级黄包车、说唱艺人、都市女性、火柴厂童工

这些老照片，像一幅幅褪色的水墨与洋彩拼贴，拼出了民国社会的多重面相。

民国时期，北京或上海街头。照片中，一名人力车夫正在拉一辆私人人力车，车厢为封闭式，带有玻璃窗和车灯，属于当时较为高级的款式。

车内坐着两位年轻女性，头上插戴鲜花作为装饰，这在当时是时尚的打扮，尤其流行于都市女性。两人均叼着烟卷，姿态休闲而大胆，上海或北京的摩登女子、社交名媛或娱乐圈人士受西方影响，公开抽烟已成为一种时髦象征。

1933-1946年间，海达·莫里循镜头下，砖石砌成的门楼墙皮斑驳，木门上的门神画褪了色，眉眼轮廓还依稀能辨，门楣边的字迹半隐在阴影里。

穿厚棉袍的汉子裹得严实，棉袍边角磨出软褶，帽子压着额角，显是秋冬时节的冷。他侧身贴在门边，一只手轻抬着，指尖挨着门板似在轻叩，另一只手捧着是说唱用的竹板，姿态里带着讨生活的谦卑，像刚唱完一段词，正等门内人递来些许钱粮。

这张上世纪初的丧葬民俗照片，画面里的“西洋汽车”并非真车，而是葬礼所用的纸扎冥器——它仿着当时刚传入中国的西式汽车样式，车窗、车轮的细节都做了还原，驾驶位上还立着“司机”纸人，模样鲜活。

几个穿粗布短衫的汉子弓着肩，把这纸扎汽车稳稳架在肩头，裤脚沾着尘土，鞋帮磨得泛白，是老城巷弄里常见的力夫模样，脚步沉缓，衬着葬礼的肃穆。后面堆得老高的木材棍斜支着，旁侧棚帘上 “聚” 字隐约露出来，是市井里的木料摊或杂货铺，烟火气裹着这 “西洋新奇” 的纸扎，让时髦的冥器落进了最朴素的民间日常。

这张上世纪30年代的老照片里，六位女性身着彼时都市流行的旗袍，把那个年代的优雅衬得恰到好处，旗袍长度及踝，剪裁贴合身型，既保留了传统立领、盘扣的温婉韵味，最右侧的女士还搭了件薄款外褂，添了几分层次柔和。

她们的装扮透着时代的精致，蓬松得体的卷发、小巧的手提包、细跟高跟鞋，连衣襟别着的胸针都衬得细节妥帖。站在绿植掩映的草地上，笑意松弛又温婉，正是30年代城市女性的典型风貌。

1933年3月，大旗清晰写着“清华大学抗日救国会修路”，被清华大学的学生高高擎起，是这支支援队伍的鲜明标识。

带红十字标识的车辆旁，身着长衫、棉服的学生们或围站路边，或探出车篷向外张望，他们组成的修路队，是要赶往前线协助工兵修整道路，保障抗战前线的交通运力，以务实行动支援长城抗战。

彼时长城战事吃紧，前线交通线的通畅关乎物资与兵力调度，清华抗日救国会的学生跳出课堂，以“修路”衔接前线需求，让知识青年的爱国热忱落进了抗战的实际支援里。

1945年，张家口市，两名儿童在一家火柴厂的车间内从事手工劳动，主要工作是切割、整理火柴梗（木条）或糊制火柴盒等工序。桌上散落着纸张、木条和工具，环境简陋、尘土飞扬。火柴制造业在当时是常见轻工业，但生产过程（如接触磷、氯酸钾等化学品）对健康有害，尤其对儿童。

1947年，北京清华园，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期间。照片四位人物从左至右分别为：查良钊（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时任昆明师范学院院长），、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黄钰生（南开大学秘书长）。

1947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首次大规模校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虽已从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复员回原址，但昔日合作的情谊犹存。这次校庆邀请了北大校长胡适等前来，象征性地重温了“三校一家”的联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