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论坛 | 龙潜 沈欢：救赎之路——石庆慧小说乡土女性精神症候观察

作者简介：

龙潜，贵州民族大学西南文化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导。

沈欢，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南风》2025年第6期 “南风论坛”栏目。

救赎之路

——石庆慧小说乡土女性精神症候观察

石庆慧小说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的黔东南苗侗山区，聚焦乡土人物。在时代浪潮中，小人物面临生活种种压迫，经历生活巨大变迁，由此引发的道德审判与心灵重塑是石庆慧小说着力揭示的核心内容。对女性生活的细致刻画和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构成石庆慧创作风格的标识。石庆慧用女性视角，深入描绘乡村日常生活图景，揭示乡村在时代洪流中的发展转变。石庆慧的文字饱含乡村特有的人情冷暖、传统伦理道德，融入大量民族文化元素。因此，石庆慧小说彰显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同时，洋溢着浓郁的地域风情，也呈现着现代乡土女性的精神症候，力求为她们找到实现自我的救赎之路。

一、现代乡土女性精神症候呈现

1、传统观念束缚下的压抑与挣扎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叙事中，男性长期占据历史演进的主体地位，把控社会发展的主要脉络，历经千年不衰。从政治权力的集中行使，到经济资源的调配掌控，再到文化传承与诠释的主导话语权，男性身影无处不在。男性主导的社会形态在漫长岁月中不断塑造和强化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最终导致男女不平等观念根深蒂固，进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广泛渗透社会制度、家庭伦理以及日常行为规范。199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普遍观念仍以男性为家庭主体和支柱，女性是男性的装饰及附属。石庆慧小说《山里的太阳》从多个维度，淋漓尽致展现社会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语言称谓层面，村里人将女儿轻蔑叫做“讨猪菜的”，把儿子称为“伢崽”，这是一种简单却极具歧视的称呼差异。在财产继承方面，明确规定“在村里，女子没有继承土地的权利，”以制度形式剥夺女性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男性在家庭和社会的主导地位。小说中诸多人物的经历，也深刻揭示封建思想对人精神的迫害。杨树生夫妇连生四胎女儿，面对老四，杨树生竟狠心打算“溺死再生个伢崽，用了好些手段都没死成，”其重男轻女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嫦珍接水时脚打滑，为了保护背上的弟弟，不小心摔碎碗，手掌被划破，她号啕大哭，母亲却毫无心疼，反而斥责她“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摔伤了肉还会长，碗破了拿什么买,”在母亲眼中，物品价值远大于女儿的伤痛。同龄的兰珍命运更为凄惨，瘦黑呆滞，常被母亲用扫帚追打。7岁那年，兰珍溺亡，母亲对着尸体“狠狠拍打”，骂着“没有情义的东西”“白白糟蹋米饭”等恶毒话语。即便当时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已逐步发展，重男轻女的思想却如盘根错节的老树，深深扎根乡土。这种腐朽思想对人性发展造成极大压制，成为女性成长道路上难以跨越的鸿沟。

婚姻的枷锁似凛凛镣铐，禁锢女性灵魂。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封建伦理道德体系构建一套严密且极具压迫的性别秩序。这一秩序将女性紧紧束缚，严重阻碍女性自我发展与个性解放。在该文化语境下，女性被强制灌输一系列特定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致使她们逐渐内化社会对她们的刻板定位。她们普遍将嫁人、结婚、生子视为人生的唯一且不可替代的路径。在她们的认知里，侍奉丈夫、公婆，精心照顾孩子，全身心投入家庭事务，已然成为自身不可推卸的使命。这种观念的形成，并非源于女性自身的自由意志，而是长期遭受封建礼教规训的结果。封建制度下，家庭结构以男性为核心，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该结构赋予男性在家庭决策、资源分配等方面的绝对权力，女性被边缘化，承担生育与家务劳动的职责。儒家思想倡导的“三从四德”等观念，进一步强化性别不平等，将女性价值完全禁锢于家庭。根植女性内心深处的传统思想观念，成为女性通往独立道路上最为顽固且强大的阻碍，它限制女性对自身价值的多元认知，在潜移默化中削弱女性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意识与勇气。

《女人树香》中，树香任劳任怨，一生与四个男人有交集。第一任丈夫由哥嫂包办，她只能听天由命，丈夫是伐木工，因耳背被砸死，村民都认为树香克夫。第二任丈夫劣迹斑斑，常对她家暴，甚至导致她流产，树香想过死却没想着逃，后来靠邻居帮忙，得以摆脱。第三任丈夫残疾瘦小，背上驮着包，整个人如贴在地上，树香哭过一晚后，被动接受命运安排。第四个男人是树香自己选的，他一直默默守护树香。树香的人生仿佛背负两座沉重大山，一座来自自我束缚，一座源于外界施压。自我束缚指：树香深受“从一而终”传统思想的禁锢。在传统道德观念中，女性一旦步入婚姻殿堂，便被认定毫无保留为家庭奉献一切。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如一条无形绳索，紧紧牵绊树香追求个人幸福与自由的步伐。树香常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渴望自由与幸福，另一方面被传统观念紧紧拉扯，无法轻易迈出追求新生活的脚步。外界施加的压力集中体现在母亲的嘱托上。母亲对树香恳请道：“妈只求你，你就是跟了别人，也别丢下显良爷崽不管，行不？就算他们是妈托付给你的包袱。”在这样的嘱托下，树香面临艰难抉择。最终，吴显良和万年海过上“二男共侍一妻”的“非世俗”生活。

2、社会变革下的迷茫与焦虑

在众多聚焦“女性进城”主题的小说创作领域，空间概念早已超越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场所界定，转而承载极为强烈的社会文化属性，具备丰富象征隐喻功能。该特性为解读小说中女性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提供新视角。城市，作为一个充满未知与可能的新空间，被乡村女性视作挣脱束缚、重塑自我身份的希望之地。当女性真正踏入城市，她们迅速置身于城乡对峙的复杂社会环境，即使“进城女性”可能永远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但该行为是她们对平等、自由生活状态的追求，是对能够清晰界定自我身份归属的执着探寻。石庆慧的文学创作精准反映她对乡村和城市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她深入剖析女性、城市及劳动间微妙而复杂的三角关系。在她的笔下，女性进入城市并非仅是简单的地域迁移，而是一场涉及社会阶层、劳动价值以及性别权力等多方面的变革。

在《月无声》里，母女翠香与妮子因不堪忍受父亲冷老秋长期的暴力殴打，先后踏上进城之路。进城后，翠香不幸被骗，沦为妓女，身体落下一身病痛；女儿妮子同样命途坎坷，险些堕入罪恶深渊。母女俩的悲惨遭遇，折射1990年代城市与乡村在现代女性生存境遇中呈现的两种极端状况：受辱与堕落。在这一时期，进城女性的处境极为艰难，她们在城市身份与乡村身份间来回徘徊。一方面，城市的种种规则、文化差异及社会阶层隔阂，使她们难以真正融入其中，始终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家庭等多方面因素牵制，她们无法彻底摆脱乡村羁绊。进退两难的处境，让她们陷入迷茫，进而引发自我归属与自我认知的困惑，难以清晰认识自己的价值与定位，在探寻身份认同的过程饱尝痛苦。

经济转型带来生存压力，女性在就业道路上焦虑难行。1990年代，中国农村踏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这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更是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社会变迁，尤其对农村女性的发展就业产生关键影响，标志农村从传统农业文明迈向现代工业文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崛起，农村产业发展为女性提供多元化就业途径。在《落眠》里，阿珍和阿贵受益于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工业强省政策让云岭成为开发热点，阿贵家获三十六万拆迁补贴，在城里买房落户。可阿贵以打工为名离开妻女，私下赌博输光积蓄和房子后失踪。巨大变故下，阿珍为养活母女，用手推车卖卷粉，捡饮料瓶为生，由于羞于招揽顾客，又怕城管驱赶，阿珍被经济重担压得焦虑不堪。好在政府政策扶持，村民凭手艺谋生，阿香计划开一家民族刺绣店，邀阿珍加盟，激活了阿珍热爱刺绣的梦想—此前她的刺绣常被骂作是无用的闲活。刺绣店开业后，阿珍找回自我。尽管创业道路艰难，但阿珍终于可以踏上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

在传统农业文明的长期浸染下，“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性别观念在乡村根深蒂固，极大束缚乡村女性的发展，就像阿珍热爱的刺绣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发展空间。然而，1990年代起，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农村女性获得更多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机会，有力打破传统性别分工的禁锢。阿珍独自承担家庭重任的表现无疑是她走出传统家庭角色，迈向社会生产领域的勇敢尝试。而她重拾梦想的过程，展现现代乡村女性的顽强韧性与非凡能力，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丝毫不逊色于男性。阿珍的经历是现代农村女性借助市场经济发展契机，打破传统性别观念束缚的生动写照。她们的努力与成就，有力冲击延续多年的传统性别观念，使农村社会性别平等意识逐步觉醒。不过，尽管阿珍正坚定不移朝着梦想奋力迈进，在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然而创业之路布满荆棘，每一步都充满艰辛，家庭经济的沉重压力如影随形，此前催生的焦虑情绪仍在她心底盘踞，并未彻底消散。

3、自我意识觉醒中的矛盾与冲突

《女嫁》中，凤音作为新时代觉醒的女性代表，展现鲜明的现代女性意识。凤音上学时，母亲时刻监视以防她与男生接触，导致凤音不堪忍受辍学。辍学后，母亲态度大变，频繁安排相亲，催促凤音婚事。作为新时代女性，凤音不愿顺从，母亲便联合哥嫂欺骗她，甚至以生命相挟骗她回家相亲。25岁时，母亲要将凤音嫁给“木楞子”来木，凤音以火烧村寨抗拒后，母亲又将痞子杨东海叫来相亲，导致凤音被强暴，事后包括母亲在内的亲友都指责凤音“不清白”，母亲一气之下卧床去世，凤音离家，靠双手生活，等待自己的春天。凤音展现的叛逆与勇敢，根源于她对个体自由的不懈追求，尤其是在爱情与婚姻两个对女性命运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领域。

凤音对爱情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向往，是对传统封建礼教下女性附属地位的有力反抗。与凤音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凤音母亲堪称乡村封建旧文化的典型代表。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母亲深受传统观念熏陶，将家族声誉、社会舆论及延续数千年的传统习俗视为不可逾越的准则。在她的认知体系中，女儿遵循既定婚姻模式，是对家庭责任的担当，是维护家族稳定与传承的必要之举。母女俩人的矛盾，从本质上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与认知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凤音追求独立，意味着打破家庭既定的传统框架，她希望以个体身份拥抱生活，追求幸福。然而，在母亲眼中，这是对家庭责任的逃避与漠视。凤音的挣扎与反抗，映射女性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与传统家庭责任间形成无法平衡的矛盾。传统家庭责任的强大惯性，使得女性对这种平衡的寻求充满艰辛与痛苦，凸显女性在追求平等与独立道路上面临重重阻碍。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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