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妻子等丈夫出狱,穿吊带睡衣走了三趟,他连一眼都没抬

发布时间:2026-09-11 03:15  浏览量:2

我和老周结婚快四十年,他判了十六年,进去已经快十五年。

说句不怕丢人的话,这些年我没想过离婚,也没想过再找。

上个月去探视前,我鬼使神差地从衣柜最底下翻出那条吊带睡衣

那还是我四十岁那年买的,枣红色,真丝的,买回来就没穿过几回。压在箱底快二十年,拿出来的时候,樟脑丸的味道冲得我眼睛发酸。

我站在镜子前,把睡衣抖开,又放下了。

最后还是没穿。

我把它叠好,塞回衣柜,转身翻出那件枣红色外套——当年结婚时他亲手给我挑的,说我穿上显白。

我对着镜子把头发挽了又挽,临出门还特意抹了点女儿去年给我买的面霜。

我想,这么久没见,他总得抬眼看看我吧。

会见室的玻璃还是那样,灰蒙蒙的,边上有道细裂纹。

他坐下来,先摸了摸面前的话筒,眼睛盯着桌面,第一句就是:“家里钱够不够?这个月的生活费你打了没?”

我攥着话筒,指节都捏白了,本来想好的那句“我最近瘦了快十斤”,卡在喉咙里没说出来。

我嗯了一声,说打了,三百块,月初就打了。

他点点头,又问苗苗最近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婆婆的降压药够不够。

从头到尾,他的眼睛要么看桌面,要么看旁边的管教,连一眼都没往我脸上落。

探视时间二十分钟,他问了八遍跟钱、跟家里有关的事。

我坐在玻璃这边,穿着那件他当年夸过的红外套,像个来送补给的后勤兵。

走出会见室大门的时候,太阳晃得我眼睛疼。

我扶着墙站了会儿,忽然觉得好笑。

十五年了,我每个月准时打三百块,每年雷打不动去看两三回,供女儿读书,给婆婆贴补家用,家里大事小事全是我一个人扛。

我以为我等的是个丈夫。

原来在他眼里,我就是个管钱、管老人、管孩子的驻家办事员。

回到家我把外套脱下来,抖了抖,樟脑丸的味道扑了一脸。

这件衣服我压在衣柜最底层快二十年了。结婚头几年还穿过几回,后来他进去了,我就再没舍得穿,怕穿旧了,也怕穿着它出门被人问。

要不是这次想试探他,我都忘了自己还有件红衣服。

十五年前他刚进去那会儿,我才四十三岁。

女儿苗苗刚上高一,背着书包站在派出所门口,哭着问我爸什么时候回家。

我那时候天塌了似的,蹲在马路牙子上哭了半宿,哭完抹抹脸,第二天照样去超市上班。

那时候我在超市理货,一个月一千多块钱,要交房租,要给女儿交学费,还要给他打生活费。

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蒸馒头,中午带个咸菜就着米饭吃,晚上下班还去小区里捡纸壳子卖。

婆婆那时候身体还硬朗,偶尔过来给我送碗饺子,放下就走,也不多说。

我知道她心里也难受,儿子犯了事,儿媳没跑,就算是给她脸面了。

头两年我每个月都去探视,给他带换洗的内衣,带他爱吃的酱牛肉,带女儿的成绩单。

那时候他还会盯着我看,问我最近是不是又瘦了,上班别太累。

我隔着玻璃哭,他也红着眼圈,说等他出来,一定好好补偿我。

我那时候真信。

我想着不就是十六年吗,咬咬牙就过去了,等他出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团圆。

后来女儿上了大学,学费越来越贵,我打了两份工,白天在超市,晚上去给人做钟点工。

探视频率就慢慢降了,从一个月一次,变成三个月一次,再后来一年也就两三回。

不是不想去,是真的累。

每次去要倒两趟车,来回大半天,耽误干活不说,路上还要花钱。

他也没说过什么,每次打电话来,就是问钱够不够,家里有没有事。

我那时候还安慰自己,他在里面不容易,能顾着家里就不错了。

女儿毕业去了外地工作,第一年就给我打了两万块钱,说妈你别干了,歇着吧。

我没歇,退休后又找了个半天的保洁活,一个月两千六,不累,还能顾上家。

婆婆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我每周过去给她买买菜,收拾收拾屋子,逢年过节给她塞两千块钱。

这些年光给他打点、供女儿读书、贴补婆婆,少说也有二十来万。

我没算过细账,也不敢算,算多了心疼。

我总想着,等他出来就好了,等他出来,我就能歇歇了。

可上个月那二十分钟的探视,一下子把我打醒了。

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看着窗外倒退的树,忽然就哭了。

不是委屈他没钱,不是委屈我干活累。

是委屈我站在他面前,他都懒得抬眼看我一下。

我今年五十八了,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一道叠一道。

可我也是个女人啊。

我也想被人问问最近睡得好不好,腰还疼不疼,那件红外套穿着合不合身。

回到家我把那件红外套叠好,重新压回衣柜最底层。

压的时候我手指碰到衣角,顿了一下。

当年结婚那天,他就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把这件外套披在我身上,说以后一定让我过上好日子。

那时候他看我一眼,耳朵尖都红。

现在隔着一层玻璃,他连头都懒得抬。

我坐在床边,屋里没开灯,窗外的天一点点暗下去。

拖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很轻,我来回走了三趟,走到第三趟的时候,我停下来,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旧拖鞋。

屋里空荡荡的,只有我自己的影子。

这套老房子是我们婚后攒钱买的,两室一厅,他走后我就搬到了小房间住,主卧堆了杂物。

这么多年,我一个人睡一张小床,习惯了侧着身子睡,习惯了半夜起来关窗户,习惯了什么事都自己拿主意。

我以前总觉得,等他回来,这些习惯就能改过来。

现在我忽然怕了。

我怕他回来之后,我反而不习惯身边躺着个人。

我怕他张口闭口还是钱、还是事,唯独没有我。

我怕我熬了十五年,最后等来的不是丈夫,是个需要我继续伺候的陌生人。

手机响了一下,是女儿发来的微信,说她这个月发了奖金,给我买了个按摩枕,过两天就到。

我擦了擦眼睛,给她回了个“好”。

女儿大了,懂事了,可她不知道她妈最近这点心思。

我也不想让她知道。

多大年纪了,还矫情这些,说出去都让人笑话。

可我就是忍不住想。

我这一辈子,前半辈子跟着老周吃苦,后半辈子等着老周出狱,我什么时候为自己活过?

正想着,门被敲响了。

我起身去开门,是小姑子周敏,手里提着一兜苹果。

她站在门口,往屋里瞅了一眼,说:“嫂子,我刚从妈那边过来,听说你今天去看我哥了?他怎么样,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侧过身让她进来,转身去厨房倒水。

“还那样,说表现还行,具体什么时候出来,得等通知。”

周敏坐在沙发上,把苹果放在茶几上,叹了口气。

“嫂子,我说句你别不爱听的,我哥这也快出来了,你这苦日子也算熬到头了。等他出来,让他好好给你搭把手,你也该享享福了。”

我端着水杯走过来,放在她面前,没说话。

享福。

这两个字我听了十五年了。

从他刚进去的时候别人说,到后来亲戚说,连我自己都骗自己说,再等等,等他出来就享福了。

可今天我坐在会见室里,忽然就不信了。

我怕我等不来福,等来的是另一个要我伺候的人。

周敏见我不说话,又往我这边凑了凑。

“嫂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我看你今天脸色不太好。”

我摇了摇头,拿起桌上的苹果,在手里转了转。

“没事,就是今天坐车有点累。”

周敏哦了一声,又坐了会儿,说了些婆婆最近的情况,就起身走了。

送走她,我把门反锁上,靠在门板上站了半天。

屋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冰箱嗡嗡的响声。

我忽然想起十五年前,他被带走的那天,也是这样安静。

他穿着那件灰色的夹克,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照顾好家里”。

那时候我以为那只是暂时的。

我以为等他回来,一切都会回到以前。

可十五年过去了,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站在门口哭的女人了。

他也不是当年那个看我一眼就脸红的小伙子了。

我们隔着十五年的光阴,隔着一道监狱的高墙,隔着数不清的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

早就走散了。

我慢慢走到衣柜前,打开门,看着最底层那件压得平平整整的红外套。

看了很久,我伸手把柜门关上了。

算了。

不试探了。

也不抱指望了。

他快出来了,可我忽然不想再等了。

不是要离婚,也不是要找谁。

就是不想再把剩下的日子,拴在一个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的人身上了。

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晚风一吹,脸上凉丝丝的。

楼下的路灯亮了,有老人带着孩子在散步,说说笑笑的。

我站在窗边看了很久,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又好像轻了一点。

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觉得,这日子是我自己的。

至于他出来以后怎么办,以后再说吧。

我今年五十八了,剩下的日子,我得先为自己活两天。

那天晚上我躺下以后,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

我这些年到底图什么?

说句不怕丢人的话,十五年了,我从来没认真算过这笔账。不是不想算,是怕算完自己心里过不去。可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翻了个身,忽然就坐起来,开了灯,从床头柜里翻出一个旧本子。

那是我这些年记的账本。超市发的,封皮磨得发白,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

我翻开第一页,日期是他进去那年的秋天。第一行写着:给老周打生活费,三百。第二行:苗苗学费,八百。第三行:水电费,一百六。

我拿笔尖点着那一行行字,从第一页慢慢往后翻。

每个月三百块,十五年了,一个月没落过。三百乘十二,一年三千六,十五年就是五万四。我拿笔在纸上算出来,自己都愣了一下。五万四,够买一辆小面包车了。

女儿苗苗,从高一开始,到大学毕业,学费加生活费,我零零总总算下来,十二万出头。那时候我一个月挣一千多,她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就得两万,我一年不吃不喝都挣不够。

婆婆那边,逢年过节给两千,平时买菜买药搭进去的不算,十五年少说也贴了三万。

我拿笔一项一项往下加,五万四加十二万,十七万四,再加三万,二十万零四千。

二十万零四千。

我把这个数写在纸角上,盯着看了半天。

这还不算平时的房租、水电、吃穿用度。那些钱像水一样流走了,我根本记不清花在哪。光这一笔笔能算得清的,就二十多万。

我那时候一个月挣多少?

前头那几年在超市理货,一个月一千多,后来涨到两千出头。再后来打两份工,白天超市晚上钟点工,加起来也就三千上下。退休以后干保洁,一个月两千六。

我把账本合上,靠在床头,觉得心口堵得慌。

我不是心疼这些钱。钱花了就花了,给女儿花,给她奶奶花,我都不心疼。我心疼的是,这些钱每一笔都是我一块一块省出来的,是我早上啃馒头省出来的,是我下班去捡纸壳子卖省出来的。

我省了十五年,攒了二十多万,全搭在这个家里了。

可我搭进去的这些东西,在他眼里,就是每个月三百块的生活费,就是他隔着玻璃问的那句“钱够不够”。

我放下账本,关了灯,躺下来望着天花板。

忽然想起前些年有一回,我去探视他,那天下着雪,我倒了三趟车,在会见室门口等了快一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头发上的雪还没化完,他坐下来,第一句话是:“这个月的生活费你还没打吧?”

我说打了,前两天就打了。他哦了一声,就没话了。

那天我坐在回来的公交车上,车窗上全是哈气,我拿手指头在上面画了个圈,又擦了。

那时候我还想,他在里面不容易,我不该跟他计较这些。

可我现在回头想想,谁容易呢?

我容易吗?

我一个人扛着这个家十五年,女儿上学的学费是我出的,婆婆的药钱是我贴的,家里水管漏了是我自己修的,灯泡坏了我踩着凳子换的。冬天暖气不热,我裹着棉被在屋里坐了一宿,第二天照样去上班。

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些。

不是不想说,是说了也没用。他隔着那道玻璃,能干什么?他连句“你辛苦了”都没说过。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到后半夜,迷迷糊糊睡过去,梦见他出来了。

梦里他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装,站在家门口,冲我笑。我跑过去想拉他的手,他忽然转身走了,我追了一路,怎么都追不上。

醒过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躺在小房间的床上,枕头湿了一片。

我坐起来,擦了擦脸,去厨房烧水。

水开了,我给自己泡了杯茶,坐在餐桌前,看着窗外一点点亮起来。

我想,我今年五十八了。

就算他出来,我们还能过多少年?

十年?十五年?

我这十五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病,一个人过年。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他回来,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了。

我端着茶杯,忽然想起女儿上个月打电话来说的话。

她说:“妈,你这些年太苦了。等我再攒攒钱,接你过来住,你就不用这么累了。”

我当时说不用,我挺好的。

可那天早上我坐在餐桌前,忽然觉得女儿说得对。

我太苦了。

不是身体苦,是心里苦。

我这十五年,像一头拉磨的驴,围着这个家一圈一圈转,转到最后,连停下来歇歇的念头都不敢有。因为我怕我一停下来,这个家就散了。

可我现在才发现,这个家早就散了。只是我一直不愿意承认。

我放下茶杯,去洗了把脸,换了衣服,出门去干活。

那天下午我在地铁口碰见一个老姐妹,她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还行。她看了我一眼,说:“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睡好?”

我说昨晚有点失眠。

她叹了口气,说:“你呀,就是操心太多。你老公也快出来了吧?等他出来,你好好歇歇。”

我笑了笑,没接话。

歇歇。

我也想歇歇。

可我怕的不是他出来我没法歇,我怕的是他出来以后,我比现在更累。

我伺候了十五年别人,到头来,还得继续伺候他。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又把那个账本翻出来。

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记着上个月的开销:给老周打生活费三百,给婆婆买菜一百二,水电费一百五,自己吃饭花了不到三百。

我拿笔在底下画了一道线,写上:本月结余,一千七。

一千七。

我一个月挣两千六,花不到一千,剩下的一千七存着。

存着干什么?

以前我总想着,等他出来,家里要花钱的地方多,我得攒着点。可现在我不知道这些钱该往哪花了。

我放下笔,把账本合上。

忽然想起他进去那年,女儿才上高一,我四十出头,觉得自己还有使不完的劲。那时候我总想,等他出来,我们还能好好过日子。

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我五十八了,头发白了一半,腰也不如以前好使了。我攒下的那点钱,够干什么?够我后半辈子花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这十五年,像一台机器一样转着,转到现在,忽然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转了。

那天晚上我又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街道办打来的,说婆婆的老年证到期了,让我去帮她换一下。婆婆腿脚不便,街道办那边一直存的是我的电话。

我挂了电话,换了衣服出门。

路过菜市场的时候,我停下来买了把韭菜,想着中午给婆婆包顿饺子。

付钱的时候,卖菜的大姐问我:“大姐,你家里几口人吃饭啊?”

我说就我自己。

她愣了一下,说:“那你买这么多韭菜,吃得完吗?”

我看着手里那把韭菜,忽然说不出话来。

是啊,就我一个人吃饭,买这么多干什么?

我习惯了。习惯了买什么都多买一点,习惯了做什么都多做一份,习惯了想着他爱吃酱牛肉,女儿爱吃糖醋排骨,婆婆牙口不好要吃软的。

可他们都不在我身边。

我拎着那把韭菜,站在菜市场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太阳照在头顶上,暖洋洋的。

我忽然想,我这辈子,什么时候能只想着自己爱吃什么呢?

我今年五十八了。

我不想再等了。

我拎着那把韭菜,没去婆婆家,先回了自己家。

我把韭菜放进厨房的水池里,打开水龙头,一根一根择。水有点凉,冲在手指头上,我忽然就哭了。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就是眼泪自己往下掉,掉进水池里,和自来水混在一起。

我择完韭菜,又洗了手,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发呆。

我想起上个月探视回来,我坐在公交车上哭了一路。那时候我还觉得委屈,觉得他不看我一眼,是他对不起我。

可这会儿我忽然不怪他了。

他进去十五年,我在外面十五年。他在里面过什么日子,我不知道。我在外面过什么日子,他也不知道。

我们俩,早就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了。

他隔着玻璃问钱够不够,也许不是不关心我。是他能问的,也只有这些了。他问不了我睡得好不好,问不了我腰疼不疼,问了也帮不上忙。

可我还是难受。

我难受的是,我熬了十五年,到头来连一句“你这些年辛苦了”都没等到。

我把韭菜切了,炒了个鸡蛋,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吃饭。

手机响了一下,是女儿发来的照片。她买了个小锅,自己煮了碗面,上面卧了个荷包蛋,拍照给我看。

我回她:看着不错,多吃点。

她发来一个笑脸,说:“妈,你中午吃的啥?”

我低头看了看碗里的韭菜炒鸡蛋,回她:“炒了两个菜,挺好的。”

发完这句话,我把手机扣在桌上,鼻子一酸。

我什么时候学会跟女儿撒谎了?

以前我总跟她说实话,说妈今天累,妈今天吃馒头就咸菜。后来她工作了,每次问我吃啥,我就说挺好。不是怕她担心,是我不想让她觉得她妈过得不好。

可那天中午,我坐在空荡荡的餐厅里,第一次觉得,我过得真不好。

不是没吃没喝,是心里空。

吃完饭我洗了碗,把厨房擦了一遍。擦到灶台边上的时候,我看见那本旧账本还搁在餐桌上。

我走过去,拿起来,翻到最后一页。

上面写着我上个月的开销,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最底下是我写的那行字:本月结余,一千七。

我拿起笔,在“一千七”后面加了一句话。

“这钱,以后我自己花。”

写完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忽然觉得心里踏实了一点。

这些年我记账,记的都是给这个家花了多少。给老周打多少,给苗苗交多少,给婆婆买多少。我从来没记过,给自己花多少。

因为给自己花的,只有吃饭和坐车。

我把账本合上,放进抽屉里,换了件衣服出门。

我要去办一件想了很久没办的事。

那天下午我从菜市场回来,路过街角那家旅行社,玻璃门上贴着几张大海报,蓝汪汪的海水,白沙滩,还有一排椰子树。我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才推门进去。

前台的小姑娘抬头问我:“阿姨,想去哪儿玩?”

我愣了一下。

去哪儿玩?

我活了五十八年,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年轻的时候忙着上班,结婚以后忙着顾家,他进去以后忙着养孩子。我连省都没出过几回,更别说去什么旅游景点了。

我站在柜台前,看着墙上贴的那些照片,有山有海,有古镇有雪山。我一张一张看过去,最后指着一张海边的照片说:“这个,多少钱?”

小姑娘给我报了个价,一千八,五天四晚。

一千八。

我一个月结余一千七,去这一趟,得攒两个月。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报了名。

交钱的时候,我的手有点抖。不是心疼钱,是觉得不真实。我这辈子,第一次给自己花这么一大笔钱。

小姑娘问我:“阿姨,您一个人去吗?”

我说:“一个人。”

她低头给我开单子,又问:“那您身份证带了吗?”

我从包里翻出身份证,递过去。她接过去看了一眼,说:“阿姨,您这身份证照片真年轻。”

我笑了笑,没说话。

那是我四十岁那年办的身份证。那时候他刚进去没两年,我去补办身份证,照相的时候还特意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那时候我以为,等他出来,我还能像照片上那样年轻。

可十五年过去了,我早就不年轻了。

从旅行社出来,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

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烘烘的。我忽然觉得,天好像比平时蓝了一点。

晚上我给女儿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她就接了:“妈,怎么了?”

我靠在床头,慢慢说:“苗苗,妈报了个旅游团,去海边,五天四晚。”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然后声音一下子高了:“真的啊?妈你终于想开了!我支持你!钱够不够?我转你点。”

我赶紧说:“够,够,妈自己有钱。”

女儿在那头笑:“那你要多拍点照片给我看。妈,你早该出去走走了。”

我嗯了一声,眼睛有点湿。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天。

忽然想起他进去那年,女儿才上高一,背着书包站在派出所门口哭。那时候我跟她说:“别怕,妈在。”

现在女儿长大了,会给我买按摩枕,会问我钱够不够,会支持我出去走走。

我熬了十五年,也不算白熬。

第二天我去看婆婆。

她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戴着老花镜,正眯着眼看一张旧报纸。我进门的时候喊了声妈,她抬头看我,笑着说:“来了啊。”

我把买好的菜放进厨房,又给她倒了杯热水,坐在她旁边。

她放下报纸,看着我,忽然说:“你瘦了。”

我摸了摸脸,说:“没有,还那样。”

她摇摇头,说:“瘦了。是不是最近没睡好?”

我没说话。

她叹了口气,伸手拍了拍我的手背:“这些年,苦了你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这十五年,婆婆从来没跟我说过这句话。她不是不心疼我,是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每次去看她,她都是问问儿子怎么样,问问苗苗好不好,然后往我包里塞点自己腌的咸菜。

可那天她忽然说“苦了你了”,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接。

我低下头,把她的手握在手里。她的手很瘦,皮松松地搭着,手背上全是老年斑。

我说:“妈,不苦。都过去了。”

她看着我,眼窝有点深,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句:“等他出来,让他好好待你。”

我笑了笑,没接话。

好好待我。

这话我听了太多年了。

可我现在已经不想等谁好好待我了。

从婆婆家出来,天快黑了。

我慢慢往家走,路过小区门口的小广场,看见几个老太太在跳广场舞。音乐声不大,她们跳得也不齐,但脸上都带着笑。

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有个老太太看见我,冲我招手:“来呀,一起跳。”

我摆摆手,说不会。

她说:“我也不会,瞎跳呗,出出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进去。

可我站在那儿看的时候,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等他从里面出来,我也要天天来这儿跳舞。不是为了给谁看,就是图自己高兴。

回到家,我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睡衣,坐在床边擦头发。

擦着擦着,我又想起那件红外套。

那天探视回来,我把它叠好,压回了衣柜最底层。压的时候我想,以后再也不会穿了。

可这会儿我忽然觉得,那件外套本身没有错。

错的是我把它当成了试探他的工具。

我把他当成了我这些年苦日子的答案。

可现在我才明白,他给不了我答案。

他能给的是十六年的刑期,是每个月三百块的生活费,是隔着玻璃问“钱够不够”。

可我要的不是这些。

我要的是被看见,被心疼,被当成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管钱管家的驻家办事员。

这些,他给不了。

不是他不想给,是他给不了。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那道玻璃,是十五年的空白,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日子。

我擦完头发,把毛巾搭在椅背上,走到衣柜前。

我打开柜门,蹲下来,看着最底层那件红外套。

看了很久,我伸手把它拿出来,抖开。

樟脑丸的味道散出来,有点冲鼻子。

我把它挂回衣柜里,没有叠,也没有再压。

就让它在那儿挂着吧。

它是我结婚时的衣服,是我这辈子的一个念想。我不穿它了,但也不想再把它当块石头压在箱底。

挂好衣服,我关上衣柜门,回到床上躺下。

屋里很静,只有窗外偶尔过一辆车,车灯从窗帘缝里扫过去,在天花板上划一道光。

我望着那道光,忽然觉得心里很踏实。

他快出来了。

可我不急着做任何决定了。

不急着离婚,不急着复合,不急着想以后怎么跟他过。

我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

先去海边看看,回来接着做我的保洁,每个月存点钱,偶尔去跳跳广场舞,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至于他出来以后怎么办,等他出来再说。

我今年五十八了。

这十五年,我把自己活成了一根绷紧的绳子,一头拴着这个家,一头拴着他。

现在我想把绳子松一松了。

不是要断,是不想再勒得自己喘不过气。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闭上眼睛。

窗外的风轻轻吹着,楼下隐约传来那帮老太太跳广场舞的音乐声,断断续续的,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那是我这十五年来,睡得最沉的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