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女性，从得不到诊断到过度诊断

最近几年，社交媒体上兴起一波新的诊断热潮——

“时间感弱，容易迟到”

“注意力很难调节，要么无法开始，要么很难结束”

“需要结构化，有结构会想得很清楚”

“DDL（截止日期）前效率才高”

……

这些“症状”纷纷指向了一个我们可能听说过，但此前很少会和成年人联系在一起的名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近年来，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自己的成人ADHD诊断或潜在症状，且其中多数是成年女性。

很长时间里，人们通常认为ADHD只会出现在童年时那些调皮捣蛋的小男孩身上，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这可能部分是由于误诊。研究和生活经验均显示，ADHD在女性当中最常见的症状是注意力不集中，而这种类型的ADHD在临床诊断中识别难度很高。此外，很多患有ADHD的女性在生活中大部分时候很可能都表现良好，但实际上，她们经常因为很善于勉强自己而处于持续性的倦怠中，直到进入人生某个阶段发现自己再难应对时，生活一夕之间落入全面的溃败。

在《无处安心的女孩》一书中，作者卡拉·齐格内正式确诊ADHD是在39岁那年，在她初为人母之后。漫长的前半生中，她的生活因为未获诊的ADHD常常被撕扯得支离破碎，即便确诊后有短暂的如释重负之感，随之而起的却是更为复杂的情绪感受——既为那些曾浪费在怀疑和自责上的时间，也为从未习得过如何温柔地对待自己。2022年，她在社交媒体发起一项面向成年后确诊ADHD女性的调查，收到了许许多多回复，回复者的年龄从二十出头到五十多岁不等，一场女性内部的代际反思似乎正在发生。

然而几年之内，ADHD从得不到诊断到逐渐泛滥，诊断ADHD似乎也成了另一个市场。这一转变是齐格内当年所没有料想过的，“我们似乎在乞求被这个系统贴上标签，但正是这个系统把个人和集体的创伤转化为可诊断的问题，并从中获利，却没有试图解决问题”。这一戏剧性的趋势转向背后是否也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更容易让ADHD症状外显的环境中？如果的确如此，我们又该如何在ADHD疑病中安顿自己的生活？今天这篇文章就结合这本书，从不同视角谈谈我们熟悉又陌生的ADHD。

｜申璐

女性ADHD：

被误诊的与难以确诊的

“一个女孩必须特别多动，才会在童年早期得到确诊。ADHD男孩在儿童期就会被确诊，而女孩即便走运，也要到青少年时期才会被确诊，在‘未被确诊的’十年里，人们会说你——你就用各种负面词语填空吧。”

这些年来，人们对ADHD的关注度正在直线上升。以美国为例，过去二十年间，成人ADHD的诊断率从6.1%上升至10.2%，超过870万成年人确诊患有此病，且自2020年以来增幅尤其明显。这也许并不完全意味着ADHD患病率本身激增，更多是关于ADHD长期以来的误解正在被逐一修正。

尽管ADHD名称中带有注意力“缺陷”二字，但ADHD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注意力缺失”，而是患者在注意力调节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其难以制订计划、分清轻重缓急、抑制冲动、记忆和集中注意力等。临床中ADHD大致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以注意力不集中为主、以多动冲动为主，以及注意力不集中和多动混合型。其中“多动冲动型”更容易被及早诊断发现，这些症状更多集中在儿童期的男孩身上，包括冲动、行为异常和运动增多，例如跳跃和攀爬。

《无处安心的女孩》

作者：[加] 卡拉•齐格内

译者：高虹远

版本：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5年11月

相较而言，女孩的ADHD诊断难度更大，这主要是由于研究不足以及她们更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在《无处安心的女孩》中，作者卡拉·齐格内提到，“教师和学校是获得诊断的最大障碍之一”。受传统学校教育经历影响，不少患有ADHD的女孩能够用内心的声音阻止自己行动，她们不会站起来、跳来跳去或制造混乱，而是经常在座位上忍住不动，或是询问老师能不能帮忙发试卷。但放学回家后，她们可能和在学校时判若两人，变得多动而话多。这种情况下，除非家长和老师都对学生投以较高的关注度，否则他们很难注意到一个外表听话、行为良好的女孩内心的挣扎。

进入青春期往往是ADHD的表现形式在女孩们身上发生变化的开始。受月经周期内激素波动影响，ADHD女孩在这个阶段对情绪波动的感受更强烈。雌激素水平通常在月经周期内的第三或四周降低，导致多巴胺水平随之降低，加上ADHD女孩本身多巴胺水平就很低，这两周她们往往更加难以控制自己的心境和情绪起伏。与此同时，这个阶段又有着压力更大的课业要求和更加复杂的社交环境，她们给自己定下过高的目标，却又因为很难调节自己的注意力而倍感压力，最后因为无法达成目标而向内责怪自己。这时，家长和老师往往将之归因于女孩在进入初高中后大多会逐渐落后于男孩，却忽视了这些孩子需要更频繁、更有力的奖励才能渡过这个难关。

除了早期难以被诊断，ADHD女性长期以来还容易被误诊为抑郁或焦虑等心境障碍。毕竟，医生们对后者的了解通常远远多于前者。在收集到的ADHD女性的回复中，齐格内发现不少对ADHD女性最常见的误诊是双相情感障碍Ⅱ型。尽管二者有很多相似的症状，但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分。ADHD患者的情绪失调很多时候更依赖于情境，也就是说它是受到了外界环境中某些因素的变动影响，例如感官超载、人际关系或学习和工作上的困难，以及感受到周遭环境中的敌意与排斥等；而双相患者的心境变化通常更为随机，不太依赖于情境。不少ADHD患者被误诊为双相后持续服用锂盐而未曾缓解，直到重新筛查发现是ADHD后，强效药物已经给内脏带来了不可逆的损伤。

误诊和漏诊比率如此高的原因之一是几十年来，女性群体在相关研究中一直被忽视。以及女性从小受到的规训就是要伪装，传统的医学问诊模式可能更难从女性身上得到有效诊断所需的信息。齐格内称像她一样受ADHD困扰的女性们为“无处安心的女孩”（No-Where Girl），“因为我们这群女人感觉自己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漫无目的地逃避内心的恶魔……我们一生都在勉强自己，让自己处于不舒服的状态，并为自己无法像其他人那样轻松自如地生活而感到羞耻……这个过程常常会让我们陷入悲伤和愤怒之中，既是对我们所遭受的待遇的愤怒，也是对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的愤怒”。正是因为如此，被理解与被看见才显得愈发重要。

走向反面：

诊断ADHD成为新“市场”？

“我们面临的不幸现实并不是人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有ADHD，而是人们看到了诊断ADHD是一个市场。”

短短几年，关于ADHD的讨论几乎迎来了出乎意料的反转。在中文社交媒体上，与ADHD自查相关的发帖大多都会吸引不少网友留言评论，我们看到在网络匿名背后竟然有如此多的女性希望得到这样的诊断。齐格内在书中也表达了对这一转变的担忧：“我们似乎是在乞求被这个系统贴上标签，但正是这个系统把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创伤转化为可诊断的问题再从中获利，却没有试图解决问题，甚至都不承认，这个系统本身才是我们痛苦的主要根源。”

诚然ADHD的商品化可能会降低这一话题的严肃性，以及一个人究竟是否患有ADHD远非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就能判定的事情，但至少有一个我们可以尝试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在成年以后开始怀疑自己有患ADHD的可能？或者说，人们通过自我确诊ADHD背后真正想表达的又是什么？

最新关于ADHD的研究显示，根据表观遗传学，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着ADHD是否、何时以及如何表达。也就是说，即便青少年时期并没有明显的ADHD相关症状，但随着我们进入社会，面临不同的人生情境，的确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忽然”被诊断出ADHD。齐格内在书中提到，对很多成年人而言，离开家乡融入城市，在陌生的地方开始独自经营自己的生活是让很多潜在ADHD人士精神崩溃的“最佳”配置。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出自漫画《拒绝参加游戏》，作者：杰尼丸子。

很多自称有ADHD的人是在工作场景中描述自己的症状的。她们形容自己“常常缺乏条理、健忘、注意力不集中，难以接受建设性批评以及很难处理与同事的人际关系”，还有人可能此前一直做得很好，但“直到走上管理岗，某天需要做出战略性决策时，突然感觉落入地狱”。这些问题被归因于ADHD症状带来的情绪影响。暂且不论这些是否的确与ADHD有关，但至少说明受困于此的她们的自我评价远比来自他人的评价要苛刻得多。

包括这本书的作者在内，还有很多女性是在第一次成为母亲后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ADHD。她们回忆说自己会忘了吃饭，不知道今天几号，也想不起来要去超市买些什么，但对孩子上次进食的时间、最近一次排便的颜色等了如指掌。根据《注意障碍杂志》2023年的一篇综述，做妈妈的确有可能导致ADHD女性的状况急转直下。相比于其他人而言，ADHD人士更容易厌倦单调乏味的生活，而家务以及育儿中充斥着此类机械重复的事务，内心的躁动让人很难专注，但这种走神又很容易激发母亲的自我批判。当她们在自查患有ADHD时，也许也是为内心已经不堪重负的不自洽寻找一个源头。

这些共同说明环境因素对于ADHD是否表达的确有相当大的影响。专研ADHD的临床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西布利（Margaret Sibley）也谈道：“有些人有一定的（ADHD）遗传风险，但在更简单的环境中，他们不会看起来像有ADHD的人。” 今天关于ADHD的讨论就在这里变得模糊了，ADHD与环境因素的高度相关使得它在公共讨论中引发如此多的共鸣。

IC photo.

此外，有社会学观点提出，ADHD的泛滥也与对低产出的病理化密切相关。在全球众多国家中，美国和以色列儿童确诊ADHD的比率长期维持在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国家超高的成就导向以及个人主义有关。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一个人如果无法持续胜任高强度的工作，那就是“精神有病”。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那些被贴上ADHD标签或者自我确诊ADHD的人其实是当今有害文化气候的“金丝雀”——他们所描述的ADHD的相关症状是对所处时代社会状况的自然反应。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诊断ADHD”是否成了一个市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将这些行为解读为更大范围的失调表现出的症状，并利用这些信息对我们的文化建制进行实质性变革。

成人ADHD如何安放后半生？

“我们可以允许自己休息。我们可以做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硬塞进别人对我们的期望里。我们可以，也应该，始终选择自己。”

正式确诊ADHD时，本书的作者齐格内39岁。对很多成年人来说，意识到自己可能有ADHD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经验感受，好像需要变得“既柔软，又强硬”。一方面，他们被告知要疗愈自己的伤口，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在一个整体崇尚效率的外部环境中，自己是唯一能够为自己的需求发声的人。

IC photo.

对很多在医学上确诊ADHD的人而言，精神兴奋性药物通常会成为首选。这类药物主要有两类，分别是哌甲酯类（如利他林、专注达）和安非他明类（如唯稳思），它们能够短暂帮助集中注意力，减少情绪反应和冲动，但是无法增强认知，以及会伴随睡眠问题、食欲不振等副作用。不过目前大多数关于此类药物的研究仍然是基于男性的，临床并不确定它们与雌激素、孕激素和月经周期之间的相互影响。书中提到，从目前的个案来看，在经前7—10天，此类药物对女性的作用会减弱。

相比于药物干预，怀疑自己可能患有ADHD其实是一个相当好的契机提醒我们重新正视自己的“内感受”。毕竟在人生漫长的前半程中，我们习惯于忽视身体内部的提示信号，却又对外部环境的刺激异常敏感。

在齐格内看来，成人ADHD的确诊过程大多同时伴随着个人意义上的一次情感重构。“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不要倾听自己的需求，因为‘它们’太多、太荒谬，或者我们太敏感了。要有一个疗愈的过程，无论是接受心理治疗，还是用其他方法获得外界支持，促成疗愈过程。”很多成年人是在确诊ADHD之后，才人生中第一次去感受自己的欲望和好恶，包括性别和性向认同。

这段疗愈历程注定会是时常反复的。自我关怀之所以如此之难，原因之一或许是它要求我们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的痛苦，并把通常留给别人的关心和友善向内给予自己。正如齐格内在全书结尾处所安慰自己的那样，如果暂时还做不到，那么至少尽可能健康地生活，而不是急于让自己更好、更能产出。

“或者，至少多吃点菠菜。”

参考链接：

1. Symptoms of ADHD in Women and Girls

3. The lost girls: ‘Chaotic and curious, women with ADHD all have missed red flags that haunt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