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日本一女性在同一家公司上班近70年？

如何评价日本一女性在同一家公司上班近70年？

玉置泰子1930年5月出生，1956年26岁入职大阪螺丝贸易公司Sunco Industries，截至2026年工龄达70年。2020年她以90岁174天获吉尼斯认证“全球最年长办公室经理”，96岁仍在岗。其实际岗位为基础行政事务（会计、内部沟通等），网传“主导新人培训”“公司活档案”等职能被企业声明澄清为夸大。

玉置泰子每日5:30起床练瑜伽，执行朝九晚五8小时工作制（非网传12小时），符合日本《劳动基准法》对高龄员工的健康保护要求；67岁自学电脑操作Excel/PPT，86岁考取汉字检定二级，90岁熟练使用社交媒体并参与通宵滑雪旅行。

这一现象可能有其因退休金不足被迫工作。日本总务省预测76%高龄者因经济压力工作，如另一案例中97岁护士坦言“为减轻子女负担坚持工作”。

但是也是以德日为代表的莱茵兰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它的生产模式，和19世纪后期的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模式一样，德国人也在积极的学习当时独领风骚的美国体制。

这种体制以精细的分工作业，标准化和大批量生产为特点，通过这种生产体制的结果就是极大的降低了成本，这种体制在福特流水线之前就已经广泛的应用于美国的生产中，在南北战争期间，欧洲人参观美国北方政权的军械厂时就被深深的震撼过。

此后大量的欧洲工业家都试图学习和效仿这种模式，其中就包括张伯伦的家族，他们通过把美国生产体制带入传统的伯明翰五金制造业中，取得巨大的成功。

不过对于其他国家的学生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也就是美国的国内市场，他们可以像这个市场提供一种标准化的商品，来满足许许多多的客户的需求，但是在英国、法国、德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规模有限的国内市场，和一些碎片化的国际市场。

他们必须为这些市场提供各种不同规格和标准的商品，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美国同行的生产规模。

在这一点上，德国人在吸收和学习美国体制的优点之外，摸索出了自己的生产模式。

通常在一个美国的生产线上，每一台生产设备的专门定制的，只能生产同一种零部件，而在在同一时代的德国生产车间里，一台生产设备往往包括主机和附属部件两部分，这台设备可以通过更换不同的附件生产不同型号和类型的零部件。这样美国人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一样产品，如果它像生产另一种产品，就必须对整个生产线进行重新设计，而德国人则可以在一条生产线上生产不同的产品，只要少量的时间更换附件就可以了。

在19世纪晚期，英美德三国的大型企业中就看清楚的看出三种不同的商业模式：

美国的模式是向单一的国内市场大批量的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开发国际市场往往要伴随美国政府、军队和商业资本对其他国家的系统化改造，所以美国商业的扩张必须伴随强大的文化扩张，彻底改造当地人的消费习惯，让他们“美国化”，相信美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其中也包括美国货。

英国的模式是在英国本土设立一个非生产性质的总公司，这个总公司的主要功能是财务性质的，它为自己的分公司和子公司提供资本支持，或者回收资本发给股东。

主要的生产活动都是由互相独立的子公司和分公司来进行的，它们像不同的市场提供不同的产品，总公司根据它们的业绩和成长潜力决定是否追加资本或者缩减和结束业务以回收资本。

因为这些生产性的子公司和分公司互相独立运作，所以如果产业链可行，它们总是应该设在更贴近目标市场的地点就近生产，这样就进一步加速了英国产业的空心化，在不管是做金融的还是做企业的，最后看起来都是做金融的。

而德国的生产模式是在德国国内在同样的生产线上为不同的目标市场生产不同的产品，这样他们不仅可以满足国内市场，还可以向东欧、俄国、拉美、中东和中国等不同的市场供货。

生产体制的差异，也造成了雇佣关系的差异，德日企业拥有更稳定的雇佣关系，通常在经济危机时，英美企业会毫不留情的进行裁员，而德日企业往往会采取缩短工时和带薪培训的方式来维系雇佣关系。

德日企业的这种模式并不是完全因为文化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对员工的培训上以及付出大量的代价，有经验和技术的员工本身就是巨大的资产，他们如果可以在经济低谷是保留雇佣关系，那么在经济再次进入繁荣时，他们就不需要为新招募的员工而支付新的培训成本了。

在美国的生产线上，工作被很细密分为很多步骤，这样一个工人只要掌握很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进行生产，这样培训一个员工只要若干小时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一个美国企业来说，员工张三和社会上待业的李四没有什么区别，在经济低谷时期保留他们就是无用的负担。

而在一个德国的生产线上，产品在一个工作站上停留的时间往往比美国生产线更长，生产同样的一种类型的产品，美国可能会分为一百个工作站，而德国可能只有二十个工作站。

除了产量的不同之外，很大的问题是，生产不同产品有细节差异，在不同工序的时间有差异，工作站设计的越细密，那么可以调节的弹性就越小，为了在一条生产线上产出不同的产品，所以德国生产线必须比同类的美国生产线更短。

如果产品在一个工作站只停留几分钟，那么工人就只要掌握几分钟的内的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停留半个小时，工人就需要记住更多的工序。

美国生产线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同时，德国生产线需在不同时间生产不同的产品，那么工人就需要记住不同产品的工作内容，同时还要知道如何转换设备上的附件，这样德国工人就必须拥有良好的机械知识。

这一切的差异，就决定了德国工人必须比美国工人有更高的技能，当然这些技能不会是天生的，他需要培训，而培训是需要成本的。所以除非是可以预计，经济危机会像1929年那样持续若干年，不然德国企业贸然裁员是不经济的。

当然即便把问题考虑的更复杂，那么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因为这些经济学家使用的模型是建立在信息对称，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

但是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地域可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有的国家的工人愿意为了一份新工作背井离乡，而有的国家的劳动力则更有粘性，不愿意更换工作地点。

再比如美国工会力量强大的行业里，新招募工人不是向社会招募，而是必须通过老工人推荐，通常是亲戚朋友等，通常企业都必须付出比正常市场水平更高的工资。

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一些适用于军事对抗的决定性因素也一样适用于在分配问题上的博弈，优势总是在组织、情报和机动性更优越的一方.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优势都属于企业而不是劳动者，企业们规模更大并且通过各种行业协会、商户、雇主联合会等组织进一步组织在一起，企业的老板和经理们通过会所、俱乐部、以及私人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他们拥有各种情报和数据。

而在他们的对面，如果雇佣者则处于非常不利的的局面，他们在组织和情报上远远落户于雇主们，当然如果他们能够通过建立工会组织那么情况机会大幅度的改善，因为他们的在组织和情报上得到了提升。

在机动性方面，也许一个人搬家比一个企业搬迁更容易，但是考虑到很多下层人在经济上非常脆弱，他们进行搬迁的存在很高风险成本。

同样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往往也存在机动性的巨大差异，也给互联网商务企业搬迁起来很容易，但是拥有生产社会的工厂就有些困难了，那些拥有大量重型设备的重型工业企业又比轻工业企业搬迁一起来更难，而矿业公司几乎没办法移动自己的业务，只能在继续坚持和放弃中做选择题，所以他们的工资水平是总是高于一个地区的其他企业，而重工业企业的用工成本也轻工业更高，而且在和工会的讨价还价中，这些更难搬迁的企业也共容易落入下风，相反对于优步的司机和各种快递（外卖）员们，企业则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冶金、机械、化工，等科技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设备的投资，也许资本家可以不对工人负责，但是设备是他们用自己荷包里的钱买来的，他们却不能不重视这些设备是否安全，是否达到了设计的运行标准。

但是如果操作这些设备的人精神萎靡、技术粗糙、身体虚弱，也许还有酗酒的毛病，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锅炉爆炸、火车出轨、机械报废和化学品燃烧，代码全是乱码等情况。

那么如何才能让工人们提升自己的技术、体力、长时间专注于一项工作的能力呢？

显然排除性格之外，营养、适当的休息和休闲、技术培训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个人因为工作十个小时而因为疲劳导致事故，让昂贵的设备报废，那么也许工作八小时可创造更大价值，所以缩短工作时间在一些大工业企业的资本家来说，也许并不那么刺耳。

当然要想得到足够多的这种工人，光靠一些行业的资本家的让步是很难达成的，因为这是系统工程。

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一个混乱的家庭了，从小就缺乏营养和教育，那么他们就很难成长为一个健康和善于学习的人。

而如果一个社会中大部分贫民阶层的生活都非常贫困，那么他们就会对自己下一代的养育和教育投入很少资源，所以要达成这些目标就必须从整个社会的制度上进行改革，从国家的层面为居民的健康、福利和教育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