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每晚要我穿情趣内衣配合他各种姿势，折腾到凌晨五六点，我实在受不了去内科检查，男医生看完片子脸都绿了

01

陈建平又让我把那条墨绿色的裙子穿上。

我说我不穿。他说就练最后两组，练完就睡。我站在床边没动，头顶的灯照得我发昏，两条腿像灌了铅。他把手机支在窗台上，屏幕里那个穿白衣服的老头正把胳膊往后甩，一下一下，像要把自己甩飞出去。陈建平跟着学，嘴里还数着拍子。

我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凌晨四点五十三分。我光着脚站在地板上，脚底凉得厉害。那条裙子还搭在椅背上，墨绿色衬着椅子的枣红色，看着像一块掉色的旧窗帘。我换上了。裙子后背的拉链有点卡，拉到一半顿了，陈建平来帮我，他手指头粗，在我后颈那儿磨了半天。他身上有股汗味混着红花油的味道，不臭，但闻着叫人发闷。

我们练的是第七套。一个动作要定住三十秒，单腿站着，另一条腿往后抬，手往前伸。陈建平说这个叫“扭转乾坤”，能把气血拧顺了。我拧了不到二十秒就开始晃，扶了一下墙。他说扶墙就不算了，重来。我看着他，他脸上的表情很认真，认真得让我有点来气。但我还是重来了。

练完已经五点四十。窗帘没拉严，外面天灰蓝灰蓝的。我进洗手间洗脸，镜子里那张脸浮肿着，眼袋鼓得像两片隔夜泡发的银耳。我拿凉水扑了扑，水顺着下巴滴到胸口，裙子的前襟湿了一小块。我盯着那小块水渍看了一会儿，然后用毛巾按了按。

陈建平在外头喊我，说小米粥熬好了。我嗯了一声，没动。马桶水箱在漏水，滴答滴答，很有规律。我伸手把水箱盖子掀开又盖上，还是滴。这毛病有一阵子了，我们说好叫人来修，一直没人来。我蹲下去把水阀拧了，水声才停。

七点出头我出了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排着队，一个穿校服的孩子在催他奶奶，说快迟到了，奶奶还在找零钱。我绕过去，地铁口有个卖花的，今天摆的是黄百合，开得太大，花瓣边缘发锈。我看了眼时间，决定不买。

地铁上人贴人，我握着拉环，旁边一个年轻女孩在刷短剧，公放的声音尖尖细细，像指甲刮黑板。我往左挪了挪，左边的男人在吃包子，韭菜味的。我想起昨天晚上陈建平也吃了韭菜，他吃了半盘，还打了个嗝，那个味儿直接冲过来。我皱了皱眉，把脸别开，眼前是车门玻璃上快速掠过的灯箱广告，一片一片的，看不清字。

到公司时头晕。坐进工位，电脑屏幕亮起来，桌面壁纸是前年团建拍的，一群人站在山腰上笑着。我拿起杯子去接水，饮水机咕咚咕咚响，上面贴着张纸，写着“请勿倒茶叶渣入内”。下面已经堵了一撮泡胀的茶叶。我接完水，把那张纸的边角按了按。

上午开会，领导在上面讲季度方案，我在底下看手机。陈建平发了条链接，标题是“每天一练，气血充足不显老”。我没点开。他又发了个表情，一朵荷花转啊转。我退了微信，打开相册，翻到上个月拍的检查单，忘了拍没拍全，就一张模糊的。我放大了看，看不清。

中午和同事小方吃饭。她问我最近怎么总黑眼圈，我说没睡好。她说她老公最近也迷上了一个什么操，天天拉着她跳，跳了三天，把客厅茶几碰倒了，玻璃碎了一地。我笑了一下。她又说，其实男人到了这个岁数，突然开始养生，大概是怕了。我没问怕什么。我吃我的饭，米饭有点硬，像隔夜的。

下午我请了半天假。从公司出来，阳光很烈，路上有只塑料袋被风吹着跑，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我跟着它走了一段，拐进地铁站，买了去市中心医院的票。没跟陈建平说。也没想好要不要跟他说。就自己去了。

02

医院大厅永远有股味道，消毒水混着塑料椅子的味。我办了卡，挂内科。前面排了十七个人。我坐在候诊区，边上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一直在絮絮叨叨，说她儿子忙，不来陪她，她一个人坐了两小时公交。旁边的人偶尔应一句，她也不管，继续说。我低头看手机，国家新闻下面一条评论吵起来了，我刷过去，又刷回来，最后把手机扣在膝盖上。

轮到我时，医生是个男的，四十来岁，戴着眼镜，头发有点白。他问得细，问最近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剧烈活动。我想起那些凌晨四点的操，不知道算不算剧烈。我含糊说了一句：“晚上会做点操，时间比较晚。”他“嗯”了一声，没追问。

他去电脑里调资料，突然手停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落回屏幕。那个眼神像被什么蛰了一下。他让我去做几项检查，说一楼的机器都能查，查完把单子拿回来给他看。我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往后刮了一下地面，声音很尖。我伸手扶了扶椅背。

抽血的时候我别开脸。窗口外有个男人在打电话，嗓门压得低，却听得见怒气：“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护士拿着棉签按在我胳膊上，说按紧，我太用力，针眼那里青了一小块。其实不疼。

拍片子的时候，那个技师让我把首饰都摘了。我摘了耳钉，放手里，是去年生日陈建平买的，不大，银的。我放在托盘里，忘了拿。后来想起来，跑回去，托盘已经被收走了。我问前台，人家从抽屉里翻出来给我，耳钉压在一沓便签纸下面。我拿嘴吹了吹。

取了片子和报告，我回到诊室。医生把片子插到灯箱上，站过去看了好一会儿。他背对着我，手撑着桌面，肩胛骨把白大褂撑起一个弧度。然后他转身坐下，摘下眼镜，用手指头揉鼻梁。我盯着他。

他说：“你丈夫来了吗。”

我说没有。

他说：“下次最好带家属一起。”

我往前挪了挪：“是什么问题。”

他指着那片子，屏幕上灰黑一片，他用笔帽点着其中一小块：“这里，长得不太规矩，但还说不准。你以前有体检意识吗？”

我说好几年没检了，总抽不出空。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接着说：“不是吓你，但需要再明确一下。有些东西早发现比晚发现好。”他顿了顿，“不过你目前这个疲劳状况比什么都麻烦，身上这么多细微损伤，韧带有点松，肌肉劳损比较明显。”

我点点头，像在听别人的事。脑子里却突然想起陈建平昨晚做完操后给我揉腰，边揉边说“你腰肌太紧了，得松”。他揉得不轻不重，我差点睡着。

“忌熬夜。”医生说，“尤其不要凌晨做高强度的活动。”

我“哦”了一声。他好像还想说什么，打了个顿：“先做进一步检查，你丈夫方便的话也来看看，有时候家庭环境比什么药都重要。”他说这话时，语气已经不急不缓了。

我拿着单子走出诊室，在收费处排队。前面一个老人在数排队人数，一二三四，数到我又折回去，一二三四。我低头笑了一下。笑完觉得胸口很紧，像有人把我文胸扣子往里收了两格。

手机震了一下，是陈建平发的。他说晚上还练不练，他买了新垫子，加厚的。我没回。我把手机塞进包里，掏东西的时候摸到一颗糖，圆的，包装纸嘶啦响。是樱桃味的。含进嘴里，甜得发苦。

走到医院门口，太阳还没落，天边浮着一层薄薄的黄。我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看一个年轻人骑着共享单车经过，车筐里插着一束蔫了的花。那花被风吹得歪向一边，他骑得不快，但也没停。

我忽然想起结婚头一年，陈建平也爱骑车，带着我去城南看桃花。那年桃花开得早，我们去迟了，树上一半花都落了，地上铺了一层粉。我们站在树下，他说以后每年都来。后来再也没去过。

我站起来，往车站走。马路对面有个中年妇女在遛狗，绳子放得很长，狗跑几步她就喊一句。她声音不大，但很脆。我不认识她。

03

从医院回来那天傍晚，我煮了粥。米放多了，煮出来稠得像浆糊。陈建平倒也没说什么，就着咸菜吃了两碗。他新买的瑜伽垫靠在墙角，卷成一个筒，两端用皮筋绑着，那皮筋看着像从旧裤腰上拆下来的。我问他在哪儿买的，他说网上。我说是不是又用了券。他说用了，便宜了八块钱。说这话时他有点得意，嘴角往上翘。

他吃完去洗碗，我坐在客厅里发呆。电视开着，是傍晚的新闻重播，声音温温吞吞的。我盯着茶几上的一只杯子，那是我去年从一个小店里淘的，杯口豁了个小口，我一直没扔。杯子里还剩半杯水，水面上浮着一只小飞虫。我把它端起来，去厨房倒掉。经过陈建平身边时，他忽然说：“你最近脸色不好，是不是太累了。”我说还行。他站在水槽前，手上的洗碗泡沫软塌塌的。“要不今晚不练了，你早点睡。”

我“嗯”了一声，把杯子放回茶几。那个豁口正对着我，像在笑。

我窝在沙发里看手机，刷到一条新闻，说某地一个餐馆老板娘在做菜时突然晕倒，送医院查出来是长期劳累。我划过去，又刷了会儿萌宠视频，一只猫把主人杯子推到地上，啪，碎了。我点了个赞。陈建平从厨房出来，问我吃不吃西瓜。我说不吃了，晚上吃了反酸。他就自己切了半个，坐在餐桌前，用勺子挖着吃，一口一口，很响。我抬头看他，他冲我笑，像刚做完一件大事。

夜里我醒了一次，看时间，两点半。陈建平睡着了，呼吸很重，像嗓子里卡了个小零件。我翻了个身，背对他。月光从窗帘底下漏进来，细细一条，投在衣柜上。衣柜最下面那个抽屉没关严，一截布头露在外面，灰扑扑的，不知道是谁的。

早上我出门前，陈建平说今早不去公园了，睡会儿。我站在玄关系鞋带，鞋带突然断了，抽出来看，是里面那一截磨细了。我打开鞋柜找了一副新鞋带，深蓝色的，和这双白鞋不太配。我没在意，系上就走了。到地铁站才发现，副驾驶座上的垃圾袋里还扔着一盒没喝完的酸奶，盖子没盖，洒了一点在塑料袋里。我心里像堵了个什么东西，说不上来，像吃了个没蒸熟的馒头，压得慌。

那个上午我干不了多少活。领导让我处理个文档，我打开后忘了要改哪里。手机上陈建平发来一张图片，是他体检报告，血压那栏用红笔圈了个圈。他说：“你看，让你别担心，没问题。”我放大图片，他的身份证号部分打了码，他的体检日期是三天前。我记得。三天前他说去社区做体检，没让我陪。

我发了个“哦”过去。他秒回：“晚上给你露一手，我做糖醋排骨。”我看着这条消息，脑子里忽然跳出医生那张脸。他指着片子，用笔帽点着那一小块，说“长得不太规矩”。我胸口又紧了，像被绳子绕了一圈。我想问陈建平，那天你去体检，医生还说了什么。但我没打出来。我删了，又打，最后只发了个“好”。

下午表姐来了个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看看妈。我说等忙完这阵。她在电话里说我妈的血压最近有点高，又不肯吃药，说她不要紧。我听见电话那头我妈在喊：“别听她胡说。”表姐喊回去：“你就逞强吧。”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我听着，觉得又近又远。挂了电话，我站在落地窗前，外面下起小雨，像细沙子撒下来。我把窗户关上一半。

晚上陈建平真做了糖醋排骨。糖放多了，颜色发黑。他夹了一块给我，说尝尝。我咬了一口，甜得齁嗓子。他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好吃。他笑得眼睛眯起来，说以后常做。我低头啃排骨，骨头缝里的肉很顽固，我用牙撕，撕不动。电视里在放一个家庭剧，里面的老太太跟她儿媳妇吵，说年轻人不会过日子。陈建平看得认真，突然冒出一句：“我妈当年也这么说过我姐。”我没接话，把骨头扔进垃圾桶。

04

我是第二天上午去的医院拿复诊结果。陈建平说要陪我去，我没答应，说就是拿个单子。他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指甲在胶条上画来画去，说：“那你自己小心。”我走了几步，又回头。他还站在那儿，穿着我买的那件深灰短袖，下摆皱皱的，像刚和衣睡了一觉。

医院人不多。我在自助机上刷了卡，机器响了一声，吐出两张纸。我没敢看，先叠成一团，塞进裤兜。走到二楼连廊的饮水机前，我接了一杯凉水，站在那儿，慢慢把单子展开。上面的字我基本看不懂，就看见几个词，密度增高，形态不规则，建议结合临床进一步检查。我把纸又叠回去，塞回兜里。水杯里的凉水没喝，杯壁结了一层水汽。我拿手指头划了一下，划出个歪扭的“一”。

坐电梯下来时，里面有个清洁工，推着半桶水，拖把横在上面。水桶里的水一晃一晃，差点溅到我鞋面。我下意识一缩。她冲我点点头，我笑了笑。电梯到一楼时，她先让我出去。

我坐在车里，把两张纸又掏出来。读了半天还是不懂。我给医生打了个电话，他可能不在，接的是护士台。我报了名字，那边说医生下午在，让我一点半过来。我说好。挂掉电话，我又坐了一会儿。车里没熄火，空调开得嗡嗡响，出风口有片小碎叶子，不知啥时候飘进去的，被风吹得转圈。我伸手去捏，没捏起来，它又转。

中午随便买了碗馄饨。汤很清，紫菜和虾皮在碗里漂。我吃得很慢，旁边那桌的女人带着个四五岁的孩子，孩子把勺子掉地上，女人弯腰去捡，把孩子骂了一句，不凶。孩子撇了撇嘴，没哭。我塞了一个馄饨到嘴里，觉得没味儿。

一点半我坐进诊室。还是那个男医生。他调出我的片子。我从他脸上看不出来什么。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别慌，就目前看，不是那种跑得最快的，但也别太不当回事。”我听着，手指在膝盖上搓，搓得发烫。他接着说：“我建议你先做个小手术，然后定期观察，半年一次。这样最稳。”我问他最坏会怎么样。他看了我一眼，目光沉下来：“最坏就是少活几年，但也可能啥事没有，个体差异很大。”说完他又补了一句：“你自己别先垮了，你这个状态，真不应该再熬夜了。”

我垂下眼，看见他桌角压着一个玻璃镇纸，里面封着一只小蝴蝶，蓝色的。我盯着那只蝴蝶，觉得它像是刚扑腾过。

从医院出来，太阳白得像灯泡。我站在门诊楼外，被晒得睁不开眼。一个老人坐在轮椅里，被家人推着，轮椅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盒药。我不知道为什么跟着他们走了几步，然后停住，折回来。

回到家，陈建平不在。我挽起袖子擦桌子。桌子很干净，我就一遍一遍擦，从这头擦到那头。抹布干了，我再沾水。后来擦窗台。窗台边那盆绿萝有点蔫，叶子都耷拉下来，像许多只耳朵。我给它浇了点水，水流到托盘里，又溢出来一点，我拿抹布擦。擦了半寸，又去擦桌子。桌子已经擦得发亮。

他回来的时候，我刚把厨房的柜子重新整理了一遍。他问：“吃了吗？”我说吃了。他说：“我还给你带了半只烤鸭。”我看他手里提着个餐盒，油从盒盖边上渗出来一点，在透明塑料袋里晕开。我接过来，说放冰箱了。他说：“今晚别做饭了。”我“哦”了一声。

夜里我又睡不着。陈建平已经打起了鼾。我侧过身看他。月光把他脸照成灰白色，枕头压得一边脸有点歪。他的鬓角白了好几根，以前没注意。我伸过手去，没碰他，半途缩回来。我觉得身体里有个东西在慢慢沉下去，不疼，就是沉。

我起身去客厅，拿了他的体检单看。血压确实偏高一点点，血脂也高一点点。都是“一点点”。晚上我们电话里他说别担心，没问题。我当时信了。现在想想，他也许只是选了不让我担心的那部分说。

厨房里的水龙头又滴了一下。我没去拧。我坐在沙发上，把脚缩上来，抱着膝盖。电视黑着屏，映出我的影子，乱糟糟的，头发散在肩膀上。我好久没认真照过镜子了。

05

那天晚上陈建平回来得晚，九点过了。我坐在饭厅里，桌上摆着几个凉的菜，都用盘子扣着。他进来时带了一股烟味，很淡，像在楼下抽完才上来的。我说洗手吃饭。他“嗯”了一声，洗了很久，出来时手上还沾着水珠。他坐我对面，把一盘黄瓜拌粉丝端起来，又放下，说你没吃。我说我不饿。他低下头吃饭，吃得很慢。

吃到一半，婆婆来电话。陈建平按了免提。婆婆的声音大而沙，说老家对门李婶也查出肺结节了，让她去体检，她不去。陈建平说：“最好去查查。”婆婆说：“我身体好着呢，操那心。”然后问我身体怎么样。陈建平抬头看我，我冲他摇摇头。他对着手机说：“都挺好。”婆婆“哦”了一声，说：“你们别老熬夜，听见没。”像喊的。我们同时“嗯”了一下。

挂了电话，屋里很静。陈建平把碗里的米粒拨干净，突然说：“上次我体检，医生也让我复查。”我抬头看他。他笑了笑，唇角是干的。“应该没事。就是有个小指标偏高，医生说再观察。”我问哪个指标。他避开我的眼睛，去夹黄瓜。筷子滑了一下，没夹稳，掉在桌面上。他捡起来吃，像什么也没发生。我心里咯噔一下，像一脚踩空，但又很快回稳。我没再问。

饭后他主动去洗碗。我坐在客厅叠衣服。沙发上堆着昨天收进来的衣服，有他的，有我的。我拿起他一件旧背心，后背处有很多细小的洞，像被虫子咬的。他说当睡衣穿，舒服。我叠起来，又展开，对着那几个洞看了看。

第二天早上，他没提练操的事。我睡到快八点，是他叫我。他说：“再不起来，班不用上了。”我迷迷糊糊看他，他站在床边，手里端着杯温水。我撑起身，接过来喝，水温刚好。他看着我喝完，说：“今天别坐地铁了，我送你。”我没拒绝。

车里他放的是老歌，一个女声，唱得很慢。我们在一个红灯前停下。前面有辆电动车，后座上绑着两个大箱子，晃晃悠悠的。陈建平说：“那车上东西会不会掉。”我说不会吧。绿灯亮了，那电动车果然开得不稳，但没掉。陈建平小声说：“你看，我嘴开过光。”我笑了一下，不是因为他好笑，就是突然想笑。他见我笑，也跟着笑，眼睛前面的鱼尾纹堆起来。我别开头看窗外。风从半开的窗缝里钻进来，吹得我脸发烫。

那天下午，我约了手术。医生在诊室里跟我解释了一通，说是个微创。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窗户外面。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反而很空，像身上背着的一个大包袱，突然被谁从后面提着，还没落地。我一个人去交费，窗口里的小姑娘声音甜，问我要不要刷医保。我点点头。她在机器上操作，我忽然想起我包里还有一板胃药，是给陈建平的，一直忘了给。他这几天吃饭说胃不舒服。我想着回家要给他。

晚上吃完饭，陈建平跟我去楼下走了走。小区门口的水果店正在收摊，大喇叭已经停了，老板娘在门口扫甘蔗皮。我们经过时，她抬头笑了一下。陈建平说：“我给你买点金桔。”我说太凉了。他说那买点香蕉。他挑了一把，不大，皮上有些褐点。他付了钱，我抱着香蕉。进了电梯，里面有个年轻妈妈抱着孩子，孩子一直咳。陈建平往后退了退，把自己口罩拉上去。他这人，怕病怕得很。

到家后，他把香蕉放在茶几上。我走进卧室，把那条墨绿色的裙子从椅背上拿起来，叠整齐，放进衣柜最上层。它在那里待了好些天，都皱了。最上层塞满了冬天的毛衣，我把裙子塞进去时，有件旧毛衣掉出来，我捡起来，上面有股樟脑味。我把它也塞了回去。陈建平进来看见，问在收什么。我说裙子不穿了。他“哦”了一声，像一点没在意。我心里一软，又有点发酸。

06

手术那天是周四，陈建平请了假。他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我进去时回头看了一眼，他正低头系鞋带。我笑他：“这么要紧的鞋带。”他抬头冲我挥挥手，笑得像第一次送孩子上学的家长。

手术不复杂，就是等待的时候漫长。我盯着天花板，上面有一道细长的裂纹。我想起家里卫生间天花板上也有条缝，夏天潮的时候会鼓起一小块，像要往下掉灰。护士过来给我量体温，说别紧张。我说不紧张。她笑了一下，说：“你丈夫在外面转了好几圈了。”我心里动了一下，像被风吹过的水面。我问她：“他还在转？”她说：“刚坐下。”

推出来的时候，我还有些晕。陈建平站在床边，没说话，就是看着。他的眼里血丝很多，像熬过夜。我问他：“香蕉吃了吗。”他愣了下，说：“还没，回家就吃。”他声音有点哑。我想笑，但伤口扯得疼，就没笑。

婆婆第二天来了。她进门时拎着一袋苹果，还带了一罐她自己腌的酱黄瓜。她坐在我床边，说：“我说怎么好端端去手术，都不告诉我。”我开不了口。陈建平在旁边说：“没事没事，小问题。”婆婆红着眼圈，没哭，就是一下一下摸着我的被角。她的手很粗，青筋鼓着，像树根。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这些年也不容易。她抬头说：“你可得好好养着。”我点点头。她站起来去倒水，走之前嘴里嘟囔了一句：“你爸当年也是小问题。”她没再说下去。我和陈建平都没问。

回家的那天，天阴着。陈建平开了慢车，像载着一车鸡蛋。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看外面一家一家店铺，有一家卖灯具的，门口摆着几个灯泡模型，比人还高。我觉得新鲜，多看了两眼。陈建平说：“等你好了，去挑个新灯，卧室那灯太暗。”我说：“暗点好，不刺眼。”他“哦”了一声。

晚上他给我盛汤。排骨海带汤，面上一层油，我嫌腻。他就拿勺子把油撇了，撇了一遍又一遍。我喝了一口，说咸了。他跑去加了水，回来再给我。我忽然觉得心里很静，像大风天躲在屋里，声音都被隔在外面。

夜里他睡得很轻。我只要一动，他就睁眼。我翻身看他，他说：“是不是渴了。”我说：“你精神头挺足。”他笑了一声，没接话，只是把手伸过来，在我胳膊上轻轻拍了拍。我闭了眼，却睡不着。身体里空空的，像少了一块。医生说过，过后会有些小变化，别多想。我听话，没多想。

第二天下午，我坐在床上看手机。陈建平在厨房忙活。水开了，壶咕噜咕噜响。我听到他“嘶”了一声，大概是被蒸汽烫了。我喊了句“没事吧”。他说没事。过一会儿，他端着杯子进来，里面是温水。他放在我床头，又出去。

我拿起杯子，发现杯底压着一张折叠的小纸片。我抽出来展开，上面写着四个字：明天去拿。是他的字。我不知道他写这个是什么意思，是给谁的，还是他自己记着的。我翻过来，背面画了一朵花，像小孩子画的那种，五瓣，不太圆。我看了看，把纸片夹进了手机壳里。

晚上七点半，我坐在餐桌前，陈建平端上最后一盘菜。他说：“今天没放盐，淡是淡了点，对你伤口好。”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果然淡得没味，但我没说。我嚼啊嚼，嚼出一点甜。他站在旁边，身上系着那条蓝格子围裙，带子系歪了，像个小尾巴。我抬头问他：“你怎么不吃？”他坐下了。

窗外的天暗下来。我们面对面吃饭，没人说话。筷子偶尔碰到碗边，发出轻轻的一声。我忽然觉得，世界上最难的事，不是把话说明白，而是明知道说不明白，还愿意坐下来一起吃顿饭。他吃得快，嘴角沾了一粒米。我伸手指了指，他拿手背抹掉，又低头扒饭。我看着他头顶新冒出的一撮白头发。我没有说话。

我夹了一筷子青菜，嚼完咽下去，又夹了一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