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映乱世 风骨照初心：近代女性的时代肖像

时光有痕，光影留芳。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跨越近代乱世与岁月沉淀，将不同身份、不同命运的中外杰出女性，定格于方寸之间，藏尽她们的风华与沉浮、坚守与悲歌。

1923年，外蒙古最后一位王后格嫩皮勒（Genepil），她身着华贵的蒙古王后盛装，端坐于椅上，面容沉静，脸颊上的传统点状面妆，是蒙古贵族女性的标志性装饰，尽显宫廷礼仪的肃穆感。

格嫩皮勒是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妻子，也是外蒙古名义上的最后一位王后。这张照片拍摄于1923年，正值外蒙古从封建政教合一政权向苏式体制过渡的动荡前夜。1938年，在斯大林主导的大清洗中，她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局处决，成为政治风暴的牺牲品。

这张老照片，是抗战时期中国军民宁死不屈的精神图腾，定格了游击队战士成本华赴死前的震撼瞬间。

成本华身着洗得发白的棉布衣裤，腰间皮带紧扣，双臂从容交叉在胸前，嘴角噙着一丝轻蔑的笑意。她的眼神平静，没有丝毫惧色，仿佛眼前的侵略者不过是尘埃。身后是斑驳的砖墙，身后坐着几名日军士兵，他们的嚣张与成本华的镇定形成了刺目的对比。

1938年，安徽和县沦陷时，成本华率游击队顽强抵抗，被俘后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始终坚守气节、不肯屈服。这张照片是日军为炫耀暴行而拍摄的，却意外成就了一个民族英雄的永恒肖像——她的微笑不是妥协，而是对侵略者的无声蔑视，是用生命诠释的“中华儿女不可辱”。

抗战时期，昆明美国领事馆庭院里，林徽因身着一袭简洁的白色旗袍，剪裁贴合身形，开叉处露出的黑色皮鞋与手中的手包相呼应，妆容素净却难掩清丽气质。她微微仰头，嘴角带着明快的笑意，目光投向身旁的宾客，姿态从容舒展。

庭院里绿树成荫，欧式铁艺大门与中式建筑的墙面相映成趣，砖铺的地面上聚集着中外宾客，既有身着浅色西装的外国友人，也有穿深色长衫、西装的中国学者，他们或举杯交谈，或侧身倾听，着装的交织折射出昆明作为战时大后方，中外文化人士汇聚的独特风貌。

1934年，容龄（裕德龄）褪去宫廷女官身份后的娴静瞬间，她身着一袭旗袍，领口的小立领与耳间的环形耳饰，既保留了中式服饰的温婉底蕴，又带着一丝西式审美下的精致。她侧身坐在雕花繁复的欧式扶手椅上，怀中抱着一把乌黑的月琴，指尖轻按弦位，目光低垂落在琴面，嘴角噙着柔和笑意，姿态专注而松弛，仿佛正沉浸在弦音流转的韵律里。

作为早年随父旅居海外、精通多国语言的女性，容龄1904年入宫成为慈禧的御前女官与外事翻译，兼具东方修养与国际视野。这张照片拍摄于她离开宫廷多年后，旗袍与月琴的搭配，既彰显了她对传统文化的浸润，也透出历经岁月沉淀后的平和气质。

1939年，宋美龄在抗战时期亲自驾驶美国援助救护车，宋美龄坐在救护车驾驶座上，身着工装衬衫，耳间的耳钉是仅有的装饰。她手握方向盘，侧头微笑，姿态从容而自信。

1939年正值抗战相持阶段，宋美龄作为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负责人与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积极推动战时医疗救护体系建设。美国此时向中国援助了一批救护车，她亲自驾驶既是为了宣传国际援华成果，更是为了鼓舞后方妇女投身医疗、后勤等抗战工作，打破“女性仅能居家”的传统认知，以实际行动彰显女性在战时的重要作用。

这张老照片，定格了裕德龄（容龄公主）离开宫廷后的晚年雅致生活状态，她身着一袭带有细腻暗纹的华贵旗袍，面料的光泽感在暖调的泛黄影像中更显精致。

她站在满室盛放的鲜花之间，神情柔和低垂，嘴角噙着浅淡笑意，背景里的欧式软椅与挂画，既透露出她旅居海外后养成的审美偏好，也彰显着她优渥的生活格调。

作为早年随父旅居多国、精通外语的女性，裕德龄曾以御前女官的身份陪伴慈禧，这张照片里的松弛雅致，正是她跳出宫廷身份后，沉淀出的平和气质。

1921年，伦敦拉德布鲁克路117号的画室里，英国插画巨匠埃德蒙·杜拉克，侧身坐在画架前。他的目光凝注在半完成的画布上，右手悬在调色盘上方，姿态里满是沉浸创作的专注。画布上，黄蕙兰的肖像已具雏形：一袭缀满繁花的旗袍裹着她的身影，眉眼间的温婉与端坐的本人如出一辙，足见画家捕捉神韵的功力。

右侧扶手椅上，外交官夫人黄蕙兰正襟危坐，指尖轻搭在膝头，眼神平和地望向斜前方，既有外交官夫人的从容气度，又带着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沉静。她的衣着与画布上的肖像彼此呼应，让现实与画中影像在空间里形成奇妙的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