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袁子弹:写尽女性百态,成就人生主角
发布时间:2026-03-10 02:49 浏览量:1
袁子弹与张桂梅老师合影。
“袁子弹是真名,谐音就是‘原子弹’。我妈妈起的名字,她希望不会重名、一鸣惊人。”袁子弹笑着说,“我后来做了编剧,大家就不再感到奇怪了,因为都以为是笔名。”电话那头,袁子弹笑声爽朗,极富感染力。在职场上,她是编剧、作家,有着《欢乐颂》《山花烂漫时》这样的现象级代表作;在生活中,她成长在非常幸福的家庭,她也将这份爱传递给了下一代。
多年创作,袁子弹以亲身经历见证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松绑”,她始终以笔为刃,描摹着真实、立体、有力量的女性形象。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袁子弹,听她聊“大女主”的内核,聊女性创作的困境,聊人生的取舍与成长,字字句句,皆是她的笃定与坚守。
“大女主”没有模板
张桂梅当之无愧
近年来,“大女主”成为影视创作的高频词。提起这个词,大众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精致的外表、优渥的条件或强大的气场,仿佛堆砌起这些符号,就足以定义一个独立的女性角色。但在袁子弹看来,这些元素更多只能称为外在的“姿态”,而非一种“态度”。她认为,真正的大女主,需要有态度,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
“对于‘大女主’,之前大家也许更在意她的形象是否光鲜,是否传递给人一种高知、时髦的感觉。但事实上,生活中的大女主可能是个很普通的妈妈,也可能是个不那么亮眼的人,她可以非常强势,也可以温柔但坚定。”
在袁子弹眼中,“大女主”从没有标准模板,决定一切的是她的性格与人生经历。“‘大女主’首先要有行动力,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在她的故事里,她一定不能只是一个辅助岗。有很多影视中的女性形象,她作为故事的中心,却不是事情的主要解决者,所以才带给大家很多关于‘大女主’的刻板印象。”
袁子弹直言,塑造大女主,重点是要展现她的能力,而非单纯的魅力。“魅力肯定是能力的一部分,有魅力的人更容易在工作中获得成功,这对男女都成立,但不能把魅力作为女性唯一的能力。如果一个女性只能靠魅力征服别人来解决问题,那这个‘大女主’是有侥幸性、随机性的。‘大女主’最强的能力,一定得是解决这件事的能力。”
事实上,‘大女主’这个词的泛滥,现在常常引起部分人反感。袁子弹笑言:“我也担心大家认为这是个刻板的词,但其实我觉得无论创作还是生活,能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是非常好的,女性以自我为本位,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视角,我挺喜欢。”
《山花烂漫时》中的张桂梅,是袁子弹心中当之无愧的“大女主”,她以一己之力,撬动了无数山区女孩的人生。创作这个角色时,袁子弹做了大量功课,将笔墨聚焦于张桂梅如何“让山区女孩上学”这件事。“我们不是写张老师的全传,而是集中描写她做这件事的过程,怎么想、怎么做、最终怎么做成。但我们也没有回避爱情和其他各种情感对她的影响,她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也是有魅力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张老师。”
在创作过程中,袁子弹不仅被张桂梅的坚韧与执着打动,更被她的“平凡”与“伟大”所打动。“张老师最好的一点,就是她没有因为做着崇高的事,就把自己放到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位置。她有很多生活化的细节,比如跟闺蜜相处很可爱、随口聊起老公时也非常可爱。心里盛放着珍贵的情感,却不必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才是真实的女性,她的人生里,有事业,有情感,有自己的坚守,也有平凡的温暖。”
社会越来越包容
女性角色正被“松绑”
从2016年的《欢乐颂》到2024年的《山花烂漫时》,袁子弹亲身经历了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不断突破、不断被“松绑”的8年。回忆起《欢乐颂》的创作,袁子弹坦言,彼时的创作,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女性观念、婚恋价值和社会舆论。“那时无论是对女性的要求,还是社会给女性的机会、个性的范围,都比现在窄得多。”
《欢乐颂》中的安迪,曾因理性处理弟弟的问题被质疑“人设崩塌”,大家觉得安迪不够仁慈、不够善良,没有把亲情放在第一位,但在袁子弹看来,一个女性能够不那么情绪用事,用理智选择问题的“最优解”,本就是一种强大。
袁子弹切身体会到,如今社会在不断给女性松绑,大家对女性角色的包容度提高了很多。“我们可以完全接受一个女生的故事里没有男生的参与,不以婚恋为主体,甚至不以婚恋为结果。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大家都不觉得奇怪,甚至能共情,这就是最大的进步。”袁子弹说,这种松绑,让女性角色回归了“人”的本质,“现在的女性角色,可以有自己的欲望、野心、反骨。我们允许女性角色有弱点,有不完美的地方,而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
袁子弹认为,国产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其实一直落后于生活中的女性,“中国人的生活走在影视剧前面,大家在生活中已经松弛得多了,影视剧里却还有很多美化和掩饰。好在我们现在慢慢跟上了,而这一切离不开很多女性的努力,当然也有很多男性的支持。”
真正的女性力量
从来都是“人”的力量
谈及当下被频繁提及的“女性力量”,袁子弹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她并不想刻意强调“女性力量”,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人”的力量。“如果你想拥有力量的话,女性最好能尽可能忽略掉自己是女性这个点。”
袁子弹认为,女性的共情能力、协作能力是独有的优势,却不是“女性力量”的全部。比如张桂梅老师,她搞教育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团结了所有能团结的人,领导、学生、家长、小商业主,不分男女,这就是她的力量。但说到底,这还是做人的能力。“什么时候我们不把女性力量单拎出来讨论,那才是女性真的有力量。”袁子弹说。
对于当下热议的“服美役”“容貌焦虑”“年龄焦虑”等话题,袁子弹的态度格外松弛:追求美,从来都不是错。“追求谈恋爱、追求美都没问题,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有人爱工作,有人爱美,这是她的人生信仰,有什么问题?”袁子弹觉得,“服美役”这个词本身就很过分。“如果单纯变美就很高兴,那‘服美役’又怎样?维持长期的美丽需要意志力,需要锻炼、节食、忌口,一个人能为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这本身就很了不起。就算是为了更好的婚姻去打扮自己,也没问题,只要想清楚代价,愿意付出,又不影响别人,就值得被尊重。”
在袁子弹看来,女性的自在,莫过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高兴穿高跟鞋就穿,但也绝不责怪那些不穿的人;打扮精致的女生不觉得不打扮的人潦草,不打扮的人也要捍卫别人打扮的权利,这才是最好的状态。让每个女性成为她想成为的样子,就够了。
通常来讲,在人生排序里,袁子弹选择牺牲的是娱乐和睡眠,她不太在意肉体的舒适,精神的亢奋对她而言更重要。同时,她也强调,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扮演其他角色。“只有我把自己的身份做好了,才能成为一个从容的母亲,一个能在家人需要时冷静处理问题的人。工作中获取的能力、毅力和社会关系,都在帮助我更好地应对家庭问题。”
从小被爱滋养
更懂得如何爱与被爱
袁子弹的性格里,有着一股不受束缚的劲儿和笃定的自信,而这份特质,源于父母对她毫无保留的爱与包容。她坦言,从父母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被纯粹的爱包围的感觉”,“父母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值得被爱,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从没有因为她是女孩,就设定特殊的要求,“身边很多女孩会被要求听话、做家务,但我的父母没有,他们让我自由竞争、自由发挥。我从小话多、爱讲道理、爱顶撞,他们也没有指责,反而纵容了我的天性。”
这份“甘愿培养气焰”的爱,让袁子弹在成长中始终拥有“自由生长”的底气,也让她坚信,自己可以和任何人一样,去追求想要的生活。“父母的爱,让我一方面没有约束,一方面充满自信,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他们都会爱我,这种底气,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如今,袁子弹也成为了母亲,被爱滋养的成长经历,让她形成了自己的育儿观。她坦言,成为母亲后,会不由自主地反思自己是否做得够好,但更多的是希望成为孩子的朋友,而非“掌控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雷蕴含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