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全无，性侵者仍获刑12年半！李莹：女性说“不要”就是不要！

第898位受访者：李莹，知名律师，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公益机构创始人。

凉子

：我们提到很多关于家暴的案例，其实您参与处理的很多妇女儿童受害案件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涉及性侵相关问题。这种案件趋势近20年有变化吗？相关情况是越来越少了吗？

李莹

：我能明显感受到，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如今整个司法机关的重视程度、处理力度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去年我们接手了广西百色一个女孩的案子，这个女孩七年前被自己的班主任性侵，去年春节期间她自杀身亡了。最开始家人只是简单把她的离世归结为严重抑郁症，直到后来清理遗物，看到她的日记，才发现她其实是长期遭受性侵的受害者。

而且她的死亡，和七年前老师对她实施的性侵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个案子难度极大，一是案发已经七年，直接证据早已灭失；二是受害人已经去世，按照常规情况，想要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国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只要间接证据能够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法律责任。

而间接证据能否被有效采纳、案件能否推进，核心在于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在各个办案阶段的决心。这个案子的最终结果也符合我们的预期，不仅成功追究了对方的刑事责任，还做到了从严从重处罚，被告人因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简单跟大家说说我们当时梳理出的关键证据链：首先是女孩的日记，日记内容可以视为她本人的真实陈述，是核心证据之一；其次有相关证人证言，还有她隐藏发布的微博内容，以及她读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写下的读后感，里面完整还原了自己被性侵的全过程。

我还记得我们办过另一个甘肃的案子，当事人八岁的时候就被老师性侵，那个年纪的孩子根本不懂这意味着什么。

等她长大懂事后，这份伤害对她来说无异于核爆级，整个人陷入极度绝望。她后来到处在网上咨询律师、咨询相关专业人士，问自己还能不能追究施暴者的责任，可所有人都告诉她，时隔这么多年没有证据，根本没办法立案，她彻底陷入了绝望。

后来她找到了我们，当地公安机关甚至主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案子对他们来说比较新，缺乏同类案件的办理经验，但他们办案态度非常认真，前后核实了将近30位证人的证言。一审的时候，被告人被判处八年半有期徒刑，这个刑期我们认为量刑过轻，于是提起上诉，希望二审法院全案审查。

这个案子上诉后，得到了检察院和二审法院的高度重视，最终发回重审，改判被告人有期徒刑

12年半

。这个结果，对受害女孩和她的家人来说，都是极大的安慰，也让她终于走出了多年的心理阴霾。

凉子

：所以在遇到你们之前，她其实已经绝望到了极点，甚至觉得没有任何维权可能了。但凡有一丝希望，她也不会走到自我放弃的地步。

李莹

：确实是这样。整体来看，针对未成年人性侵的维权和司法处理是在进步的，一方面是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是公检法机关司法理念的转变，还有对这类案件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

凉子

：我觉得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很多受访者，其实都有过类似隐秘的受害经历，大家都把这些事藏在心底，不敢触碰，因为回忆起来太痛苦了。而且大家普遍会有顾虑：就算说出来又能怎么样？就算跟母亲、家人提起，得到的回应往往也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可能把人绳之以法”，甚至会说“你现在生活挺好的，说出去丢人，还会影响工作”。

还有人会觉得，就算说了，最后也没法让施暴者受到惩罚，反而会招来更多非议，让自己陷入二次痛苦，被身边人歧视。

所以很多人最终选择沉默，可心里的坎永远过不去，心理创伤会伴随一生。那针对这种时隔多年、证据缺失的情况，李律师，你一般会建议当事人怎么做？

李莹

：遇到这种时隔已久的案件，我会从专业律师的角度，先帮当事人全面判断维权的可能性。很多人觉得时间久了，DNA等直接证据消失，就完全没希望了，但其实间接证据只要指向一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就有立案追责的可能。

比如甘肃那个案子，当事人有处女膜陈旧性破裂的医学证明，这就是关键的间接证据，能够证实她确实遭受过性侵。

这些陈年旧案最终能成功追责，本质上还是当事人或多或少留下了相关证据和痕迹。面对这种情况，首先要充分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想法，不能强迫她维权；其次，如果当事人决定站出来追责，一定要提前跟她讲清楚，这个过程会非常煎熬、痛苦，必须做好充足的心理建设，同时做好全程隐私保护，尽全力避免二次伤害。

我也真心希望，一旦发生这类性侵案件，受害人一定要尽可能及时报警，这样能保留直接证据，大幅降低维权难度。

另外，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至关重要，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重点推进这件事。儿童安全教育的核心，一是提前做好防护，从根源上预防犯罪发生，而不是事后补救；二是教会孩子，一旦遭遇侵害，要意识到这是犯罪行为，及时和家长、信任的人沟通。

当下社会，对性侵受害人的偏见和污名化依然存在，这也是很多家长，尤其是母亲，会说出“说出去丢人”这种话的原因。传统观念的束缚，让太多受害人选择沉默，甚至陷入自我责备，觉得“是我不够勇敢”“为什么偏偏伤害我，是不是我有问题”，还有人会被无端指责“穿着暴露”“不该去对方家里”“不该喝酒”。

尤其是酒后遭遇性侵的情况，近些年愈发严重。我们必须摒弃这种错误观念，永远不能要求受害人是完美的。目前来看，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都主张严厉打击，但职场性侵和性骚扰，至今依然是维权重灾区，也是司法实践中障碍最多、难度最大的领域。

凉子

：您这么多年办案，其实接触到的职场性侵案件数量依然很多，这部分案件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李莹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最意难平的地方。

凉子

：职场性侵和性骚扰，一般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的？

李莹

：首先，愿意站出来追责的受害人比例极低，就算鼓起勇气站出来，成功追责的比例也很低。核心原因就是，对受害人来说，第一时间报警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刚入职场的年轻女孩，面对的是自己尊敬的前辈、领导，对方手握自己的职业发展命脉，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突然做出越界行为，甚至还会谎称“我是爱你，对你有感情，这不是伤害，是两个人的感情表达”，女孩很难第一时间识别这是性侵还是性骚扰，甚至要去知乎、小红书等平台查资料，才能判断对方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凉子

：但我看到网上有评论说，都是成年人，怎么可能分不清对方是不是在强奸、性骚扰自己？

李莹

：职场性侵的表现形式太复杂了，普通人对性侵的认知，还停留在“月黑风高、凶神恶煞、持刀威胁”的刻板印象里，但职场权力控制下的性侵，完全不是这样。施暴者不会直接用暴力威胁，不会说要伤害对方性命，靠的就是权力压制。

具体来说主要分几种情况：一种是受害人醉酒，处于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的状态；一种是没有醉酒，但被对方强行控制，根本反抗不了；还有一种是精神控制，比如施暴者会说受害人“有负能量”，用PUA的方式扭曲受害人的认知，让她觉得这种行为不是犯罪。

还有一种心理学上的“木僵状态”，人在遭遇突发的重大侵害时，大脑会一片空白，陷入应激性麻木，外人看起来神情平静，其实不是自愿，而是完全失去了有效反抗的能力。我们平时理解的反抗是哭喊、挣扎，但这类受害人往往是麻木的，这也是权力控制下性侵和普通性侵的本质区别。

凉子

：所以掺杂了权力关系后，受害人内心的恐惧和纠结更多，不一定会有激烈的肢体反抗。

李莹

：没错，很多受害人跟我说，她们明确说了“不要”，也做出了反抗动作，但更害怕激怒对方，遭遇更严重的伤害，甚至担心生命安全，所以不敢激烈反抗。

很多时候，职场性侵维权难，根本不是证据问题，而是司法机关的理念问题。有些辩护律师甚至会说出“女性说不要就是要”这种荒谬的话，我每次听到都无比愤怒。

女性说“不要”就是不要，核心原则就是“no means no”，这种错误理念直接影响案件的司法判断。有的案子里，受害人在录音里明确说了“不要”，可司法机关却认为反抗不够激烈，没有认定违背妇女意志。

实际上，只要受害人明确表达拒绝，或是肢体动作表现出拒绝，比如推开、躲开、逃离，都应该认定为违背意志。

很多国家的司法理念已经进步到“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就视为违背意志”，可我们还停留在要求受害人拼死激烈反抗的阶段，这种理念太落后了。职场性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少有严重的肢体暴力，因为权力关系已经足以让受害人恐惧，根本不需要额外暴力。

还有一个很普遍的偏见，就是用报警是否及时来判断是否违背意志。很多受害人时隔一年甚至更久才报警，就被无端揣测是“双方交易没达成、钱财没到位，故意报复”，可我们办理的这类案件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受害人索要过财物。记住：没有及时报警，绝不等于自愿。

凉子

：不管是家暴、未成年人性侵，还是职场性侵，维权都难到了极点，您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做这件这么难的事？

李莹

：对我们律师来说，这只是一个案件，但对每一个受害人来说，这是影响一生的大事，是她们人生里最关键的救赎，意义完全不同。

凉子

：这件事可以有其他律师来做，为什么一定是您，您非要坚持不可？

李莹

：因为现在真正愿意沉下心做这类案件的律师太少了，又忙又累又难，还经常不被理解，甚至面临风险。但我真心觉得，能帮这些受害人讨回公道，比挣多少钱都有意义，这是我作为律师的初心。

凉子

：您作为律师，帮很多受害人维护了合法权益，也让不少施暴者受到了法律制裁，甚至有人可能被判重刑乃至死刑。对方也是活生生的人，您站在律师的角度，心里会有别样的滋味吗？长期处理这类阴暗的案件，会不会有很大心理压力？

李莹

：律师的天职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有些施暴者的行为极其恶劣，不判重刑、不判死刑，就不足以震慑同类犯罪，无法保护更多无辜的人，也不足以告慰逝去的受害者。每次看到受害人家属拿出孩子、家人年轻的照片，那些生命本该充满活力，却因为家暴、性侵早早凋零，我就觉得只有让施暴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而且说实话，这类案件判死刑其实很难，很多时候会被所谓的“情感纠纷”“婚姻家庭矛盾”影响量刑。至于心理压力，我最大的压力从来不是面对施暴者，而是一定要把案子办好、帮受害人讨回公道，必须让违法者承担对应的责任，哪怕是生命的代价。如果对这类犯罪一味从轻，施暴者有了“死不了”的预期，只会有更多受害人遭殃。

凉子

：这么多年办理这类敏感案件，您会不会担心被施暴者或者其家属报复？

李莹

：说实话，我很少去想这件事，如果真的害怕报复，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做这类法律援助。我这辈子面临过最大的危险，是办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案的时候，当时村里因为征地补偿，剥夺了离婚、丧偶女性的合法土地权益，我们在二楼和村干部协商谈判。

消息传开后，黑压压两三百名村民围在楼下，全都拿着铁锹、锄头、木棍，情绪十分激动。乡干部特别紧张，让我们千万不要下楼，反复去做村民的说服工作，可半个小时过去，人不仅没少，反而越来越多。我们知道一直躲着解决不了问题，必须直面矛盾，于是决定下楼。

我们刚出现在人群面前，原本吵吵闹闹的现场瞬间安静了。村长的妻子也是女性，却反对给其他妇女维权，上前想拉扯我，我只是平静地看着她，问了一句“你要干什么”，她一下子就往后退了。这种平静是有力量的，她一退，村民们自动让出了一条路。

我当然害怕，可我知道不能跑，一旦逃跑，就等于示弱，只会让事态更失控。从楼下到车上只有二十多米，可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其实村民们心里都清楚，剥夺妇女土地权益是违法的，只是想抢占更多利益，我们做法律援助，不是要争取额外的利益，只是帮她们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公平正义而已。

凉子

：所以说到底，律师的天职就是维护司法公正。

李莹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也经常跟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想要的从来不是法律之外的特殊照顾，只是一份本该有的公平，不偏不倚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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