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高彩礼归咎于女性，张凯丽说的没错

文|半糖可乐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张凯丽谈到高价彩礼时表示，希望不要把错误归咎于女性，“它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觉得这不是女性的错，千万不要把错误归咎于她们身上。”该言论引发热议。

尽管张凯丽也说了，“不要过分追求彩礼，尤其是在数字上面，什么188000、166000，其实数字什么都不能代表，幸福的婚姻永远要靠两个人的双手去创造。”但评论区不少网友仍认为她“何不食肉糜”，不懂男性和家庭所要承受的经济压力，才会为女性开脱。这些人坚持认为，女性就是推高彩礼的罪魁祸首——既然是女方家庭要的彩礼，怎么能说不是女方的责任？

张凯丽说的，原本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现实中，很多女性并不是“天价彩礼”的受益人，女方家庭索要的彩礼，要不就是落入父母的口袋，要不就是被拿去扶持兄弟，女性失去了婚姻自主权，自己的感情、婚姻成为这场交易的筹码，既要承受原生家庭的经济期待，又要面对夫家的道德贬低，两头受气。

男方因为“天价彩礼”不得不承担经济重负，甚至娶不起媳妇，女性被剥夺了尊严和自主权——不管对男性还是对女性来说，天价彩礼都是一道枷锁。这道枷锁的形成，是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经济压力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不能让个人为社会系统性问题买单。

众所周知，往往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越容易产生“天价彩礼”。这是因为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尤其是农村，因为重男轻女等陋习的存在，再加上女性外出打工，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男多女少，彩礼随之水涨船高。这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供需失衡下被动的“市场溢价”。只要女性拥有很大的挑选余地，男性就需要具备更有竞争力的筹码。很多农村男性正是因为欠缺学历、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优势，才加入彩礼的竞价游戏。明明是男方为增加结婚机会主动抬高价格，却反过来指责女方“拜金”，不仅不公平，也掩盖了真实问题。

这些年，很多地方寄希望于行政手段来整治天价彩礼，比如有地方民政局要求婚姻登记工作时，主动询问领证新人的彩礼状况，若有彩礼过高的情况，会对新人进行提示；还有地方出台规定称，彩礼低的家庭，可以优先让子女入学；或是直接用村规民约来硬性规定彩礼收多少……这些行政手段在减少攀比风气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因为男多女少这一根本现实没有改变，一些男性还是会通过高彩礼来增加婚恋筹码。

说到底，婚姻成为价高者得的游戏，不是女方或女方家庭单边意愿决定的。或许有人会问，性别比例失衡，短期内无法扭转，是不是意味着拿天价彩礼乱象没辙？倒也不必这么悲观。现在很多地方的移风易俗举措，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父母观念，但这个过程很慢。参考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如果父母自身经济状况不错，对女儿不但不会索取，还会回赠更多。

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几乎没有养老保障，女方家庭索要的彩礼，往往会被父母拿来作为“养老储备”。农业农村部专家庞静泊指出，从表面看，农村高额彩礼是观念和文明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根本上是要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更好发展。如果能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女方家庭就能减轻对“嫁女养老”的依赖。

因此，要减少高价彩礼，既离不开社会观念的改变，更需要整个社会系统发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若简单归因于女性的贪婪，是找错了方向，不仅于事无补，还会进一步激化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