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丽：天价彩礼的锅，凭什么让女性一个人背？

文｜周淇然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凯丽关于高价彩礼的发声引发舆论共鸣。她直面这一戳中无数家庭痛点的民生话题，明确呼吁“千万不要把错误归咎于女性”，并强调彩礼的数字代表不了什么，幸福的婚姻永远要靠两个人的双手创造。这番言论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不仅因为它触及了“天价彩礼”这一沉重社会议题，更因为它以一种公允的视角，撕开了舆论场中长期存在的偏见滤镜，为理性讨论移风易俗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

必须正视的是，“天价彩礼”早已不仅是婚恋领域的私事，更是一个需综合治理的社会问题。据媒体报道，2024年农村平均彩礼已达12.8万元，是当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在一些地区，“一动不动”（汽车与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等俗语成了婚嫁的明码标价，许多家庭为凑齐彩礼不仅掏空两代人的积蓄，甚至背上沉重的债务，出现了“一人结婚，全家举债”甚至“因婚致贫”的现象。当原本象征祝福与诚意的礼俗异化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它不仅阻碍了有情人走进婚姻的步伐，更在无形中物化了女性，将婚恋关系简化为一场冰冷的数字交易。

然而，面对这一乱象，舆论场中却常常出现一种简单粗暴的归因逻辑：将矛头单方面指向女性，给她们贴上“拜金”、“物质”的标签。这种声音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更掩盖了天价彩礼背后复杂的生成机制。正如张凯丽所言，这一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绝非女性的错。

事实上，在很多现实情境中，女性同样是高价彩礼的“被动承受者”。她们被原生家庭裹挟，在长辈的执念和乡邻的攀比中缺乏议价权；或者在性别比例失衡的婚恋市场中，成为竞价机制的牺牲品。将复杂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简化为对女性群体的道德审判，不仅有失公允，更是一种推卸责任的“甩锅”行为。

真正的高价彩礼病灶，深埋于社会土壤之中。

从经济层面看，部分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一些家庭将彩礼视为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风险对冲”，或是通过“嫁女助儿”来完成家庭内部的资源调配。从文化层面看，熟人社会的攀比心理根深蒂固，“彩礼高代表嫁得好”的畸形观念让不少家庭陷入“面子竞争”的囚徒困境。

从人口结构看，长期存在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导致农村适婚年龄段出现“男多女少”的供需矛盾，这在客观上推高了女性在婚恋市场的议价筹码。可见，天价彩礼是一个由经济、文化、人口结构等多重因素交织催生的“综合症”，将其归咎于某一性别，无疑是把脉错了病因。

治理天价彩礼，关键在于透过“钱”的表象，找到“钱”之外的治理路径。张凯丽呼吁尽快出台硬性规定限制彩礼数额，这代表了通过制度约束划定红线的思路。无论是人大代表提出的将彩礼控制在当地人均收入2至3倍的建议，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及的规制借婚姻索取财物，都是在用法治手段为失控的彩礼“降温”。

近年来，从中央一号文件持续整治高价彩礼，到各地出台婚俗改革措施，再到代表委员频频建言献策，全社会都在努力给高价彩礼“降温”。有人建议设定彩礼上限，有人倡导低彩礼、零彩礼，有人用村规民约约束攀比之风，这些举措都在传递一个信号：

婚姻要回归爱情本身，彩礼要回归礼节本质。

更深层的治理，在于做好“钱”之外的功课：一是强化制度保障，通过完善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剥离彩礼的“生存保障”功能，斩断代际剥削的链条；二是深化移风易俗，发挥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的作用，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低彩礼光荣”成为新风尚；三是推进观念革新，加强对青年的婚恋观教育，引导社会看到婚姻的本质是情投意合与责任共担，而非金钱堆砌的排场。

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更没有捷径可走。正如张凯丽所言，彩礼的数字代表不了什么，再厚的礼金也填不满感情的空洞。真正能够支撑一段婚姻走过漫长岁月的，从来都是两个人的双向奔赴与同心同行。

戳破加诸女性身上的偏见滤镜，还原问题的复杂本相，用系统性的治理让婚姻回归情感本质——这才是婚恋该有的样子，也是我们最该守护的人间烟火。#

往期阅读推荐：

1、

2、

3、

作品声明：仅在头条发布，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