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内女性的安全感，只能用彩礼保障？丨彩礼整治

2024年8月10日，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举办“不比彩礼比幸福”集体婚礼。视觉中国图

“彩礼是物化女性，还是风险补偿？”

对这个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沧州市大庄村支部书记石炳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认为高额彩礼是对女性的物化，是对婚姻的亵渎，但适度的、象征性的彩礼，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未来生活的风险补偿和责任担当。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侯同佳的实地调研，除去一部分收到彩礼的父母将其留下并挪作他用外，流向女方和小家庭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的选择。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对彩礼一直有争论。一部分女性认为，彩礼本质上是对女性的明码标价，“要了彩礼就等于把自己卖给男方家”的说法，直指彩礼让婚姻沦为一场赤裸裸的交易。

但也有不少女性将彩礼视为对婚姻不确定性的风险补偿，尤其是与生育相关的成本。“不要彩礼可以，不生孩子就行”的说法，也在网络讨论中频繁出现。她们认为，当女性在生育中承担身体损伤、职业中断甚至生命风险时，一笔实实在在的资金就成了某种兜底保障。

就彩礼究竟是物化女性还是一种风险补偿，如果没有彩礼如何保障女方权益等话题，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多位人大代表与业内专家。

彩礼等于婚后的保障？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博士后于洁阳长期研究彩礼相关问题。她在调研时发现，一些女性觉得彩礼多少有一点“保障”的意味。比如，女性生了孩子之后，可能会暂时离开职场，事业或受到影响，这时候，一笔彩礼会被理解为对这种付出的一种补偿，也能让自己在婚姻里更有底气。

但她也提到，这种想法本身是在进行一种经济上的计算，人们会把婚姻中的付出和风险换算成金钱。如果按这种逻辑去看，彩礼多少都带着把人的价值进行“物化”的意味，无论是男方家庭对女方的物化，还是女方的自我物化，都是将自己的价值用货币化的方式进行补偿。

“区别在于能否接受或合理化这种计算心理。”于洁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人无法接受这种方式，她们不愿意把生育、性和婚姻责任放到市场的逻辑里衡量，所以不管彩礼是一万元还是几十万元，都很难认同。但也有人会从现实出发，觉得适度的彩礼可以让生育更有底气，但是当彩礼金额超过自己预设的基准线时，比如达到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时，又会觉得不合理。

石炳启认为，在偏远农村或流动性较小的地区，一些通过相亲或介绍结婚的女性，婚后往往很快面临生育，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彩礼有时就被理解为一种现实层面的保障。

侯同佳认为，一些年轻女性把彩礼理解为婚后的“保障”，背后往往是从个体得失出发的一种理性计算行为。如果把生育完全看成是为对方家庭付出、而身体损伤完全由自己承担，那么很容易产生“自己吃亏了”的感觉，于是希望通过彩礼来弥补。在她看来，这种思路某种程度上带着以个人权益最大化为前提的考量。

不过，她也指出，这种心态并非没有来由。长期以来，在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中，女性的家务劳动和情感付出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其价值却很少被明确承认；孩子随父姓，也容易让一些女性产生“是给男方生孩子”的感受。她认为，这些观念都和传统文化背景有关。但在今天的社会里，女性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力、见识以及家庭内部的协商，重新找到一种更平衡的相处方式。

成本谁来承担

虽然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一些没有安全感的女性选择要彩礼，但于洁阳并不太认同用经济计算的方式来看待彩礼。在她看来，如果一段关系是奔着结婚去的，过多的算计反而可能让婚姻更难维系。“婚姻其实是一个共同体，要慢慢地从‘你和我’，变成‘我们’。”她说，如果总是在计算生育带来的损失、青春成本，或者把彩礼当作提高安全感的保障，两人之间就很难建立真正的共同体。

一旦一方开始提防、算计，另一方往往也会很快察觉，并作出同样的防备，久而久之，婚姻更像一场彼此试探的关系。于洁阳还提到，现实中不少彩礼也是由父母给到小家庭，用于两个人未来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要不要这笔钱未必是关键，“只要父母心里惦记着孩子，逢年过节也会以各种方式补贴”。

在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燕锋看来，一些年轻女性将彩礼视为一种现实保障，并非毫无道理。李燕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对许多女性而言，困难不仅在生育本身，更在孩子出生后的照料与抚养。若继续工作，孩子往往无人照看；请保姆既不放心，也未必负担得起，而不少家庭又难以依赖父母帮忙。尤其在大城市，农村老人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加之生活成本高，能够提供的支持有限。

她提到，如果女性因带孩子中断工作两三年，再进入职场往往并不容易，而一些城市小学放学时间较早，也让接送成为现实难题。尽管目前已有针对三岁以下儿童的补贴等生育支持政策，但整体来看仍难覆盖育儿成本，月嫂动辄上万元，保姆也要七八千元一个月，再加上教育支出，年轻家庭压力不小。

对于彩礼背后的“保障”逻辑，不同的人给出的解法并不相同。

李燕锋认为，如果政府和社会在托育服务、生育支持等方面提供更充分保障，减少女性因生育带来的职业和收入风险，一些人或许就不必通过彩礼来为未来预留“缓冲”，彩礼水平也可能随之下降。

石炳启也持类似看法。他认为，如果女性在就业、收入和家庭中的地位更为平等，同时社会养老体系更健全，那么彩礼作为一种“风险补偿”的需求自然会减弱。

但侯同佳对此保持谨慎。她认为，提高女性保障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其经济代价。如果对女性的保护措施过多，用人单位可能反而更不愿意招聘女性；若改由国家托底，则本质上是将生育成本向全社会转移，最终仍会以税收或社保缴费等方式由全民共担。

“成本总要有一个主体来承担，不是个人就是家庭，不是家庭就是国家或社会。”侯同佳说，“现在比较低成本的办法，其实还是靠双方父母。”她解释，这并不是在为年轻人索要高额彩礼辩护，而是说在目前环境下，很多压力最终还是落回家庭内部，不少小家庭在结婚、买房、生育等阶段，仍然要依赖双方父母的支持。

于洁阳并不倡导女性主动去要彩礼。她更向往的是一种更平等的关系，双方都被当作“人”来对待，而不是彼此的工具。“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成生育工具，我也不会把对方当成养家工具。”在她看来，婚姻更像是两个不完美的人结伴生活，一起面对生活里的风雨，也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

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南方周末实习生 管佳颖 叶莹 丁健杰

责编 钱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