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爆火的国产悬疑剧，拍透了县城中年女性的命运困局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任素汐、王骁等人主演的《除恶》，是迷雾剧场近来少有的热度能够突破8800、口碑也还不错的悬疑剧。《除恶》踏踏实实地讲了一个发生在县城里的缉毒故事，虽然推理本身并不高能，也没有烧脑的逻辑设计，但总算没有落入迷雾剧场一段时间以来故弄玄虚的窠臼。

县城是背景，缉毒是主线，县城中人物的命运才是重点。特别是，任素汐、蔡文静和董晴所饰演的三个女性闺蜜牵扯其中，她们一个是坚守正义的缉毒警察，一个是深陷泥潭的贩毒者，一个是误入歧途的吸毒者。命运的分野背后，是县城女性在熟人社会的重重束缚里，或挣扎、或沉沦、或突围的生存图景。

文｜曾于里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朴实地讲述县城里的缉毒故事

《除恶》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南方沿海小镇暖丰县。

故事的开端是一场阴差阳错的意外。2024年7月的某天，县公安局刑警胡文静（任素汐饰）休假时与两位闺蜜李晓雅（蔡文静饰）、王萍（董晴饰）聚会，无意中干扰了市禁毒大队对一个毒贩的抓捕行动，导致一名警察牺牲、毒贩逃脱。

与此并行的另一条线，是电子厂会计程恳（王骁饰）为救患尿毒症的女儿，铤而走险到黑市买肾，却阴差阳错将一个被毒贩控制的人体运毒女孩带回家。当女孩排出体内450g新型毒品时，这袋毒品像潘多拉魔盒，向这个鬼迷心窍的父亲打开了罪恶之门。

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程恳藏匿的毒品正是警方全力搜寻的涉案赃物，毒贩竟是李晓雅的前男友、并藏匿在李晓雅家中，而王萍不幸沦为毒品的受害者……胡文静如何寻找真相，如何在情与法的撕扯中做出选择？

看了这么多迷雾剧场的剧，《除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返璞归真：总算看到一部用线性时间推进、叙述极为朴实的作品。

播客《硬核说》主理人阿甘有这么一个说法，国产悬疑剧基本就是三大模式：顶罪、困在陈年旧案里的老警察，以及借身份。这个归类的确可以涵盖市面上80%的悬疑剧，就算是代表国产悬疑剧较高水平的迷雾剧场也没能幸免。

“顶罪”模式，经典模板是《白夜行》，讲述一对少年男女因命运捉弄结成命运共同体，一人行凶另一人遮掩，双线叙事在少年时代与成年生活之间穿梭，比如《除恶》接档的《有罪之身》；困在陈年旧案里的老警察，比如去年迷雾剧场的《树影迷宫》，尘封已久的悬案与当下新案产生共振，困在过去的老警察与新锐的年轻警察被迫联手；而“借身份”，迷雾剧场去年一口气上了三部都是这一款，《借命而生》《目之所及》和《命悬一生》，罪犯利用意外或谋杀取代他人身份，披着别人的外衣生活，直到某一天被偶然戳破。

《白夜行》剧照

套路本身并无不妥，但反复套用之后，观众早已熟悉其中的起承转合。即便演员阵容愈发豪华，制作水准愈发精良，观众看不了几集便能猜出后续走向，追剧的兴致自然大打折扣。

不仅如此，这三大模式还普遍采用双线时间叙事，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频繁跳跃，把本就套路化的故事切割得支离破碎，企图依靠技术性的眩晕来制造悬疑感，反而暴露了叙事本身的空洞与乏力，也进一步透支了观众对迷雾剧场的信心和耐心。

在这一大背景下，《除恶》的“朴实”，就有了新意。

除了依照线性时间顺序明明白白地讲故事外，《除恶》的“朴实”还体现在探案手法上，这与它的发生地有关——县城。

时间虽然已是2024年，监控摄像头早已普及，但县城终究不是大城市，监控覆盖总有死角，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依然有大片区域处于视野盲区。更何况，市禁毒支队对暖丰县的人情地理相对陌生，哪个酒吧鱼龙混杂、哪条巷子可以抄近道、哪个小区出租屋最多，这些本地人烂熟于心的信息外来者根本无从知晓，市禁毒大队需要胡文静这样的本地刑警带路。

胡文静能做的，就是一条街一条街地走，圈定范围，然后老老实实蹲守，观察区域进进出出的人流，才从一家奶茶店的反常之处看出端倪。这家奶茶店只有堂食，来购买奶茶的都是开车的中年人，而非奶茶的主流消费者年轻人。她叫来市局脸生的同事买了一杯，发现味道非常普通，并且价格也不便宜。这么难喝的东西，为什么一堆中年人开车来买？并且，那些中年人买的奶茶，是从店的里屋拿出来的。胡文静推断出这家奶茶店有问题，是毒品的销赃点。

这个小细节反映出《除恶》的探案特点，没有无所不能的高科技外挂和灵光一现的天才推理，办案是体力活与经验活，线索的发现依靠的是朴素的观察、笨拙的摸排和耐心的蹲守。

此外，县城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人口流动性低、人际关系网络高度重叠的社群形态，使得人与人之间通过血缘、地缘或业缘形成多重联结，任何两个人之间最多通过三五层中间关系就能找到关联。就像胡文静对市局的同事说的，“我们这的人，谁和谁认识都挺正常的，你要认识这个退出，认识那个也退出，那警察就别干了。”

这种社会结构对破案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为调查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在一个人与人之间彼此熟稔的环境里，日常生活的秩序感极其稳定，谁家突然来了陌生面孔、哪间屋子夜里频繁有人进出、某个租户从不与邻居搭话，这些在陌生人社会里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在熟人社会的目光下却无处遁形。胡文静排查奶茶店周边的可疑窝点时，找来居委会的大爷大妈和房产中介，很快就问出了哪户人家最近形迹可疑。

但另一方面，这张紧密的关系网也是一个强大的信息过滤器和保护层。警察在走访排查时，一些与嫌疑犯相关的人，可能出于对熟人的庇护、对报复的恐惧、或仅仅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而对关键信息三缄其口。

那些藏身其中的嫌疑人，也懂得利用这层熟人关系来误导侦查方向。李晓雅就是如此。她与胡文静是闺蜜，平日里来往密切，这种天然的亲近让她成了不容易被怀疑的对象。毒贩前男友藏在她家那么久，她没有露出破绽，还借着闺蜜身份试图从胡文静那里打听案情的进展，再根据风向调整自己的应对。

美中不足的是，剧中人物的关系存在过多巧合。李晓雅恰好是毒贩的前女友，王萍恰好误食了弟弟买来的毒品，程恳买肾遇到的那个女孩恰好藏着警方正在搜寻的赃物，李晓雅是程恳的前弟媳，而这类毒品又恰好流向了王萍所在的电子厂，王萍与程恳还是同事……

熟人社会固然人际关联密切，但也不至于所有关键人物都挤在同一条关系链上，这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剧集苦心营造的真实感。如果不是任素汐、王骁、蔡文静、董晴几位演员用极其生活化的表演往回拉，让观众相信这些人的挣扎与痛苦是真实的，《除恶》难免让人觉得有点假。

三个县城女性的命运分野

剧集有两条主线并行推进。在程恳那一条线上，一个老实本分的会计，为救患尿毒症的女儿铤而走险，从黑市买肾到窝藏运毒女孩，从做假账到藏毒贩毒，从杀人灭口到主动制毒，一步步走向深渊……

《绝命毒师》之后，这种“老实人”因为自己或家人疾病所迫而走上贩毒之路的设定，在国产缉毒剧中很常见，去年的《棋士》和《扫毒风暴》都是如此。虽然王骁的演技扎实，《除恶》也试图用一个反转来彰显程恳选择的讽刺性——他不择手段赚够了一百万，最后却发现那个肾源根本不需要钱，他走上的是一条本不必走的路；但是，这个反转未能完全抵消整条线的套路感。

《除恶》的真正亮点，是三个女性闺蜜的故事。鲜有缉毒剧以女性刑警为主视角，并将女性关系作为叙事的内核。

胡文静、李晓雅、王萍是初中同学，情同姐妹，但处境各异，她们构成了县城中三种女性命运的典型。却因为这场缉毒风波，命运的分野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成为缉毒警察，一个成为贩毒者，一个成为吸毒者。

胡文静是县公安局的刑警，也是有两个上小学的孩子的单亲妈妈，还是父母眼里早该再成个家的大龄女儿。她在县局勤勤恳恳干了十年，没出过差错，却因为意外卷入禁毒大队一次失利的任务，她被一些同事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背负不少闲言碎语。

她一心想调到市局，她有英雄梦，想有个更大的平台，办一回真正的大案。可这念头她不敢明说，对外只说是为了让孩子去市里上学。跟她关系要好的男同事说，想办大案为何不明说，也不丢人。胡文静直言，“你是男的你当然不理解了，一个女的搞点事业没那么容易，尤其是当警察的……你就是这么干了，旁边那些傻子说闲话、戳你脊梁骨的人有的是。你看这女的不顾家，也不管孩子，多难听的话都有”。她要是不拿孩子当挡箭牌，那份调任申请在县局就被扣下了，根本到不了市局。

胡文静的处境，折射出一类县城女性的现实困境——她们有能力、有进取心，却被无形的观念壁垒束缚着，不得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藏起来，用一个“正当”的理由，去换取那一点点向上走的可能。

王萍则集中体现了县城里那一类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女性。

父母早亡，王萍年纪轻轻就扛起整个家，既当姐姐又当妈，把弟弟拉扯成人，供他读书考研。这种“长姐如母”的付出模式，在县城并不罕见，年长的姐姐往往要过早承担起母亲的责任，用自己的青春换取弟弟妹妹的前程，她的喜怒哀乐、梦想和欲望，被挤压至几近不存的位置。

县城有着一套根深蒂固的社会评价体系，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在别人眼里的样子，取决于街坊邻居的口碑、同事朋友的议论、亲戚熟人的看法。一向老实规矩、也没什么主见的王萍，习惯了用别人的眼光来丈量自己，她乐于做了好姐姐，好同事。误食毒品本是意外，可这件事传到厂里，却变成她主动吸毒，并伴随不堪入耳的谣言，她希望领导能出面澄清，但领导敷衍对待。他人的议论、刻意的躲闪、若有若无的疏远，让王萍非常痛苦，难以忍受。当她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别人的看法时，活下去的力气就一点点被抽走，她复吸了。

李晓雅是三个人中最复杂的角色。她野心勃勃，头脑灵活，不甘平庸。她本在县广播电台做主持人，但主动辞职出来做微商，想闯出一片天地，让县城的人都看看她的实力。不过，县城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决定了其上升通道的有限性。有野心的人往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离开县城，去更大的城市寻找匹配野心的空间；要么留在县城，从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者手中艰难地分一杯羹。李晓雅既没有出走的勇气，又没有背景和资源，只剩心比天高，总觉得怀才不遇。

她还困于攀比中。在县城这种熟人社会，社会比较的频率和强度远高于陌生人社会，混得好不好、有没有出息，很可能被拿出来议论和比较。胡文静始终是李晓雅一道挥之不去的参照系，胡文静从小成绩比她好、工作比她体面、能力比她强，她太想证明自己不比胡文静差。当正经路数走不通，她选择歪门邪道，以为那是“翻身”的捷径，结果是条不归路。

《除恶》的表层故事，是毒品如何以新形态渗透进日常生活，比如毒品摇身一变，成了糖果、奶茶、减肥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年轻人的世界里，这比传统毒品更具欺骗性，更难防范。而在县城的熟人社会里，这种渗透披着人情往来的外衣，借着熟人推荐的信任，在不知不觉间侵蚀着那些毫无防备的普通人，尤其需要警惕。

但《除恶》的深层故事，是命运。如果一切如常，三个闺蜜仍和县城里无数的中年女性一样。有人能力很强，却只能在按部就班的轨道上缓慢前行，进取心被日常琐碎渐渐磨平；有人一直当个“乖乖女”，在为他人付出的惯性中安稳度日，从未认真审视过自我的位置；有人始终找不到安放野心的出口，或跌跌撞撞，或在怨天尤人中蹉跎岁月……这场缉毒风波像一块巨石投入原本平静的湖面，将三个人潜藏已久的命运轨迹骤然掀到水面之上——有人借势浮起，有人被浪头打翻，有人顺着漩涡越陷越深。

也由此，《除恶》的剧名指向双重意涵。表层意义上，“除恶”当然是指铲除毒品犯罪，但更深层的“除恶”，指向的是改变社会生态中那些隐而不彰的痼疾。既要让有能力、有抱负的女性加入除恶的队伍、获得施展的空间，也要避免那些本就身处边缘的女性，在传统性别观念与社会评价体系的挤压下，从受害者沦为恶的帮凶乃至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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