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之夜妻子刻意疏离，煎熬一夜后我提出离婚，她轻声说一句话

新婚之夜

红烛燃了一整夜，我就在沙发上坐了一整夜。

婚礼办得体面，宾客尽欢，母亲笑得合不拢嘴，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成了家就是大人了”。可当宾客散尽，门扉紧闭，我的新婚妻子苏晚却像变了个人。

她穿着一身正红色丝绸睡衣，长发披散，坐在梳妆台前一动不动。我走近她，想替她取下头上的钗环，她竟像是被针扎了一样猛地躲开。

“别碰我。”

那声音冷得不像新婚的妻子该有的温度。

我愣住了，手僵在半空。她垂下眼，轻声说了句“我自己来”，便起身进了浴室，门锁咔嗒一声落了。

我在床边坐了半小时，听着浴室里淅淅沥沥的水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处了半年，门当户对，父母满意，她也从未说过不愿意。我以为这是顺理成章的幸福，可此刻她却像在躲避什么洪水猛兽。

水声停了。她出来时裹着浴袍，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我站起来，她立刻说：“你睡床吧，我睡沙发。”

“苏晚，”我压着情绪，“我们结婚了。”

她没看我，抱起一床被子就往客厅走。我追出去，她已经蜷在沙发上，背对着我。

“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我说。

沉默。长久的沉默，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然后我听见一声极轻的，像是叹息的声音：“我还没准备好。”

没准备好？婚礼彩排了两次，请柬发了三百张，她就差在众人面前说“我愿意”，现在告诉我没准备好？

那一夜，我一个人躺在婚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红喜字，觉得自己像个笑话。我不是什么坏人，也没强迫过她什么，可她这副样子，像是在告诉我，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天亮了，红烛燃尽，蜡泪淌了一桌。

我从衣柜里扯出一件外套，把结婚证翻出来放在桌上，对蜷缩在沙发上的她说：“起来吧，去民政局。”

她像是刚醒，眼睛红肿，显然也没睡好。她看着我手里的东西，嘴唇动了动，没有惊讶，没有质问，只是平静地站起身。

我等着她哭，等着她解释，等着她求我别走。可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去卧室换了件衣服，安安静静地跟在我身后出了门。

十月的早晨，凉意入骨。她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针织衫，站在单元门口等我去开车。我发动引擎，她从副驾驶座上来，系好安全带，侧头看着窗外。

一路上谁都没说话。我开得很快，怕一慢下来就会心软。

到了民政局门口，我熄了火。她解安全带的手顿了一下，终于开口了。

“你确定吗？”

“是你先推开我的。”我说，“新婚之夜，妻子刻意疏离，你觉得我能怎么想？”

她低下头，手指攥着安全带的边缘，攥得关节发白。

“苏晚，我不强求你，但我是个人，我不想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这么难堪。既然你不想，我们好聚好散，对你对我都好。”

她依然没抬头。我看见她的肩膀微微颤抖，像是在忍着什么。

“你进去吧，我在这儿等你。”我说。

她终于抬起头，眼睛通红，却没有泪。她看着我，用一种很轻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声音太轻，轻到我差点没听清。

“我有艾滋病，怕传染给你。”

我的大脑空白了三秒钟。

风声，车声，远处早点摊的吆喝声，所有声音都在那一瞬间消失。我看着她，看着她的嘴唇，试图把她说的话重新组合成一个我能理解的句子。

艾滋病。

我的新婚妻子，告诉我她有艾滋病。

“什么时候的事？”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三年前。”她说，“前男友……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你没告诉我。”

“我不敢。”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一颗一颗砸在手上，“我喜欢你，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想过在新婚之夜告诉你，可我真的怕……我怕你一知道就走了。”

所以那一夜她躲着我，是因为怕我碰她。

她蜷在沙发上，是怕自己把病传给我。

她同意离婚，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活该被抛弃。

我他妈刚才还在想她是不是不爱我，是不是后悔嫁给我了。我他妈满脑子都是自己被伤害的可怜样，却没有想过她独自扛着这个秘密有多煎熬。

“那你还跟我结婚？”我问，“你不怕害了我？”

“我怎么可能害你！”她猛地抬起头，声音抖得厉害，“我一直都打算分房睡，我会找理由搪塞过去，我就……我就想陪在你身边，哪怕只是名分上的夫妻也好。我知道我自私，可我真的太想和你在一起了……”

“你疯了。”

“我知道。”她抹了一把脸，努力挤出一个笑来，“所以离吧，我不怪你。真的。”

我看着她，看着她努力维持的最后一丝体面。

然后我发动了引擎。

“下车吧。”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

“等等。”

我叫住她。

她回头，眼神里有绝望，有释然，也有一种“果然如此”的心酸。

“把门关上。”我说。

她不解地看着我。

“我说把车门关上。”我重复了一遍，“去你的，谁说要离婚了，咱们去医院。现在的医疗水平，只要按时吃药，艾滋病患者也可以活很久，也可以拥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我去查过资料，防患于未然，总是没错的。”

她的眼泪又掉下来，这次是另一种意味。

“你……你不怕吗？”

“怕。”我坦白，“但更怕你一个人扛着。”

她呜咽了一声，身子软下来，我伸手接住她，把她拉进怀里。她在我胸口哭，哭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边哭边说对不起，边哭边说谢谢。

“以后别再瞒我了。”我在她头顶说，“我这个人虽然容易生气，但还不至于扔下你。”

一个月后，我带她去了省里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挂了最好的专家号。她的病毒载量控制得很好，医生说她只要坚持治疗，日常接触完全不会传染。

“注意安全措施就行。”医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不用过度紧张。”

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提醒她吃药。有时候她忙忘了，我就把药和水端到她面前，看着她吞下去才放心。

某天晚上，她窝在我怀里，突然开口：“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那天没真的离婚。”

我捏了捏她的手：“你后悔吗？后悔没早点告诉我？”

她摇摇头。

“那就行了。”

床头柜上摆着我们的结婚照，照片里的她笑得很好看，和如今并无二致。疾病偷不走她的笑容，就像漫长的夜晚偷不走第二天的太阳。

红烛燃尽，黎明总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