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改写哲学规则的女性思想家

参考消息网3月26日报道

《印度快报》网站近日刊发题为《经典著作中被遗忘的声音：五位改写哲学规则的女性》的文章，内容编译如下：

走进任何一所大学的哲学系，必读书目里都会出现柏拉图、笛卡尔、尼采和维特根斯坦的作品。经典著作就像一座堡垒，几个世纪以来，它的大门始终对女性紧闭。

纵观几千年，女性也在进行哲学思考。以下五位思想家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拒绝接受哲学为自身划定的界限。她们坚持认为，真理既可以在学院里找到，也可以在厨房里找到；理性和情感并非敌人；如果智慧不能与现实生活相呼应，那就毫无意义。

希尔德加德：坚称知识来源于“绿色力量”

在笛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之前，一位德国修女就已经在探索一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源于幻象、音乐以及身体本身。希尔德加德是作曲家和治疗师，也是系统思考者，其著作《认识主道》阐述了她对宇宙、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对处于造物核心的神圣女性力量的全面理解。

希尔德加德的激进之处不仅在于神秘主义，也在于她坚持认为知识来源于感官，来源于疾病与健康，来源于自然界的勃勃生机。她称之为“绿色力量”，这是一种流淌于万物之中的生命力。对希尔德加德而言，哲学并非逃离肉体，而是更充分地融入肉体。

阿芙拉·贝恩：为女性发声的剧作家

17世纪本不该出现像阿芙拉·贝恩这样的女性。她是英国王室的间谍，是凭借口才逃脱牢狱之灾的债务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位靠写作谋生的女性。但早在启蒙运动开始追问“全体人类”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前，她就已是一位自由的哲学家。

贝恩在小说和戏剧中解构她那个时代令人感到舒适的虚构叙事，尤其是关于女性的顺从是天性或天命的叙事。她的中篇小说《奥鲁诺科》不仅是最早的英文小说之一，也是一部以非洲王子的故事为线索，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进行哲学批判的作品。她的戏剧作品充满女性角色。这些角色在一个旨在剥夺她们一切权利的世界中，不断谋划，渴望并要求获得自主权。

贝恩领悟到学院派哲学常常忽略的一点：故事比论文更有力地传递论点，笑声本身就是一种批判，而如果自由不包含欲望则毫无意义。

杰西·雷德蒙·福塞特：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幕后推手

回忆起哈莱姆文艺复兴（又称“黑人文艺复兴”或“新黑人运动”，是20世纪20至30年代在美国纽约哈莱姆区兴起的非裔美国人文化运动——本网注）时，我们往往会想到兰斯顿·休斯和佐拉·尼尔·赫斯顿，但杰西·雷德蒙·福塞特才是这场运动的幕后推手。作为《危机》杂志的文学编辑，她发掘并培养了几乎所有20世纪20年代重要的黑人作家。她也在自己的小说中悄然进行一场革命：把哲学带入黑人中产阶级的客厅。

福塞特的小说探讨W.E.B.杜波依斯所说的“双重意识”，即透过一个充满敌意的视角来审视自身的体验。但她提出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在这种分裂的自我之中，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她笔下的人物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举止优雅的女性，她们在种族自豪感与体面政治、在个人抱负与令人窒息的女性美德期望之间艰难抉择。

阿格尼丝·赫勒：看穿文明的局外人

阿格尼丝·赫勒

阿格尼丝·赫勒几乎经历了20世纪人类所能遭遇的一切。她是匈牙利犹太人，凭借伪造证件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她是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学生，后因异端观点遭遇清洗。她在澳大利亚和美国流亡20年，远远地看着她曾为之奋斗的世界崩塌并被重塑成另外一个世界。

赫勒的哲学思想难以简单概括，她的著述涵盖从伦理学到莎士比亚再到现代性本质的方方面面。但贯穿她所有作品的一条主线是：当所有旧的确定性都已崩塌，如何才能过一种好的生活。她既拒绝传统社会的盲目信仰，也拒绝现代资本主义冷酷的工具主义。她用更艰难也更真诚的理念取而代之：一种基于偶然性的伦理。它植根于这样一种认知：我们选择自己的价值观时，并无标准能保证其一定正确。

埃蒂·希勒苏姆：在集中营坚持哲学思考

埃蒂·希勒苏姆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论著，只有一本日记和几封信，写于纳粹收紧对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口的控制之时。1943年，她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在那里去世，年仅29岁。

但在去世前的两年里，希勒苏姆在死亡的阴影下构建出一种激进的肯定哲学。她阅读里尔克和奥古斯丁的作品，研究荣格心理学，并逐渐形成一种不被周遭环境摧毁的人类尊严观。

她拒绝把理性与情感割裂开来，坚持认为真正的思想必须存在于身体中，存在于内心深处，存在于感受痛苦与喜悦的能力中。在韦斯特博克集中营，她写的不是仇恨，而是每个生命的美丽和不可或缺的价值。

希勒苏姆的哲学令人不安，这种哲学拒绝愤世嫉俗或愤怒带来的轻易慰藉。它表明，思考可以是一种生存方式，心灵无需抛弃肉体就能自救，即使身处深渊边缘，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自己的命运。（编译/赵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