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严重低估的宋朝女性：有嫁妆、能离婚、敢经商，这才是古代女性的真实模样

提起古代女性，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刻板印象，尤其是《水浒传》搬上荧幕后，潘金莲、阎婆惜的角色几乎成了宋朝女性的代名词，被人当做了宋朝老百姓的日常。

大家误以为宋朝女性要缠足守节，要依附男人，讨好男人才能实现生活上的跃迁。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翻一翻《宋刑统》《名公书判清明集》，就会发现，宋朝的女性地位是实打实的高，她们不光能自己管自己的钱，婚姻也没那么死板，甚至能一个人撑起整个家，日子过得还是比较鲜活的。

说到这，就不能不提才女李清照。

李清照的离婚案耳熟能详，她为了和她表里不一的后夫张汝州和离，暗中搜集了丈夫的罪证，然后一直诉状告到官府。这事儿能看出来，宋朝女性不是只能被动接受不幸婚姻，也有合法路子可以走。

宋朝平民女性还有个特别实在的保障，就是她们的嫁妆是受法律保护的，完全属于自己的私产。

《宋刑统·户婚律》里表示，女方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就算嫁过去了，丈夫和婆家也没权利随便动，说白了就是“你的钱还是你的”。

宋朝商品经济发达，嫁妆对女人来说不只是面子，更是实打实的底气，对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当时民间更是流传“中下之户不重生男，生女则爱护如捧擎珠”的说法。

北宋名相范仲淹更是在制定的《义庄规矩》里，明确说了嫁女儿给三十贯钱，再嫁给二十贯，娶媳妇只给二十贯，再娶就不给了。后来他后人范纯仁又调整了，嫁女儿给五十贯，娶媳妇给三十贯，不管怎么调，嫁女儿的钱都比娶媳妇的多。

在开封、杭州这些大城市，普通人家生了女儿，从小就开始攒嫁妆。有的人家会买块田、整个小商铺当陪嫁，有的就慢慢攒金银绸缎，说到底都是为了让女儿嫁过去之后，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不用看别人脸色过日子。

更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法律规定，若夫妻离婚，女方可全额带走自己的嫁妆，若丈夫外出三年不归、实施家暴，女方提出离婚时，还能额外分到丈夫家产的三分之一。

手里有了钱，宋代平民女性便有了更多选择，她们不再局限于闺阁纺织，而是积极投身经济活动。

《清明上河图》中，能看到女性骑驴出行、经营茶坊酒肆的身影；《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街头有女性开设的“胭脂铺”“绣坊”，甚至有平民女子凭借刺绣、纺织技艺，成为远近闻名的手艺人，养活全家。

辛弃疾词中“笑语盈盈暗香去”，描绘的正是宋代女性自由逛街、游玩的场景，她们无需被深闺束缚，可自由出入市井，参与社会生活，这份自由，是明清女性难以想象的。

除了财产权和出行自由，宋代女性的改嫁自由，更打破了“从一而终”的封建桎梏。

宋代皇室率先打破“一女不事二夫”的规矩：宋真宗的刘皇后本是银匠之妻，改嫁真宗后一路逆袭，成为一代贤后；宋仁宗的曹皇后，也是二婚嫁给皇帝，却深得朝野敬重。

皇室的包容态度，带动了民间的风气，当时民间改嫁极为普遍，甚至出现“卖衣葬罢急谋嫁，富翁立待封居屋”的景象。

寡妇办完丈夫的丧事，便可重新嫁人，富裕人家还会主动求娶，并没有人将改嫁视为丑闻。

《夷坚志》中记载了大量女性改嫁、再嫁的故事，生动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再婚的包容。

士大夫阶层也不排斥二婚女，宰相陈俊卿的女儿寡居后改嫁士大夫罗点，朱熹虽试图劝说，却未能阻止，当时的社会观念更注重务实，与其让寡妇守着空房消耗家产，不如让她再嫁，组建新的家庭，创造新的价值，这种观念被时人称为“琴瑟贵更张”，意为琴弦断了可换，婚姻不幸亦可重新开始。

宋代法律为女性提供了多种合法的“离异”与“改嫁”途径，这些规定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极为先进，为女性摆脱不幸婚姻提供了合法路径，这是汉唐、明清时期难以比拟的。

宋代平民女性大多不缠足。

不可否认，宋代依然是男权社会，但宋代平民女性的地位，确实高于汉唐、远超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