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舞台的她们：在《抗战中的文艺》里，与那群赤诚女性隔空对望｜关晓彤专访

4月17日晚，黄浦文化中心内，青年演员关晓彤已经做好妆造，在会客厅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独家采访。她即将登台饰演的，是“人民艺术家”秦怡——抗战时期大后方话剧“四大名旦”之一。面前这张年轻的面孔，和八十多年前秦怡二十出头时的模样，恍惚间叠在了一起。

1931年至1945年，中国山河破碎，烽火连天。有一群女性，没有端枪上阵，却用另一种方式守住了民族的脊梁。她们是演员、是作家，是见证者，也是记录者。她们在舞台上嘶吼，在稿纸上流泪，在战火中汇于同一个舞台。她们不是没有恐惧，而是选择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4月17日至18日，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弦歌不辍唱山河》）作为“2026国话·上海演出季”剧目，在黄浦文化中心·大上海剧场上演。这部戏不以英雄史诗为名，却让一群被岁月尘封的女性，重新站到了聚光灯下。

舞台

即

战场

，话剧

“四大名旦”

重返

“

雾季公演

”

抗战时期的重庆，秋冬大雾弥漫。日军的轰炸机看不清目标，空袭暂歇。山城的文艺人士抓住这短暂的安宁，在剧场里上演进步话剧——这就是载入历史的“雾季公演”。

那是一个荒诞的黄金时代。头顶是随时可能落下的炸弹，台下是挤得密密麻麻的观众，台上是一群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演员。

其中四位女演员，被并称为大后方话剧“四大名旦”。她们用柔软却坚韧的身躯，在烽火中撑起了一方舞台。

话剧四大名旦合影，右起：舒绣文、张瑞芳、白杨、秦怡

秦怡是真正站在舞台中央的人。那几年，她几乎演遍了所有重要的进步话剧。首届雾季公演的开幕大戏《大地回春》，让她一举成名。此后《天国春秋》等一系列剧目，让她成为大后方最具影响力的演员之一。空袭来了，警报响了，她等警报一解除，立刻上台接着演。没有犹豫，没有退缩。

“秦怡老师在话剧里的年纪跟我现在差不多大。”关晓彤说，“她对戏的热爱，是可以付出生命的那种。”为了演好这位烽火中的艺坛前辈，她花了很长时间读秦怡的传记、翻史料、揣摩台词。“她那么勇敢，那么有主见，那么独立。”关晓彤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的二十岁，更多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生活。但演完这个角色，我觉得自己的格局被打开了——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会去想我是带着什么使命站在这里。”

与秦怡不同，白杨做了另一个选择。抗战爆发前，她已是上海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没有留在上海继续享受名利，而是选择离开，奔赴重庆大后方。她把个人的安稳放在一边，全身心投入救亡文艺宣传。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人的演艺之路是一帆风顺的。张瑞芳原本就读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舞台潜力被业内看好。抗战爆发后，她放弃北平的学业，加入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一路南下，用街头剧和话剧宣传抗日。1938年到达重庆后，她成为雾季公演的主力，在《屈原》《棠棣之花》《家》《北京人》等多部重要话剧中担任主演。

没有显赫家世，没有倾城容貌，舒绣文可能是“四大名旦”中最特殊的一位。她不靠外形，不靠气质，靠的是实打实的演技。因为家境贫寒，她尝遍人情冷暖，演出来的角色格外“真”、格外“痛”、格外有力量。她能演刚烈女子，能演复杂反派，能演悲剧，能演被生活碾压的女人，每一类都入骨三分。

执笔泣血，

用文字记下

乱世呼吸

如果说“四大名旦”是用身体去记录、表达时代，那么另一群女性，则是用手中的纸笔，留下了更安静、却同样锋利的见证。

1938年春，山西临汾。两位女作家因不同的际遇在此相逢。

萧红的笔触是温柔的，甚至有些苍凉。她不写宏大的口号，只写乱世里最普通、最弱小的人。她写他们在时代重压下的生存与挣扎，写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与无奈。那种敏感而克制的女性视角，让她的文字像一根针，不声不响地扎进读者心里。

丁玲则完全不同。抗战全面爆发后，她不再是那个大胆书写女性欲望的“新女性”，而是身先士卒的文艺战士。她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前线，笔触硬朗、理性、直面现实。她摒弃个人化的哀鸣，聚焦社会变革与土地革命，用行动践行着文人的社会责任。

一个温柔，一个刚烈。一个向内写个体命运，一个向外写时代变革。她们看似方向不同，却共同完成了对那个时代的完整记录。

采访临近结束时，记者问关晓彤；什么时候是走出舒适圈合适的节点？她想了想，说：“不是你准备好成功的时候，而是你准备好失败的时候。”

这句话，或许也是那代女性最真实的写照。她们在炮火声中踏上舞台，在黑暗中握紧笔杆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能不能成功。她们只是做好了失败的准备，然后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一头扎进那漫漫长夜。

《抗战中的文艺》要讲述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群曾经年轻、曾经赤诚、曾经清醒而有力的女性。她们在乱世中立身，在光影中照见人间。文艺从来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绝境中最后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