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女性不用结婚而与国家合作生娃

怀胎第六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在那条白色走廊的尽头停下来，认认真真地看窗外的树。

那棵树长在内院的中央，是一棵银杏，十月里的叶子黄了一半。风来的时候，扇形叶片一片一片往下落，慢得像是在水里沉。我站在走廊里看了很久，久到肚皮上忽然鼓起来一个小包——里面那个人翻了个身。

“看什么呢？”

值班的健康管理师走过来，是个编号L开头的年轻女孩，头发盘进帽子里，露出光洁的额头。她顺着我的目光看向窗外，笑了笑。

“银杏。再过两周全黄了更好看。”

我点点头。她把手里的监测仪贴到我肚子上，屏幕亮起来，一串数字跳动着——胎心一百四十二，宫高正常，羊水量正常，母体各项指标全部在绿色区间。她例行公事地报了一遍，收起仪器，在终端上记录。

“一切都很好。”

这句话我每天都能听到。从我住进这栋楼的第一天起，“一切都很好”就像是这里的背景音，和走廊里恒温恒湿的空气一样稳定。我有时觉得，这座建筑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住在里面的人什么都不用想，只需要呼吸、进食、睡眠，以及让身体按照它被设计好的方式去完成那件只有它能做的事。

我叫沈与禾，基因编号CN-2217，二十九岁，职业是地质数据建模师。一年前我在工作中认识了方竞，三十二岁，城市地下管网维护工程师。我们在同一个项目组待了四个月，绘制城东旧工业区的地下溶洞分布图。

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为一次数据对接会议。他的团队提交的地下扫描数据有一处标注不清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指出来，会议室安静了一瞬。方竞坐在长桌对面，没有辩解，也没有把责任推给下属。他只是把那组数据重新调出来，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处一处核对，然后用一种很平的语气说：“你是对的，这里是我们的疏漏。三天内补测。”

会后他在走廊里追上我。

“沈与禾。”

他叫我的名字，不是编号。

“谢谢你刚才没有在会上把话说得太难听。”

我说我只是陈述事实。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从嘴角扩开的时候，让我想起地质剖面图上的某种纹路——那种被水流长时间冲刷后形成的、温和而确凿的弧度。

后来我们在一起了。这件事没有经过任何仪式性的确认，只是在某个一起加班到深夜的晚上，他送我回居住单元，在门口说了句“明天早上一起吃早饭吧”，我说“好”。然后就一直吃到了现在。

发现怀孕是四个月前的事。

那天早上我在卫生舱里对着检测仪上跳出来的结果看了三遍。两条线。我坐在地板上，卫生舱的灯光自动调成了柔和的暖黄色，像是系统也在用它的方式小心翼翼地表达什么。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惊喜也不是慌张，而是一个特别具体的数字——一百五十万。

这是我正在做的那个地质模型项目完成后的社会信用奖金。

第二个念头是：我要告诉方竞。

第三个念头是：我要向生育事务处申报。

这个顺序后来我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我先想到了工作，然后想到了他，然后想到了国家。不是因为他不够重要，而是因为在我二十九年的生命经验里，“生育”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国家给我的教育告诉我，这是我的能力，我的选择权，我可以在任何我愿意的时候使用它，也可以永远不使用它。方竞可以参与，可以不参与，他没有任何义务，也没有任何被赋予的特权。他只是一个被我选中的、提供了一半基因的人。

我找到方竞的时候，他正在城东的工地上盯着溶洞注浆。戴着安全帽，工作服上全是泥浆干涸后结成的灰白色斑块。他从监测仪后面抬起头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摘下安全帽走过来。

“怎么了？”

“我怀孕了。”

他站在那儿，安全帽拎在手里，工地上的风把他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大概过了五秒钟，他说：“你决定了吗？”

不是“我们怎么办”，不是“你怎么想”，是“你决定了吗”。

我说：“决定了。我要申报。”

他点了点头。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把安全帽夹到腋下，腾出两只手，在衣服上擦了擦，然后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掌上有茧，是常年握监测探头磨出来的，粗糙而温热。

“那我能做什么？”他问。

“什么都不用做，”我说，“这是我的申报。”

“我知道是你的申报。”他看着我，“我问的不是申报表上需要填什么。我问的是，你需要我做什么。”

那天晚上我坐在自己的居住单元里，打开生育事务处的申报页面。页面的设计简洁到几乎冷淡，白色背景，黑色字体，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性元素。没有婴儿照片，没有温馨标语，没有任何暗示“这是一件应该感到幸福的事”的视觉引导。它只是在陈述一个行政流程，和一页纳税申报表或者职业定级申请表没有本质区别。

我在申报表上填了方竞的基因编号，作为基因提供方。这一栏不是必填项，系统在旁边标注了一行小字——“基因提供方信息仅用于后代遗传病史筛查，不影响申报人的生育资格认定及任何相关权益。”我填完以后，系统自动给方竞的终端发送了一条通知，告诉他基因已被用于生育申报，他可以查询后代的基础健康数据，仅此而已。

他回复了两个字。

“收到。”

和一条只有我能看到的附加信息。

“早饭想吃什么？明天我带来。”

七天后，生育事务处的接驳车停在我居住单元的楼下。

车子是白色的，车身没有任何标识，看起来和城里随处可见的公共接驳车没有区别。唯一的差异是，这辆车的减震系统好得过分，驶过减速带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颠簸。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专门为孕期女性调校过的车辆，每一个细节都被计算过。

接我的是一个编号S开头的中年女性，四十岁左右，短发，穿灰色制服。她核对我的身份芯片，在终端上签了交接确认，然后帮我拎起行李——其实也没什么行李，申报通过以后，生育事务处发了一份清单，上面写着“无需携带任何个人物品，所有孕期所需物资将在入驻地统一配给”。我只带了自己的数据终端，和一件方竞的旧外套。

车子开了大约四十分钟。窗外的景色从密集的居住塔楼逐渐变成低矮的建筑群，然后是连绵的绿化带。最后车子驶入一片我看不出具体位置的园区，白色建筑低低地伏在地面上，被大片的乔木和草地包围着。从空中看大概像一片叶子落在地上。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住三年——或者说，怀胎十月加上产后恢复，总共三年——的地方。

生育照护中心，编号M-7。

M-7的生活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会是某种类似医疗机构的氛围，白色的墙，消毒水的气味，所有人都穿着统一的病号服，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吃饭、检查、休息。但实际上，这里更像是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度假区。只不过这个度假区里住着的全是孕期不同阶段的女性。

我的房间在七楼，朝南，有一整面落地的玻璃窗，窗外是一个小小的阳台，阳台上种着几盆我不知道名字的植物。房间里有书桌、数据终端、一张宽到可以横着睡的床，和一个呼叫面板——按下按钮，五分钟内就会有人来，无论是健康问题、饮食需求还是单纯想找个人说话。

第一周我什么都没干。

不是因为我被要求休息，而是因为我忽然发现，这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没有任何待办事项。没有项目截止日期，没有会议，没有需要回复的消息，没有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规定动作。我的身体内部正在发生一场浩大的工程——一个全新的神经系统正在编织自己，一颗心脏正在分隔出四个腔室，手指和脚趾正在从肉芽状态逐渐分化出关节——而作为这个工程的唯一施工方，我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定期接受监测。

其余的一切都由别的东西接过去了。

食物在餐厅里，全天候供应，菜单由营养师根据我的孕期阶段和个人体质每周调整一次。医疗监测不需要我排队挂号，监测设备每天会自己走到我的房间来——是一台矮墩墩的白色机器，底部装着静音轮，每天上午九点准时滑进我的房门，发出两声柔和的提示音，像是敲门。我躺好，它伸出一排传感器在我肚子上移动几分钟，然后把数据上传，自己安安静静地滑走。

方竞每周可以来一次。

探访日的流程很固定。他在门岗处登记，接受健康筛查，然后被允许进入园区的公共区域——内院、餐厅、图书室。我们通常在内院的银杏树下坐着，有时候说话，有时候什么都不说。他给我讲工地上新发现的溶洞，讲项目组换了新的建模软件，讲他上个月的社会信用积分涨了十二分。我给他讲今天肚子里的人踢了几次，讲餐厅新换的厨师做的某种汤很好喝，讲隔壁住着的那个编号K开头的女性，她的预产期比我早两周，昨天第一次感觉到了宫缩。

他听得很认真，像是在听一份地质报告。

有一次他忽然说：“你胖了一点。”

我看着他。

他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耳朵尖红了一下，但很认真地补了一句：“很好看。”

我笑出了声。二十九岁，肚子隆起来像揣了半个西瓜，坐在银杏树下的长椅上，脚踝因为孕期水肿而微微发胀，笑起来的时候肚皮跟着一颤一颤的。方竞把手掌贴在我肚子上，里面的人像是感应到了什么，猛地蹬了一脚。他的手弹开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又放了回去。

“力气这么大。”他说。

“随我。”

生产那天是凌晨。

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从身体深处涌上来的收缩感。不是疼痛，更像是一种被拧紧的力，从脊柱底部开始，沿着整个躯干蔓延开来。我按了呼叫面板，五分钟内房间里来了三个人——一个产科健康师，两个辅助人员。她们把我转移到一张可以变形的床上，推过那条我已经走了无数次的白色走廊，推进一间我从未进过的房间。

房间很大，灯光是可以调节的，温度是可以调节的，甚至连墙壁的颜色都可以根据我的状态从冷白色渐变到暖黄色。她们问我要不要镇痛介入，我说要。一根极细的管子贴到我的脊柱上，药物缓慢泵入，那股拧紧的力没有消失，但变得遥远了，像是隔着厚玻璃看到的浪。

整个过程持续了七个多小时。

方竞一直待在园区门口的等候区。他不是被拦在外面——他可以进来，生育事务处的规定写得很清楚，基因提供方有权在生育过程中在场。是我让他等在外面的。不是因为他会添乱，而是因为我需要确认一件事：这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我需要自己走过这七个多小时，不需要任何人在旁边握着我的手告诉我“快了快了”。我需要知道，当我选择使用我的生育能力时，从头到尾，我都是它唯一的主人。

孩子出生在上午九点十四分。

是个女孩。

她被擦干净、做完基础检查以后，放在我胸口上。她很小，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小，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拳头攥得紧紧的，贴在脸颊旁边。她的皮肤是那种半透明的粉红色，能隐约看到下面细小的血管。她呼吸的时候，整个小小的胸廓都在起伏，像是一只落在地上的鸟。

我低头看着她，脑子里没有任何宏大的、关于母爱或者生命延续的叙事。我只是觉得她很轻，很暖，呼吸里有股说不清的、新鲜的、像是雨后泥土的气息。

然后我想到一个问题。

她将来也会在某一天坐在一间教室里，听教员用平稳的语气说：“你拥有子宫。这不是你必须做的事，这只是你可以做的事。”

我希望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和我一样，觉得它是真的。

产后恢复期比孕期长。

国家给的时间是整整两年。

生育照护中心的产后区域和孕期区域隔着一座花园。花园里种着大片的草本植物，春夏之交会开出一片紫色的花，叫什么名字我一直没问。我每天推着婴儿车在那条路上走，看那些花开，看那些花谢，看孩子从只能躺着，到能翻身，到能坐起来，到扶着婴儿车的边缘颤颤巍巍地站住。

她长出第一颗牙的那天，咬了我的手指。很疼。我把手指抽回来，她看着我，忽然咧嘴笑了，露出那颗刚冒出来的、小米粒一样的白色牙齿。我也笑了。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那个被废止的词汇所承载的“无法标准化描述”的情感。不是因为我忽然想要一个“妈妈”的身份，而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和她之间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她咬我的手指，我对她笑，她对我笑回来——这些东西是任何标准化流程都写不进去的。

它们是属于我和她之间的、不需要被任何人理解的东西。

两年的恢复期里，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我把孕期中止的那个地质模型项目重新捡了起来。数据终端在产后三个月就恢复了我的工作权限，项目组的同事们把最新的扫描数据打包发给我，附了一行字：“不急，等你回来。”我每天在孩子午睡的那两个小时里建模，进度比从前慢了很多，但没有停。

第二件，我开始跑步。不是被要求的康复训练，是我自己想跑。从花园这头跑到那头，一开始跑三分钟就喘，后来能跑完整整一圈。风吹在脸上的时候，我会想起自己十七岁刚从生育中心走出来的那个下午，拎着银灰色的过渡物资包，走进电梯，遇见一个叫方竞的男孩。

第三件，我决定离开这里以后，去一个地方住。

那个地方我在地质勘探报告里看到过。城西远郊，有一片地势微微隆起的丘陵地带，底下是稳定的花岗岩基岩，没有溶洞，没有断裂带，地质条件好到可以盖任何东西。报告里附了一张照片，丘陵上长满了芒草，秋天的傍晚，夕阳把整片山坡染成金色。

我把那张照片存了下来，放进一个文件夹里。文件夹的名字叫“以后”。

三年期满的那天早上，我收拾好东西。

和来时一样，没什么可收拾的。照护中心提供的一切都留在房间里，我带走的数据终端、方竞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外套，和一张婴儿时期的照片——是她长出第一颗牙那天拍的，我存在终端里，打印了一张出来。

孩子在照护中心完成了交接。

这是整个流程里唯一让我站在原地多停了一会儿的时刻。

从孩子出生到三岁，她一直跟我住在一起。我给她喂过奶，换过尿布，在每一个她半夜哭醒的夜里把她抱起来，在花园里走来走去，走到她不哭了，趴在我肩膀上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但我知道，三年期满以后，她会进入育儿中心，开始她作为独立公民的人生。国家会养育她，教育她，给她提供一切我小时候得到过的东西。她会在七岁那年上一堂生理认知课，十四岁那年上一堂生育选择课，十七岁那年领到一个银灰色的过渡物资包，走进一部电梯，遇见某个人。

她的基因档案里会记录我的编号，也会记录方竞的编号。她可以在成年以后查询这些信息，如果她想的话。她可以来找我，也可以不找。这是她的权利，不是她的义务。

我在照护中心门口的交接区域最后一次把她抱起来。

三岁的她比出生时重了很多，搂着我的脖子，手指攥着我衣领上的一颗扣子。我把她递给育儿中心来接她的保育员——是个编号Y开头的女性，四十多岁，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细的纹路。孩子在她怀里扭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被保育员手里一个会发光的玩具吸引了注意力，咯咯笑起来。

保育员对我点了点头。“她会很好的。”

我说：“我知道。”

接驳车把我送回了城。

车子驶出M-7大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棵银杏树在内院中央，十一月的风里，叶子已经落尽了，光秃秃的枝条伸向灰白色的天空。我在那棵树下坐过很多次，和方竞说过很多话，一个人看过很多次叶子落下来。

我没有哭。

不是因为不难过，而是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告别。她不是被从我身边“拿走”的。她只是从这里出发，去走她自己的路，就像我十七岁时从生育中心出发，就像我二十九岁时选择使用我的生育能力，就像我三十二岁时坐在这辆接驳车上，往一个我自己选择的方向驶去。

生育事务处在我离开的当天把三年的社会信用加权和生育回馈金打到了我的账户上。

数目比我想象的大。

不是因为生育本身被标了价格——生育不是劳务，这个原则从制度设计的第一天就被写进了所有条文里。这笔钱的性质和我在孕期领到的每月工资一样，是对身体和时间被占用的一种补偿。三年的工作时间、三年的职业发展、三年的社会参与，这些都被我的身体以另一种方式使用了。国家替所有人把这份使用费付了。

我用这笔钱加上之前攒的项目奖金，在城西那片丘陵上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座房子。

不大，两层，外墙刷成浅灰色，屋顶上铺了太阳能板。一楼有一整面落地的玻璃窗，窗外是那片芒草坡。秋天的时候，夕阳照过来，整面窗都是金色的。方竞第一次来的时候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这底下的基岩是你自己勘探的。”

我说是。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和当年在走廊里说“谢谢你没有把话说得太难听”时一模一样。

孩子七岁那年给我发了第一条消息。

是通过公民信息系统转发的，通讯权限是她在教育中心的信息课上自己申请的。消息很短，只有一行字。

“我的生理认知课成绩是A。教员说我的子宫解剖图画得很准。”

附件里是一张图片，她用绘图软件画的子宫三维模型，标注了内膜、肌层、浆膜层，连输卵管伞端的弧度都画得很认真。

我把这张图存进了那个名叫“以后”的文件夹里。

方竞看完以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她像你。”

“哪方面？”

“画图的细致程度。”他停了一下，“还有画完之后加标注的习惯。你的地质模型也是这么做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打开数据终端，翻出很多年前写的那行字。

“如果拥有子宫不定义我是谁，那为什么关于它的课程我上了十二年？”

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不是因为子宫定义了我。是因为它足够重要，重要到值得我花十二年去了解它，然后再花很多年去决定要不要使用它。使用它之后，再用很多年去理解使用它意味着什么。而这一切——了解、决定、使用、理解——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的事。

窗外的芒草在夜风里摇晃。方竞在厨房里煮茶，水烧开的声音从门缝里传进来。数据终端的屏幕暗下去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文件夹里那张七岁女孩画的子宫解剖图。

她画得真的很好。

比二十九岁时的我画得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