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男人不愿结婚：中国“女性觉醒” 下的法律实践、婚恋变迁

长文预警

近年来， 中国社会围绕性别议题的讨论日趋激烈， "女性觉醒"与"男性觉醒"的话语交织形成复杂的社会景观。 本报告基于公开司法案例、 官方统计数据及社会调查， 系统梳理了中国当代性别议题的核心争议点。

研究发现：

（1） 中国结婚率自2013年峰值以来持续下滑 ， 2024年创下610.6万对的历史新低， 离结比达57.5%；

（ 2）现行刑法中强奸罪仅保护女性受害者， 男性受害者仅能适用强制猥亵罪， 存在法律保护的不对称性；

（ 3）离婚案件中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权的司法实践存在性别倾向争议；

（ 4）彩礼等婚恋成本对男性形成显著经济压力。这些结构性因素共同催生了"男性觉醒"话语的兴起， 若不加以正视和制度性回应， 可能对婚姻制度和人口再生产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性别议题；；；；

2024年， 中国结婚登记数降至610.6万对， 较2013年的1346.9万对峰值下降超过54%， 创下自1980年代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1]。 与此同时， 社交媒体上关于性别议题的论战愈演愈烈， "女权""男权""性别对立"等词汇频繁出现在公共讨论中。

这一现象背后， 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深层结构性矛盾。

本报告旨在以客观、理性的态度， 梳理当前中国社会性别议题的核心争议， 重点分析法律实践中的性别维度、婚恋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以及"男性视角"下对现有制度安排的反思。

研究材料主要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 民政部统计数据、 学术期刊论文及权威媒体报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本报告不涉及价值判断， 仅就事实层面进行梳理与分析， 以期为相关政策讨论提供参考。

2.1 "女性觉醒"的历史语境与当代演变

"女性觉醒"在中国语境中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从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 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 再到改革开放后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显著提升， 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3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性占比已超过50%， 女性在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比例持续上升。

然而， 当代互联网语境中的"女性觉醒"呈现出新的特征。 与传统女权运动强调制度性平等（ 同工同酬、 受教育权、参政权） 不同， 部分网络话语将焦点转向婚恋关系中的利益分配， 强调女性在婚姻中的"付出"应获得更大比例的回报。这种话语的流行， 一方面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关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争议。

2.2 "女性觉醒"的历史语境与当代演变

2.3 西方多元性别政治的参照与反思

部分观察者将西方社会近年来出现的多元性别（ LGBTQ+） 政治视为应对极端女权的一种"社会版本演进"路径。 美国、 加拿大等国家在立法和公共政策层面承认数十种性别认同， 体育竞技领域也出现了跨性别者参与女子赛事的争议。这种趋势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传统女权运动的注意力， 但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分歧。

中国社会对这一路径的接受度较低， 主流民意仍倾向于在男女二元框架内解决问题。不过 ，西方经验提供了一个参照物： 当性别议题被无限细分和泛化时， 可能偏离"保护弱势群体"这一最初目标， 转而成为身份政治的博弈工具。

3.1 强奸罪的法律界定与性别保护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 " 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这一规定的保护对象明确限定为女性， 由此产生了以下几个法律适用问题：

表1 不同性侵害情形的法律适用比较

从上表可见， 我国刑法对性侵害行为的规制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对称： 仅有"男性对女性的性侵害"被认定为强奸罪， 其他情形的法定刑期均显著低于强奸罪。 2015年《刑法修正案（ 九）》 将强制猥亵罪的保护对象从"妇女"扩展为"他人"， 使男性受害者获得了一定的法律保护， 但罪名和量刑上的差异依然存在[3]。

这种立法安排的历史背景是： 传统社会认为女性在性别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然而， 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呼吁扩大强奸罪的保护范围， 以实现性权利的平等保护。

3.2 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与抚养权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 "离婚时， 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 按照照顾子女、 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4]其中"照顾女方"的表述， 在司法实践中常被解读为财产分割向女方倾斜的依据。

在子女抚养权方面， 民法典规定"离婚后， 不满两周岁的子女， 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对于两周岁以上的子女， 法院虽规定应"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 但在实践中， 母亲获得抚养权的比例显著高于父亲。 部分男性认为， 即便母亲的经济条件明显劣于父亲， 法院仍倾向于将子女判给母亲， 这构成了对其亲权的制度性限制。

此外， 关于婚内出轨的法律后果， 现行法律规定出轨并非离婚的法定过错情形（ 仅重婚和与他人同居属于法定过错）， 出轨方在财产分割中并不必然少分财产 。 这一规定被部分男性批评为"纵容出轨"， 尤其是在妻子出轨而丈夫提出离婚的情形中， 丈夫认为自身权益未得到充分保护。

3.3 彩礼制度的法律定位与社会功能

彩礼作为中国传统婚俗， 在当代社会呈现出"天价化"趋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彩礼被界定为" 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的财物"， 并明确了三种应予返还的情形：（1）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5]。

然而， 法律并未对彩礼的"合理数额"作出规定。在农村地区， 彩礼金额动辄数十万元， 往往超出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 导致" 因婚致贫"现象。 更值得关注的是， 彩礼的支付方向具有单向性 —通常由男方向女方支付， 这种不对等的资金流出被部分男性视为婚姻制度对其经济剥削的体现。

四、典型案例分析

4.1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

2023年5月1日， 山西大同男子席某某与吴某某举行订婚宴， 男方支付彩礼10万元及金戒指一枚， 双方约定结婚一年后房产证加女方名字。 次日， 二人在婚房发生性关系， 女方于5月4日报警称被强奸。 2023年12月， 阳高县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席某某有期徒刑三年。 2025年4月， 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6]。

案件核心争议点

1. 订婚关系与性同意的界限： 法院认为， 订婚不等于性同意， 双方未登记结婚， 男方违背女方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 构成强奸罪。

2. "处女膜未破裂"是否影响定罪： 审判长明确表示， 处女膜状况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强奸罪的依据， 这一医学共识已写入司法文件。

3. 彩礼与房产加名的关联： 法院查明， 女方家属未以报警相要挟索取财物， 不存在"骗婚"情形；女方事后已将彩礼退还至婚介机构。

该案引发广泛社会讨论， 核心在于传统婚恋观念（ 订婚即意味着性权利） 与现代法治观念（ 性同意独立于婚姻关系） 的碰撞。

法院在判后答记者问中强调： "与妇女发生性行为不能违背其意志， 与双方是否订婚没有关系。"[7]这一判决对"订婚就有性权利""彩礼捆绑权利"等传统观念进行了法治纠偏。

然而， 从男性视角看， 该案也引发了对婚恋风险的担忧： 在订婚并支付彩礼后， 双方发生关系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这使得婚姻前期的经济投入与法律风险严重不对称。这种风险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男性对婚姻制度的审慎态度。

4.2 燕冬萍离婚案

2024年底， 安徽女子燕冬萍起诉离婚案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庭审视频中， 燕冬萍用约7分钟时间控诉丈夫盛某某对家庭不负责任、 从不关心孩子， 所有家庭开支均由自己承担。然而， 盛某某在最后陈述中仅用了约20秒时间指出： 自己在北京打工5年间， 每月向家中转账8000元， 总计约48万元[8]。

最终法院判决： 双方离婚生效， 孩子归女方抚养， 男方放弃房产、 车辆和其他财产， 净身出户， 仅保留探视权。庭审结束时燕冬萍露出微笑， 而男方则泣不成声的画面， 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强烈反差。

该案之所以引发大规模共情， 是因为其集中体现了部分男性在婚姻中的结构性不公：（ 1） 经济贡献（ 每月8000元转账） 被完全忽视； （ 2） 长期异地工作被视为 " 不负责任 " 而非"为家庭付出"；（ 3）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权均向女方倾斜。 这种"付出—被否定—净身出户" 的叙事模式， 触动了许多男性对婚姻风险的深层焦虑。

需要指出的是， 网络流传的案情信息并不完整。据后续报道， 男方已就亲子关系提出质疑（ 相关诉讼排期至2025年下半年）， 房产归属涉及更复杂的出资历史。 该案提醒我们， 在关注网络热点案件时， 应注意区分庭审片段与完整案情。

5.1 结婚率的持续下滑

表2 2013-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据

数据来源： 民政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

从数据可以看出， 中国结婚率自2013年达到峰值后呈长期下降趋势， 2024年的610.6万对创下45年来新低。 尽管2023年因疫情后的"补偿性结婚潮" 出现短暂回升， 但2024年的大幅下降表明这一回升并不具备持续性。 值得关注的是， 2025年一季度结婚登记181万对， 同比减少15.9万对， 全年数据可能继续下探。

5.2 离婚率的结构性变化

2024年， 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351.3万对， 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62.2万对， 法院判决/调解离婚89.1万对。离婚率为2.5‰， 较2023年的2.6‰略有回落[1]。 但"离结比"（ 离婚对数/结婚对数）达到57.5%， 意味着每100对夫妻结婚， 就有约57.5对夫妻离婚。

离婚率呈现以下结构性特征：（1） 经济发达地区离婚率普遍高于欠发达地区， 北京、 上海、深圳等城市位居前列；（ 2） "三年之痛"取代"七年之痒"， 婚后三年内离婚的比例从2020年的20%上升至2025年的35%；（ 3）超过60%的离婚夫妻将"经济压力"列为主要原因[9]。

5.3 出生人口危机与婚姻脱钩

结婚率的下降直接传导至出生人口。 2024年结婚人数的大幅下滑意味着2025年的出生人口将面临更大压力。 综合育龄妇女减少、结婚对数下降等因素， 专家预测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可能降至885万左右， 历史上首次跌破900万大关[10]。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研究， 1990-2020年间中国30岁以上未婚人口规模持续增长， 其中男性增量大于女性， 但女性增速更快。城市未婚人口在2010年后超过农村， 高学历群体的未婚比例显著上升。 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从2019年的18.2%上升至2023年的26.8%， 女性则从8.7%上升至12.1%[11]。

6.1 男性面临的婚恋成本压力

在中国传统婚俗框架下， 男性在婚姻中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彩礼支出。根据各地习俗， 彩礼金额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在农村地区， "天价彩礼" 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部分家庭因婚致贫。 尽管2022年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高价彩礼专项治理， 但效果有限[5]。

（2）房产购置。 在大多数城市， 婚房被视为结婚的前提条件。 在高房价背景下， 男方家庭往往需要掏空"六个钱包"才能凑齐首付。房产加名问题更成为婚前博弈的焦点。

（3）稳定收入要求。社会普遍期待男性承担主要家庭经济责任， 这种期望转化为对男性收入水平的硬性要求， 在经济下行期尤为突出。

6.2 法律权益保护的感知失衡

从男性视角观察， 现行法律体系在以下方面存在的性别倾向：

（1）强奸罪的保护范围。 如前所述， 男性不能成为强奸罪的受害者， 这在法律层面形成了一种"保护不对等"。

（2） 离婚财产分割。 民法典规定的"照顾女方"原则， 在实践中被部分男性解读为对其财产权的限制。 特别是在女方为婚姻过错方（ 如出轨） 的情况下， 财产分割仍向女方倾斜， 被批评为"保护加害者"。

（3） 子女抚养权。 尽管法律规定应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判决， 但实践中母亲获得抚养权的比例远高于父亲。 部分父亲认为， 法院存在"性别推定"而非基于个案实际情况作出判断。

（4）婚内性关系的法律风险。 根据现行法律， 婚内亦可能构成强奸罪（ 虽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极为严格），反而婚内出轨、女性婚内与丈夫以外男性谈恋爱，并不违法。这使得部分男性担忧， 在婚姻关系紧张期间， 正常的夫妻生活、或者为了捍卫自己的婚姻主权而使用暴力，反而可能面临刑事风险。

（5）巨大的结婚成本支出。尽管在我国一线城市索要天价彩礼的现象已经很少，但在中国其他广大地区，彩礼、买房、买车仍然是传统家庭父母对自己未来女婿的固定要求，并且很多地区女方家庭的回礼或者嫁妆，并不能与之匹配，这必然让部分男性认为，结婚是件亏本的事情，并且愈发下行的经济周期，也让更多人变得更加现实，不能用所谓的“感情”掩盖一切。

6.3 "不婚主义"兴起的男性维度

在上述结构性压力下， " 不婚主义 " 在男性群体中呈上升趋势 。 社交媒体平台上， " 单身挺好""结婚是赔本买卖"等话语获得大量认同。这种态度转变并非单纯的"觉醒"， 而是理性计算后的选择： 当婚姻的经济成本、 法律风险与预期收益严重失衡时， 推迟或放弃结婚成为个体最优策略。

根据《人口研究》 期刊的调查， 30岁以上未婚群体中， 男性数量远多于女性， 但女性增速更快。 农村地区低学历男性的终身不婚率最高， 城市地区高学历女性的未婚比例亦在上升[11]。 这种"双向不婚"趋势若持续下去， 将对婚姻制度的存续构成根本性挑战。

7.1 对人口结构的深远影响

婚姻与生育在中国社会仍高度关联。尽管非婚生育已获法律承认（ 2023年多地取消生育登记中的婚姻限制）， 但在文化观念和社会接纳度层面， 婚内生育仍占绝对主导。 结婚率的持续下降将直接传导至出生率， 形成"低结婚率—低生育率—人口负增长"的连锁反应。

根据人口学者预测， 若当前趋势持续， 中国年结婚登记数可能在2030年前降至500万对以下，年出生人口可能长期维持在800万以下[14]。 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比日本、 韩国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7.2 对社会稳定的潜在挑战

性别对立情绪的蔓延可能带来以下社会风险：（1） 网络暴力与线下冲突的升级， 近年来已出现多起与性别议题相关的公共事件；（ 2）婚恋市场的进一步萎缩， 加剧"剩男""剩女" 问题；（ 3）代际矛盾的激化， 传统家庭观念与现代个人主义的碰撞在婚恋领域表现最为激烈。

需要警惕的是， 部分商业媒体和自媒体为获取流量， 有意制造和放大性别对立话题。 这种"流量经济"驱动的性别叙事， 正在侵蚀社会信任的基础。

7.3 政策调适方向探讨

面对上述挑战， 政策层面可从以下方向进行调适：

（1）法律完善。 考虑将强奸罪的保护对象扩展至男性， 实现性权利的平等保护。 在离婚案件审理中， 强化对实际经济贡献的考量， 避免简单的"性别推定"，更不能简单的用法律条文解释一切，造成“婚内出轨合法，带人捉奸犯罪”的可笑局面（

恕我直言，这不是中国法律的进步，而是污点

）。

（2）婚恋成本调控。 继续推进高价彩礼治理， 探索建立彩礼指导价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 减轻婚房购置压力。

（3） 生育支持。完善非婚生育的社会支持体系， 降低生育对婚姻的依赖。加大托育服务供给， 减轻育儿负担。

（4）舆论引导。规范自媒体内容管理， 遏制为追求流量而制造性别对立的行为。 鼓励理性、平等的性别对话。

八、结论与建议

本报告通过案例分析、 数据梳理和法律解读， 呈现了中国当代性别议题的复杂图景。主要发现包括：

第一， 中国婚姻制度正面临结构性危机。结婚率连续下降、 离婚率居高不下、 出生人口持续萎缩， 三者相互叠加， 对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第二， 现行法律在性别保护方面存在不对称性。 强奸罪的性别限定、 离婚财产分割的"照顾女方"原则、 子女抚养权的实践倾向， 共同构成了男性视角下的"制度性不公"感知。

第三， "男性觉醒"并非简单的反女权思潮， 而是对婚恋成本、 法律风险和社会期望的理性回应。 当婚姻对男性而言成为"高风险、 高成本、低保障" 的选择时， "不婚"便成为个体层面的自我保护策略。

第四， 西方多元性别政治并非解决性别对立的良药。过度细分的身份政治可能进一步撕裂社会共识， 中国应在男女二元框架内寻求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方案。

建议：（ 1） 推进法律修订， 实现性权利的性别平等保护；（ 2）优化离婚案件审理标准， 建立更公平的财产分割和抚养权判定机制；（ 3）继续治理天价彩礼， 降低婚恋经济门槛；（ 4）加强公共讨论中的性别教育， 引导建立平等、理性的性别观念。 唯有正视问题、 平衡各方诉求， 才能避免性别对立演变为社会撕裂， 维护婚姻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根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R]. 202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年修正）[Z]. 第二百三十六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Z]. 2015.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Z].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一千零八十七条.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Z]. 2023.

[6]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席某某强奸上诉案刑事裁定书（ (2024)晋02刑终15号）[Z]. 2025-04-10.

[7] 新华社. 山西"订婚强奸案"二审维持原判 审判长回应焦点问题[N]. 2025-04-16.

[8] 香港文汇报. 安徽「燕冬萍」离婚案续发酵 引网友思考婚恋观[N]. 2025-01-12.

[9] 张现苓, 陈佳鞠. 中国晚婚不婚现象：趋势、特征与原因[J]. 人口研究, 2025, 49(3): 36-51.

[10] 中国数据开放. 2025年全国全年新生儿出生人口数量预测[R]. 2025.

[11]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24[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4.

[12] 人口研究编辑部. 大解耦： 中国婚姻崩渍的结构性分析及其不可逆转的人口未来[J].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