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儿无女”现象在国内蔓延，近7000万女性不婚不育，原因扎心了

＂闺女三十二了还没动静，再这么拖下去，可怎么办哟。＂类似的唠叨，眼下几乎成了不少父母茶余饭后的固定话题。催归催，年轻一辈那边却淡定得很，工作、攒钱、撸猫养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对相亲、结婚、生娃这套流程兴趣寥寥。＂无儿无女＂四个字，曾经被视作人生晚景里最难承受的几个字，如今却被越来越多女性主动写进了人生剧本。

国家统计局2026年1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14048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总量同比减少339万人。792万也是1949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最低的一年。与此同时，一个庞大群体不容忽视：在为数可观的中国女性中，主动选择不婚不育的人数已逼近7000万的量级。＂无儿无女＂已经从个体选择，悄然演变成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现象。

要看清这个7000万，得先把镜头拉远，看一下整个婚姻市场的底色。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男女两性的初婚年龄分别达到29.38岁和27.95岁，创历史新高。20至49岁未婚人口规模达1.34亿人，同年龄组中一人户的数量也迅速扩增，达到5897万户，社会个体化趋势明显。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句调侃如今真成了几千万家庭的真实写照。

更值得关注的是女性未婚比例的爆发式攀升。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对此有过直观的对比，＂如果将1990年人口普查和2020年的人口普查做个比较，我国30-34岁没有结婚的女性从0.6%增长到了9.3%；35岁到39岁还没有结婚的女性，从0.3%增长到4.1%；40岁到49岁还不结婚的女性大概从0.15%左右增长到了现在1.5%-2%＂。

1990年到2020年，三十年时间，30～49岁不结婚女性的比重增加了十倍以上。十倍，这两个字摆在那里，比任何形容词都更有冲击力。

不仅是结婚少了，孩子也越来越少。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23年发表的《中国女性终身不育水平估计》，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得出，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为5.16%。而且地域差异极为悬殊，居住在城市、极低生育水平省份的女性，终身不育水平更高，这些地区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均在6%以上，高于全国5.16%的平均水平。

全国共有14个省份45—49岁女性的无活产子女比例超过了5%，其中，北京和上海这些生育水平极低的一线城市，45—49岁女性的无活产子女比例很高，分别达到11.92%和8.18%，东北三省吉林、黑龙江和辽宁的相应比例也较高，达到7%—9%。北上加东北三省，几乎可以画出一张＂无儿无女＂分布最密集的地图。

学历的差异同样耐人寻味。从受教育的维度来看，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终身不育水平越高，2020年小学和初中受教育程度的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均已接近5%，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则分别高达6.46%和7.98%。

在更高学历的群体里，2020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4.4%，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1.8%。书读得越多，越倾向于把婚姻这件事缓一缓，甚至干脆放一放。

把这些数据拼接起来，所谓＂近7000万女性不婚不育＂就不再是一句网络化的概括，而是有据可查的趋势。结婚登记数也佐证了这一点，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仅610万对左右，创下数十年来的新低。婚姻市场的收缩、生育意愿的下行，几乎是同步发生的。

把＂不婚不育＂简单归因为年轻人变懒、变冷漠、变自私，这种判断未免太轻率。每一个走到这一步的女性，背后都有自己的盘算和无奈。

第一重推力，来自女性自身地位的跃升。国家统计局2025年12月发布的《2024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24年《纲要》实施总体进展顺利，妇女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受教育水平和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合法权益保障继续强化。

女性在职场和教育领域的份额不断扩大，独立赚钱、独立买房、独立旅行已经是常态。当一个人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体面又有尊严的时候，婚姻对她而言就不再是必需品，而是加分项。加分项嘛，挑剔一点也实属正常。

第二重推力，来自现实成本的步步紧逼。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账本＂。从孕检、月子、奶粉、早教，到后来的学区房、补习班、兴趣班，开销一项接一项。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

生育的代价并不平摊，更多落在女性肩上。怀孕、分娩、哺乳之外，还有产后体力恢复、职场断档、晋升受阻这些隐形成本。换谁掂量一遍，心里都得打个鼓。

第三重推力，是婚姻市场本身的失衡。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20-40岁的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了1752万人，性别比是108.9。这3490万差距听起来都是男方＂剩下＂，但在婚姻市场匹配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可能被剩下。

城市里的高学历高收入女性，按部就班地寻觅＂合适人选＂时，发现适配的样本反而稀缺。2020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3.7%，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7%、农村的1.2%。城市与乡村，在婚恋这件事上跑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曲线。

第四重推力，是观念的代际跃迁。70后、80后还有＂成家立业＂的执念，到了90后、00后，＂先成家＂那一段已经不再是固定动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就指出，年轻一代对婚姻的依赖正持续松动，单身经济、宠物经济、一人食业态蓬勃生长，独居生活的舒适度和稳定性，反过来又强化了＂不婚也挺好＂的认知。再叠加部分婚姻里的彩礼纠纷、家暴新闻、离婚冷静期争议，年轻女性对婚姻这件事的态度只会更慎重，而不是更冲动。

第五重推力，则牵扯到人口学层面的＂夹击＂。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我国的结婚率从2013年的9.9‰开始逐年下降，2022年结婚率下降到4.8‰，已经连续9年下降。2013-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683万对。当结婚的盘子整体在缩小，＂不婚不育＂自然就成了水涨船高的一个结果。

出生人口从900多万一路降到792万，这种降幅并不是一蹶不振的暗示，而是一份清晰的信号弹。围绕＂生不动、不敢生、不愿生＂这道命题，国家与地方的政策工具箱也在快速更新。

最直接的动作，是给真金白银。从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在全国第一个发布生育补贴政策，到各地纷纷出台生育补贴，最高的呼和浩特已经是一孩现金补贴一万，二孩补贴五万，三孩补贴十万人民币。

湖北省天门市除了现金补贴，给二孩家庭买房子补贴6万人民币，给三孩家庭购房补贴12万人民币。去年国家也在7月份发布了一个孩子每年补贴3600元直到3岁的国家政策。这些补贴当然算不上＂一劳永逸＂，但起码让生育这件事在家庭账本里多了一道＂加号＂。

第二个层面，是服务供给的扩容。2025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降至792万人。平均每千人4.5个托位数的目标已经实现，普惠型的育幼服务体系已显雏形。把婴幼儿托管这件事从＂私人难题＂变为＂公共选项＂，对双职工家庭尤为关键。一个普惠托位的背后，意味着一个母亲多一份回归岗位的可能。

第三个层面，是制度环境的修缮。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与生育假期政策，建立政府、用人单位、家庭三方成本共担机制，结合住房、税收等支持政策减轻婚育负担。推进婚俗改革，破除高价彩礼等陋习，培育新型婚育文化。这就把目光投向了婚育成本的源头，高彩礼、买房压力、女性职场歧视，一项项都被点了名。

当然，政策并非万能钥匙。无论补贴多少、托位多少，最终落到的还是个体的人生抉择。一个清醒的判断是，靠＂催＂是催不回生育率的，靠＂逼＂也逼不回婚姻率的。真正能让＂不婚不育＂群体重新审视婚姻与生育的，是更扎实的社会保障，是更友善的职场环境，是更平等的家庭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