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最不愿提及的隐秘伤痛，被她拍了出来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朱玲玉是一名摄影师、纪录片导演，2019年她开始筹划“中国女性子宫叙述”摄影项目。她发出征集，收到100多位女性的回复，并在影棚里拍下一部分女性关于流产、生育、亲密关系和身体记忆的讲述。

她发现，很多女性在人工流产手术之后，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悲伤，而是自责和羞耻。因为自责，她们选择沉默；而沉默又让这些经验无法积累，也难以在女性之间传递，后来者只能一次次从零开始，面对相似的痛苦。朱玲玉想做的，是把这些被屏蔽、被打断的经验重新连接起来。

记者｜吴淑斌

口述｜朱玲玉

身体记得

我从2019年开始筹划“中国女性子宫叙述”的摄影项目。这次创作的契机是我自己的生育过程。2017年，我生了一个孩子，但发生了胎盘黏连，我不得不经历一次清宫手术，非常痛、血淋淋的，能感觉到医生把手伸进产道里剥离胎盘。 后来医生告诉我，这可能和过去的流产有关——8年前，我二十几岁时，曾经经历过一次人工流产。

那是一段我不愿意回忆的经历。在医院排队检查时，我前面还有很多女孩子，有的人僵硬麻木，有人默默流眼泪，有人捂脸回避旁人的眼神。医生连头都没抬一下，直接递给我一张手术单。我做的是全麻手术，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睁眼时，我看到白色天花板，发现自己一个人半裸地躺在病床上，周围的不锈钢器械透出来一种凛冽感，整个手术流程就像工业流水线上，冷漠地处理女性的身体。

我选择把这段经历屏蔽掉，不去想、不去说，以为这样它会慢慢过去。但是这次清宫手术让我发现，这种痛苦并没有被遗忘，它依然留在身体里，被再次唤醒了，我依然会感觉到疼痛和自责，觉得流产是我的错。

流产和生育看起来是两个方向，一个关于“不生”，一个关于“生”，但它们最终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子宫。但我们很少讨论人工流产，甚至对身边亲密的人都不曾提起，它常常被看作羞耻的、不自爱的，以至于女性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

我对女性处境的理解最早来自身边的亲戚。我是在大山里面长大的孩子，从小目睹了很多身边女性长辈的遭遇。我的姑姑后来是我的拍摄对象，她是个农村妇女，为了能生一个男孩，她一共怀孕了十二次，人工流产六次，每次月份大了能知道性别，就去引产，后来身体一直很差。

《子宫叙事》展映作品，下同（受访者供图）

其实，姑姑自己对“生男孩”是看淡的，但村里人会说闲话，她也有点不服气，“凭什么别人能生我就不能生？”她还拿自己的检查结果给别人看，别人也不信。拍摄之前我们做了访谈，姑姑跟我聊起来，那些年她也意识到了一些不对劲，重男轻女的后果为什么一直是女性的身体在承受？“凭什么污名都落在女人身上？”

我上初中时还目睹过堂姐在村里生孩子。和我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分娩完全不一样，她全程忍住不敢大喊大叫，因为害怕“全村人都会听见”。目睹孩子被娩出的过程后，我很震惊，女性即使在承受极致痛苦的时候，也要因为羞耻感控制自己的声音。后来我自己在老家县城的小医院生孩子，待产房里有六七个产妇，所有人都在承受开宫口的痛苦，只有我一个人大喊大叫。医生批评我，说全场只有我一个人“喊得跟杀猪一样”。我问其他人，为什么这么痛都不叫？没人回答我，我又想起了堂姐。

女性不是不痛，而是对疼痛的忍耐，已经变成了一种面对方式。流产更是这样，它带来的痛苦甚至不能被言说，可它确实改变了很多女性对身体、亲密关系和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我后来决定做《子宫叙事》的原因，我想连接更多女性的身体经验，把这些被屏蔽掉的经验重新说出来。

从自责到审视

2019年，我发出征集之后，收到了100多位女性的回复，她们愿意讲出自己的流产故事。很多拍摄对象后来跟我说，如果不是看到这个征集，她们甚至不觉得如此隐秘的事，可以作为一个公开话题来讨论。没有机会去说，不代表她们没有表达的欲望，它只是被压抑住了，当有一个机会出现，她们也都很愿意倾诉。

《好东西》剧照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大家需要对这段经历有一个“确认”，确认自己的痛苦。因为她们没有对别人讲过，也没有公开表达的机会，广告里又总是说“无痛”“几分钟解决”，甚至有一个拍摄对象的妈妈告诉她，“哪个女人没有流产过？太正常了。”听到这些话她们会很困惑：我是不是太敏感、太脆弱了？是不是这件事本来就不值得痛苦？当她们走进摄影棚时，也是想确认自己的痛苦是合理的。

我找了一个非常私密的影棚，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她们坐在这里讲述自己的经历才会感到安全，不用担心听到那些“不自爱”的评价，也不用想别人会怎么看待她。

当她们开始讲述后，最先出来的情绪不是悲伤，反而首先是自责、羞耻、愧疚。不同的人自责的东西不太一样：有些人会觉得，是自己没有保护好那个孩子；有些人会觉得，是我太不小心了，我不够“自爱”。悲伤是最后才出现的情绪，她们最后都是哭着讲完的。

其中一位拍摄对象叫高小君，今年48岁，一共人工流产了4次。她第一次流产时24岁，那个年代没有性教育，互联网也不普及，她对性和避孕几乎一无所知。她和丈夫还没有当父母的准备，在小诊所做完流产手术，两人“如释重负”——因为同样的原因，她和这一任丈夫一共流产了两个孩子。第三次做人工流产手术，是因为当时的交往对象不愿意做避孕措施，她为了满足对方，不断让步。这次流产之后，她觉得很沉重，好像把子宫再次格式化了一遍。也是这次，她对这段持续4年的恋情失去了期待，最后分手。

她后来回看自己的身体，“生出一种怜惜”，觉得子宫就像一个西瓜，一层一层地被刮，最后皮瓤越来越薄，就要被戳破了。

我后来觉得，女性因为流产而自责，不是简单的个人情绪，是结构性问题被个人化了。社会观念给女性预设好了一套归因方式：流产就是你不自爱、不小心、不负责，错在你自己。女性也把这一套评价内化了，她们不再去追问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第一反应就是自责和羞耻。

流产这件事从来就不是女性一个人的责任。在我接触的受访者里，许多人怀孕的原因是因为男性不愿意做保护措施。女性不是不知道有避孕这件事，而是她没有勇气拒绝，从小经历的性别教育里没有教她们说“不”，不知道怎么让男性主动承担避孕责任，她们默默忍受了这一切。

我拍摄完姑姑后，实在忍不住去质问姑父，为什么要让姑姑承受这么多，把人工流产当成了避孕的手段？我姑父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村里公认的老好人。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他也觉得对不起，姑姑现在身体这么差，就是因为当年流产太多。这是他第一次被人这样质问，社会环境从来没有要求他想过这些事，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

公共话语误导了大家对“流产”的认知。以前大街上、电视上的人流广告总是强调“无痛”“三分钟”，把流产描述成一个简单的小手术，就像拔牙一样简单，做完手术两天后身体恢复了，就可以去上班了。医疗系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这种感觉。流产在医院里意味着一张单子，一次麻醉，一个手术。医生不会告诉你太多，也不会让你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经历了什么，就像我当时的感觉，自己的身体只是被处理了一下，至于你的情绪，好像都不重要。

但流产对女性是一场巨大的身心地震。除了身体的疼痛，她们也会在每一次流产之后，对亲密关系有新的理解，去审视自己在关系里是否被平等对待，是否值得继续一段亲密关系。我的拍摄对象里有一位女性，是艺术家的妻子，在两人的婚姻里，她生育了一个儿子，有过三次人工流产。最后一次流产时她回顾自己的经历，发现丈夫每一次都很“轻视”自己的付出，只沉溺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就像丢抹布一样把自己给丢了，那么无足轻重，毫无价值。”她终于想清楚了，“我要做的就是告别。”

我拍摄中一直做一件事：帮她们转一个视角，从“我做错了什么”转变为“我经历了什么”。以前多年的自责会让女性不愿意提起这段经历，但只有重新审视它，才能真正认识到流产背后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创伤，自己所处的困境，以后才能做出更理智、更成熟、更保护自己的决定。

同一种沉默，不同的切面

正式拍摄之前，我和每个拍摄对象都聊了很久，起码花了一个月时间。刚开始，她们讲出来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断断续续的表述，因为这段经历很多年没有被诉说过，它不是马上就能形成的。我们需要先聊天，一点一点回溯，她们在谈论的过程中会慢慢发掘自己的新感受。等真正坐进影棚里，该讲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剩下的更多是浓烈的情绪，我会让她们用肢体去表达。

我很希望在“流产”这个议题上，女性能够拥有自己的自主解释权，也就是从自己的感受开始，说出“我到底经历了什么”，而不是外界先给很多道德审判，“这是不自爱，这是羞耻，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现在人们会在社交平台上讨论生育，但依然不会讨论流产，因为生育是“爱情的结晶”，但流产是隐秘、羞耻的。当一件事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就无法积累成经验、知识，无法代际传递。我的姑姑那一代经历了这些，我这一代经历了这些，下一代呢？她们还是要从零开始面对流产，从零开始经历相同的痛苦，每一代女性都在重蹈覆辙，这就是失语的代价。

我的拍摄对象里，有农村女性、城市女性，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她们的个人经历可能不同，但流产之后的自责、羞耻和孤独是相通的。比如我姑姑流产后在床上哭两天，然后自己起来做饭、洗衣服；城市里的年轻女性，做完手术第二天照常上班，本质上她们都没有被允许停下来，也没有被给予一个处理这件事的时间和空间。

但农村女性受到的压力更显性，重男轻女、村庄评价、家庭里的生育压力，都直接压在身体上；城市女性受到的压力更隐性，它常常包裹在“自由选择”里面，好像你选择不结婚、不要孩子、选择流产，这些后果就都应该由你自己承担。我觉得她们的痛苦是不同的切面，我想让她们自己说出来，呈现同一种大环境下，不同女性的处境。

我当然不会给自己的创作赋予很高的价值。我不认为这样一个《子宫叙事》的项目能够改变很多，而且项目发出来之后，我留意到基本上是女性在转发，来采访的、来跟我聊的，也基本上是女性，很少有男性转发。这个现象本身也让我觉得，流产明明不只是女性一个人的事情，但真正愿意主动靠近这个议题的，还是女性更多。

哪怕只是这样，我也觉得它有意义。如果痛苦没有办法转化成公共表达的话，它就永远只是个人的痛苦，更谈不上其他的公共关照或者支持。

对我自己来说，这个项目也带来了一个很直观的改变。以前我发任何关于流产的内容，一定会屏蔽我的家人。不是刻意隐瞒，而是你很难去跟家人开口说你流产过。但这次项目发布的时候，包括后来所有的公开发声，我都没有屏蔽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看到，但我不害怕，就算他们来质问我“你怎么能把这种事放到网上去说”，我也不会再有压力。

那段经历不再是一个被我藏起来的东西，我也终于可以不把它当成自己犯过的错误，它成为我理解自己、理解女性处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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