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都拉斯女性悲歌！95%谋杀竟免罚，棺材抬上街头讨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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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古西加尔巴的莫拉桑大道（Boulevard Morazán），一条由女性组成的游行队伍格外引人注目。她们抬着象征遇害者的棺材，拉开了洪都拉斯为期16天抗议活动的序幕。

11月25日，正值全球“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国际日”。洪都拉斯的女性主义组织与人权捍卫者们走上街头，高呼口号，强烈谴责针对女性谋杀案的系统性免责、居高不下的少女怀孕率，以及该国在性别平等政策上的长期缺失。

洪都拉斯“为决定权而战的普世教会”（Ecumenicas por el Derecho a Decidir）协调人安娜·露丝·加西亚（Ana Ruth García）指出，示威者的核心诉求是针对仇恨犯罪和女性谋杀案展开彻底调查并伸张正义。“尽管诉求众多，但核心在于司法审判。洪都拉斯在侵害女性案件的发生率上，仍高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榜首。仅今年以来，已有238名女性死于暴力事件，这一数字已超过了去年。”

加西亚同时警告，该国在性权利和生殖权利领域的现状同样令人担忧。“目前，洪都拉斯10至18岁少女和青少年的怀孕率居全球首位。这一现象令人深感忧虑，却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对此承担责任或作出承诺。相反，一些致力于性别平等的组织甚至遭到了威胁。”

她补充表示，另一项核心诉求是在国家预算中分配具有性别视角的专项资金，因为“若无资源支持，女性议题在国家治理中将被边缘化”。

在洪都拉斯总检察长办公室门前，抗议妇女高举象征棺材的道具，齐声高呼“正义”。

隶属于洪都拉斯民主研究中心（Cespad）的“洪都拉斯妇女联合组织”（Comunh）成员杜尔塞·戴维斯（Dulce Davis）指出，有罪不罚现象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主要障碍。

“我们的核心诉求之一，是要求国家政府解决95%的女性谋杀案未受惩罚的问题。洪都拉斯依然是全球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戴维斯强调，当前的选举环境与女性面临的政治暴力密不可分。据政治暴力观察站的记录，目前有47名女性处于危险境地。“国家尚未通过打击针对女性政治暴力的法律，这使我们依然处于完全无保护的状态，”戴维斯表示。

在她看来，国会之所以拒绝通过该法案，是出于权力利益的考量：“如果政治暴力停止，决策层将涌入更多女性，这无疑将威胁到现任掌权者的特权。”

据洪都拉斯“卡特拉查斯女同性恋网络”（Cattrachas Lesbian Network）社会与性别暴力观察站统计，2025年迄今已记录263起女性暴力死亡及杀害女性案件，超过了2024年的256起。这一数据证实，洪都拉斯已沦为该地区的“杀害女性的天堂”。

对该观察站协调员塞伊迪·伊里亚斯（Seydi Irías）而言，这些数据不仅是冰冷的统计数字，更是国家放任男性暴力反复肆虐却未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铁证。

仅在上周末，该国就新增了五起案件，其中包括圣巴巴拉市（Santa Bárbara）一名九岁女童遇害的惨剧。“这就是许多妇女、女孩和青少年每天遭受的痛苦：象征性暴力、性暴力、对我们身体的贬低，以及随之而来的遗忘和有罪不罚。我们不是数字，我们无法被简单的统计概括；在那些已被抹去的身体背后，是无数呼喊正义的家庭，”伊里亚斯强调道。

值此“11月25日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暨洪都拉斯女性获得选举权70周年之际，伊里亚斯指出，只要杀害女性的暴行持续存在且逍遥法外，民主就无从谈起。“若不制止杀害女性的暴行，不承认女性尊严，不遏止骚扰、产科暴力、日常暴力和家庭暴力，所谓的民主就是空谈。”她断言。

她进一步指出，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司法机构对受害者负有重大责任。目前，司法体系仍倾向于将这些罪行视为“普通谋杀案”，而未深入调查其背后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根源。“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具有性别视角的司法体系，不再将我们简化为数据，而是着手瓦解正在杀害我们的父权制实践。”

每年11月25日被定为“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旨在纪念米拉巴尔三姐妹（Mirabal sisters）。这三位多米尼加女权活动家因反抗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的独裁政权，于1960年11月25日惨遭杀害。

基于此，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者于1981年将该日定为谴责针对女性身体一切暴力的纪念日。1999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其为国际纪念日，旨在揭露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敦促各国制定预防、惩处及根除性别暴力的政策。

自此，11月25日也标志着为期16天全球行动周期的开始。该活动将持续至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旨在提醒世人：女性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是不可妥协的基本人权。

莫拉桑大道上抬着棺材的队伍，与洪都拉斯女性获得选举权70周年的历史节点形成了一种刺痛人心的互文。七十年前，她们争取的是在选票上被看见的权利；七十年后，她们依然不得不走上街头，争取在生存名单上被保留的权利。

当“杀害女性”被行政体系简化为冰冷的年度统计，当95%的免责率成为一种默许的常态，法律的威严便在程序的缝隙中流失殆尽。真正的法治，不应止步于纸面上的条文或选举日的承诺，而应体现在每一个免于恐惧的深夜里。社会文明的底线，最终取决于如何回应那些无法再发出声音的呼喊——因为在每一具被遗忘的躯体背后，都曾是一个鲜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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