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恨“以故事换生存”，蕾拉的反叛，藏在三代女性的命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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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侃侃

编辑丨小七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蕾拉・斯利玛尼前不久来中国，在清华大学和汪民安教授对谈时直接炸了场。

汪教授聊《一千零一夜》，说里面的女性靠讲故事阻止国王滥杀无辜，蕾拉当场接过话头：“我痛恨这个和我名字相关的故事”。

她直言不讳，一个女人要靠讲故事和忍受强暴保全性命，这太荒谬，面对暴君就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这番话听着尖锐，但了解她的人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一时冲动，蕾拉的文字里，从来就没缺过这种反叛劲儿。

从最早的《食人魔花园》到拿奖的《温柔之歌》，再到“他者之乡”三部曲，她笔下的女性没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却个个活得真实又戳心。

蕾拉写过受不了家庭生活的性成瘾者，也写过因亡夫欠债、害怕断了生计而杀婴的保姆路易丝。

还有“他者之乡”里那个跟着爱情去了非洲，最后却想抛弃丈夫孩子逃离的法国姑娘。

这些女人都有自己的阴暗面，有原始的欲望和自私的念头，放在现实里可能会被指责，但蕾拉偏偏把这些不被接受的一面写了出来。

我特别能理解她的想法，现实里太多女性被要求隐忍、牺牲，就算心里有怨气、有不满，也得装出温柔贤惠的样子。

蕾拉就是要用文字给这些女人找回声音，告诉大家，女性不是只能缩在角落里，就算是普通人，也有反抗平庸、反抗不公的权利。

就像《温柔之歌》里的路易丝，人前永远微笑耐心，人后却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丈夫欠债、女儿失踪，她没人可以倾诉，最后才走向极端。

这种双重人生，怕是很多底层女性都有体会。

蕾拉的创作灵感大多来自现实，可能是报纸上的新闻，也可能是街上听到的对话。

她写《温柔之歌》时，就结合了自己找保姆的经历和纽约保姆杀婴的新闻。

本来想写一个童话般的保姆形象，后来发现现实里的雇佣关系没那么简单，阶层差异、情感隔阂，这些都藏着看不见的矛盾。

她创作时总先想象人物的身体，再构建心理和过去，因为她觉得身体是脆弱的容器，所有经历都会留下痕迹。

这和她医生母亲的影响分不开，从小听着各种疾病故事长大，让她对身体和人性的脆弱格外敏感。

蕾拉的人生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她在摩洛哥出生长大，后来移民法国，双重身份让她像自己比喻的“柠檬橘”，是两种水果嫁接的全新品种，一开始可能苦涩，最后却能结出独特的果实。

在法国，种族主义情结一直没断，她身边有不少外乡人因为现实太难选择离开，还有读者写信指责摩洛哥移民在“殖民法国”。

如此看来，这种身份带来的痛苦，反而成了她的创作养料。

“他者之乡”三部曲里，三代女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挣扎，其实都有她自己的影子。

她笔下的女性总是处于“他者”的状态，生活在男性制定的规则里，被迫先照顾别人再考虑自己。

她甚至开玩笑说希望自己快点变老，因为年纪大了，女性才能摆脱欲望投射和母职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

除了女性困境，蕾拉还特别关注家暴问题，她提到法国每两天就有一位女性死于家暴，这个数字听着就让人揪心。

她觉得，这些暴力的根源，在于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占有欲，还有社会对传统女性气质的压制。

现在越来越多女性拒绝结婚生育，其实就是不想再忍受这种不公。

但她也客观说，不是所有女性都想逃离传统，有些女性更愿意回归家庭，这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分裂的时代。

蕾拉认为文学的意义，就是让人不必成为现实的囚徒。

她喜欢描摹人性的灰色地带，那些不符合道德标准、没人愿意公开谈论的想法，比如母亲会痛恨自己的孩子，丈夫会不忠。

这些黑暗面虽然不美好，却是人性的一部分，文学让这些隐藏的想法被看见，也让孤独的人找到共鸣。

她自己就很享受孤独，一个人散步、吃饭、看电影，对她来说不是寂寞，而是自由。

最难熬的孤独，是明明和别人在一起，却不能说出心里话，还要假装被理解，而文学，正好给了她释放这些情绪的出口。

蕾拉・斯利玛尼用文字撕开了现实的伪装，让那些失语的、挣扎的女性被看见，她的反叛不是喊口号，而是藏在每一个真实的人物和故事里。

从文学创作到现实发声，她始终在告诉我们，女性不必沉默，人性不必完美，就算身处黑夜，也有权发出属于自己的呐喊。

她的作品和人生都在证明，那些看似苦涩的经历，最终都会沉淀成独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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