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不断缩小：一个巴勒斯坦女性的流亡现实

世界很大，但对加沙人来说，它却永远在缩小。对巴勒斯坦记者Plestia Alaqad而言，它小到只剩那条不断被削减的狭长土地的 3%，其余的加沙城正被强行驱逐、轰炸和饥饿逼迫。但这种拒绝并不止步于加沙的“边界”——它无处不跟着她。

自Plestia Alaqad在 2023 年 11 月离开加沙以来，她的生活被签证拒绝和无尽的机场排队所定义。她看着柜台后的人盯着她的巴勒斯坦护照，满脸困惑，往往还得叫人来帮忙才能处理。

Plestia Alaqad

她已经学会自动解释那些细节：“我叫 Plestia，Rana 是我母亲的名字。是的，在巴勒斯坦护照上，我们会写上母亲的名字。”但一次又一次的拒签让她感到，她似乎既被困在加沙，也被困在加沙之外。巴勒斯坦人究竟应该去哪里？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土地，却在别处处处遇到紧闭的大门。为什么活着就意味着永远流离家乡？为什么拥有“正确”护照的人能自由踏入她的国家，而她进入别人的国家却要拿出一堆文件来证明自己是真实的、正当的、值得的？

Plestia仍记得有一次，一位机场官员翻着她的护照，好像那是某种外星语言。他看着她，再看护照，又再看她，仿佛试图拼凑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谜题。

这就是作为巴勒斯坦人的现实。世界把他们的身份变成了安全风险。这也让Plestia想到——如果还是同样的她，只是换一本更“有力”的护照，会怎样？她会被不同地对待。如果她有一本西方护照，即便她还是同一个人，她就突然不再被视为威胁。她想到的，是双重标准。

有时Plestia感觉，世界愿意承认的巴勒斯坦人，只是那些埋在废墟之下的人。他们死了，人们哀悼；但活着时，世界却害怕。他们的悲剧被转发，但边界却迟迟不开。令人心碎的是，当他们受苦时，人们看见了他们的“人性”；当他们只是想移动、想工作、想简单地存在时，却无人看见。

在加沙发生种族灭绝的背景下，Plestia谈论机场排队和签证拒绝，甚至觉得像是“第一世界的烦恼”。人们说有停火，但事实上，种族灭绝只是换了不同的形态。怎么能称之为停火，当人们依旧被迫住在帐篷里？一块只有 365 平方公里的小小土地被压缩得如此紧缩，以至于加沙人连在自己土地上自由存在的权利都被剥夺？

Plestia不断想到加沙的冬天。那曾是她最爱的季节之一——有电的时候点起壁炉，吃烤玉米，捧着热茶在沙发上看电影。如今，加沙的冬天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物：意味着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家庭被雨淋透，孩子们因赤脚而瑟瑟发抖，人们困在从未被设计用来当作“家”的帐篷里，被雨水淹没。

当加沙被逼入家园残片中越来越窄小的角落，世界其他地方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仿佛这种切割与碎裂是正常的。人们讨论政治、边界和援助，却忘了每一项决定都关系到一个家庭是干着睡还是湿着睡，是温暖还是冰冷，是活着还是消失。对加沙人来说，安全与危险之间的距离不是以英里计算，而是以分钟、以无人机的声音、以风的方向、以今晚天空是否落雨来衡量。

有时Plestia觉得，世界对一个难民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那些制造难民的种族灭绝和战争的恐惧。在家乡，她被边界和炸弹困住；在加沙之外，她被身份困住。于是，她只能在心里重复达鲁维什的问题：当最后一片天空消失后，鸟儿还能飞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