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中日开战，日本必定对我国单身女性使用诡计！这是历史的教训

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起前三个月，天津日租界樱花旅馆里，日本女间谍化名“阿花”为民国官员倒清酒，她耳垂下闪着幽光的翡翠坠子藏着微型相机，专门拍摄公文袋火漆印角度。千里外黑龙江拉站，朝鲜族少女金英子被“招纺织女工”广告骗上火车，醒来已身处日军慰安所。这两条看似不相关的线索实际上是同一场战争的序幕，每当日本对华发动武力行动前，单身女性总是首当其冲的“软目标”

甲午战前便已练成的这种战术颇为阴毒，1894年丰岛海战前一日晚间，日本玄洋社派遣女谍山田贞子扮作卖花女潜伏烟台刺探北洋水师动向，其专门挑选深夜时刻向独居的清军文书官“送夜宵”以套取运兵船日程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大陆新娘计划”才是真正成体系的诡计，满铁档案显示日本鼓励女侨民与东北军军官成婚，婚后于“劝夫戒烟戒赌”的温柔氛围中夹杂地图测绘以及部队调防情报，这些大多为九州农家出身且被军部宣传为“开拓满蒙的娘子军”的女子实际成为了人肉窃听器

我认为日本将目光聚焦于单身女青年，是因为她们在社会缝隙之中最容易被掌控。1938年南京沦陷之后，金陵女大教务长魏特琳的日记里记载着日兵首先搜查女学生宿舍，声称是寻找“反日分子”，实际上是将其作为掳掠的目标。当时上海《立报》统计，沦陷区失踪女性中有七成是16到25岁的未婚者，这个年龄段没有大家长的庇护，并且处于婚育的黄金时期，诱骗成功的几率较高。如同海南“慰安妇”陈亚扁的遭遇，1941年她在砍柴回家的路上被伪军以“招收食堂帮工”为由骗走，等到反应过来时已经被关进屯昌日军据点的木屋之中，成为了编号“73”的性奴隶。

更隐蔽的是文化腐蚀，日本在东北推行“日满亲善”的时候，先是招收女学生学习插花茶道，课本之中全是“贤妻良母论”。经齐红深研究员调查发现，抚顺女中强制女生给日军书写慰问信，其修辞模板的第一句必定是“亲爱的兵哥哥”。这种软性洗脑比刺刀更易于摧垮民族意识，有一位辽宁姑娘名叫杨翠花，因日语流利被选为“亲善典范”，1945年光复之后竟然投井自尽，遗书中书写“不知做中国人还是日本鬼”

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的身体成为了战场的延伸。1939 年晋绥军区反扫荡报告中有细节：日军占领村庄后，往往张贴“征女服务队”的告示，表面说是招募洗衣妇，实际上是诱捕抵抗分子的家属。山西孟县的万爱花逃跑了三次，仅仅是因为她的丈夫是游击队长。日本兵将她吊在梁上进行拷问，狞笑着说道：“你的男人躲在山里，你的肉体是躲不掉的！”将政治仇恨转嫁到女性的身体之上，比真刀真枪还要狠毒。

最为系统的诡计便是“慰安妇”制度的设计。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测算出日军在华至少设置了一万个慰安所，并且其中七成受害者为中国女性。云南保山老兵回忆，1942年日军攻占腾冲之前，先是派遣汉奸散布“皇军聘请女教师”的谣言，诱骗姑娘们聚集应聘，之后用卡车拉进兵营。这种“猎取 - 囚禁 - 消耗”的流水线，显然将活人当作弹药来使用。所有欺骗话术的核心都针对女性谋生艰难的心理。当时《大公报》暗访发现，广州沦陷区的招工广告最爱书写“包食宿，月发大洋五块”，且还是女工市价的三倍。

历史是颇为奇特的，受害最为深重的人往往沉默得极为厉害。2001年东京地方法庭之上，山西幸存者张先兔在举证的时候突然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揉搓衣角，她当年被抓进炮楼而后落下病症，一遇紧张便会搓衣。那创伤比枪伤还要难以痊越，如同海南黄有良老人到90岁时梦里还呼喊“别抓我辫子”一般。统计显示在20万以上的中国“慰安妇”当中，敢于公开指认的不到百人，多数如同黑龙江李凤云，直到临终才跟孙女说自己左脚趾缺指甲是被日本兵用门夹掉的，而那其实是咬舌自尽的时候弄成的。

所谓“诡计”就是攻心战，1940年日本军部所印的《支那民众心理研究》里明确写着：未婚女性家族牵挂较轻，容易用实利去诱使；而且受辱后大多隐忍，能够减少抵抗成本。这冷血算计和山西日军给“慰安妇”发放高锰酸钾消毒的“严谨”是一样的，既要把人当作工具，又要维持“可持续消耗”。云南松山战役幸存者李玉珍看清了本质，他们毁坏你的清白，还让你觉得自己脏，这就叫做杀人诛心。

黄昏时分的南京利济巷纪念馆内里，有一面墙镌刻着已故幸存者的手印，其中张秀兰的拓印十分浅淡，她称是“当年被铁链锁的时间久了，指关节压不平”。这浅浅的印记较任何炮弹坑都更为刺眼，战争对于女性的伤害并非战场的副产品，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战术环节，恰似日本老兵桐野禾木在忏悔录中所写的“上级言征服中国男人靠枪炮，征服中国女人得靠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