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宝山发生“二女性侵一男”案，律师：女人怎能犯强奸罪

1912年江苏棉花地奇案：两寡妇“弄”死壮小伙，县太爷翻烂刑法书，最后判决神了

1912年秋天，江苏宝山县出了个怪事，直接把当时的法律界给整不会了。

这案子要是搁在今天，高低得是个热搜第一，还得挂那儿三天都不带下来的。

案发现场既不在深宅大院，也不再什么黑灯瞎火的胡同，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一片棉花地里。

两个如狼似虎的娘们儿，硬生生把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给“整”没了。

法医（那时候叫仵作）跑去一看，好家伙，没中毒、没挨刀，身上连个淤青都没有，纯粹就是“脱阳而死”。

这时候，负责审案的张知事（也就是县长）头都大了。

他桌上那本刚印出来的《暂行新刑律》墨迹还没干透呢，结果第一页就卡住了：法律规定只有男人强迫女人才叫强奸，那女人强迫男人算个啥？

这案子，把民国初年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底裤，扒得干干净净。

要说清这事儿，咱们得看看当时的背景。

1912年是啥概念？

宣统皇帝刚卷铺盖走人，民国的招牌刚挂上。

大城市里的学生倒是剪了辫子，满嘴“天赋人权”，但这股风吹到江苏宝山这种乡下地方，基本就没剩下多少热气了。

那时候的法律就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巨婴，看着挺新鲜，其实路都走不稳。

沈家本搞修律，把西方的“罪刑法定”搬进来了，把凌迟、砍头这些吓人的玩意儿废了，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中国农村的女人能这么猛。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宝山镇周家的两姐妹横空出世。

这两人在十里八乡那是出了名的“泥石流”。

在那个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年代，她俩简直就是离经叛道的祖师奶。

长得确实有几分姿色，但性格泼辣得让人害怕，整天涂脂抹粉，就在村口跟那些闲汉眉来眼去。

搁在大清那会儿，这种人早就被族长拉去沉塘了，可那时候刚好是“自由恋爱”的口号刚喊响，宗族那套老规矩有点镇不住场子了。

这就给了周家姐妹“作妖”的空间，也给倒霉蛋李甲挖好了坑。

受害者李甲，就是个典型的老实孩子。

人年轻，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没娶上媳妇。

这种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的雏儿，碰上周家姐妹这种王者段位的，那就是送人头。

案发那天正是秋收，太阳快落山了，金灿灿的夕阳照在棉花地里，景色挺美。

干了一天活的李甲累得够呛，坐在田埂上喝自家酿的土烧酒。

这种酒度数高，几口下去人就飘了。

周家姐妹刚收完工，一眼瞅见李甲那张泛红的俊脸，心里的那点火苗子那是噌噌往上涨。

接下来的事儿吧，真没法细说。

两姐妹假装口渴去讨酒喝，这在当时那就是赤裸裸的挑逗。

几碗烈酒下肚，李甲本来就不胜酒力，再加上眼前这两个女人的生拉硬拽，脑子里那根弦直接断了。

三个人借着高耸的棉花杆子遮挡，就在地里滚作一团。

谁也没想到，这原本以为的“艳遇”，转眼就变成了丧钟。

也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处于极度亢奋状态下的李甲突然两眼翻白，身子一挺，不动了。

这在医学上叫“性猝死”，跟心脑血管脆弱或者极度疲劳有关。

但在那时候的农村，这叫“马上风”，是晦气到家的凶兆。

刚才还嚣张得不行的周家姐妹，一看出了人命，吓得魂飞魄散，提上裤子就要跑。

也是该着她们倒霉，刚跑出棉花地就被路过的村民给堵住了。

等警察——那时候叫巡警——赶到的时候，李甲的身子都已经凉透了。

这事儿一传开，整个宝山县都炸锅了。

李甲的老娘哭死在县衙门口，非要县大老爷给儿子偿命。

真正的修罗场，其实是在公堂上。

张知事是个老江湖，但他拿着案卷的手都在抖。

为啥？

因为这案子在法律上出现了巨大的BUG。

按照大清律例，这事儿好办，不管是“威逼致死”还是“纵欲杀人”，哪怕是判个流放三千里或者直接砍了，老百姓都拍手叫好。

毕竟在传统观念里，人命关天，而且是因为这种烂事儿死的，必须严惩。

可是，张知事不敢啊。

他要是敢用大清律，上面的司法部就能把他撤了，骂他是不懂新法的土包子。

但他要是翻开那本《暂行新刑律》，那更绝望。

西方法律逻辑严密得很，强奸罪（Rape）的主体必须是男的，客体必须是女的。

说白了，在当年的法律条文里，女人根本就没有强奸男人的资格。

这让张知事怎么判？

判无罪？

那外面的愤怒村民能把县衙大门给拆了，李甲他娘能直接吊死在公堂的大梁上；判死刑？

那这就违反了“罪刑法定”的新原则，这官帽子也保不住。

这简直就是把张知事架在火上烤。

这起案子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最尴尬的样子：先进的西方法律引进来，结果水土不服。

老百姓要的是“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法律讲究的是“法无明文不为罪”的逻辑闭环。

这中间的鸿沟，就把李甲那具可怜的尸体给填进去了。

张知事在书房里憋了整整三天，头发都愁白了好几根。

最后，他一拍大腿，想出个招来。

这一招，不得不说是极具“中国智慧”的变通。

他绕开了“强奸”这个死胡同——既然法律不承认你们强奸，那我就不往这上面扯。

但是，人毕竟是因为你们的行为死的，这点赖不掉。

周家姐妹虽然不想杀李甲（主观无恶意），但你们把人家灌醉了，又在人家极度疲劳的时候乱来，你们“应当预见”这会有危险，结果没预见。

这叫啥？

这叫“过失致人死亡”。

而且，张知事还加了一条，考虑到当时的社会风化，这两人属于严重破坏公序良俗，必须从重处罚。

最后，判决书下来了：判处周家两姐妹有期徒刑三年。

这个判决，在今天看来可能轻了——毕竟是一条人命没了；但在当时，这已经是把法律和人情揉碎了之后捏出来的最好结果。

既给了死者家属一个交代（毕竟坐牢了），又保住了新法的尊严（没乱扣强奸罪的帽子，也没用大清的酷刑）。

这事儿吧，虽然是个悲剧，但也挺有意思。

它告诉咱们，任何高大上的制度移植，要是脱离了脚底下的泥土，哪怕初心再好，最后也容易结出个歪瓜裂枣来。

李甲这小伙子，成了那个新旧时代磨合期里的牺牲品，用一条命给中国的法制史填了个坑。

那个年代的荒诞，不仅在朝堂之上，更在这些不起眼的棉花地里。

参考资料：

陆军部法制局编，《暂行新刑律释义》，1912年版。

宝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宝山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