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政治合流下，以色列女性权利为何急速倒退

在加沙战争爆发前的一年，一群身穿深红色长袍、头戴白色头巾的女性走上街头。她们自称“红衣女性”，低垂着面孔、沉默前行，以近乎仪式化的方式抗议以色列政府的司法改革。她们借用了《使女的故事》中的反乌托邦意象，试图警告社会：这场改革并非技术性的制度调整，而是可能动摇女性权利数十年成果的危险信号。

当时，政府将这种抗议斥为戏剧化、夸张的表演。但三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或许并非危言耸听。如今，在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下、依赖极端正统派政党维系的右翼执政联盟，正推动以色列朝着更宗教化、更保守的方向转变，而女性权利正处在这场转向的最前线。

随着削弱最高法院权力的改革不断推进，一系列直接影响女性权利的政策也陆续出现。最高法院长期被视为保障以色列女性平等的重要制度支柱，而现在，它的权威正被系统性削弱。与此同时，执政联盟中的宗教政党推动扩大宗教机构对世俗生活的管辖权，试图在文化活动、教育体系等领域引入性别隔离。这些政党手握“否决权”，一旦撤回支持，政府便可能垮台，因此能够迫使原本世俗背景的总理在关键议题上让步。

这种变化已经反映在数据之中。以色列在全球性别平等排名中的位置近年来大幅下滑。在最新的国际指数中，它已跌至中游偏后的位置，而在现政府上台前，它仍被视为全球性别平等的领先国家之一。

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存在感同样显著下降。目前，政府内女性部长数量有限，且鲜少掌握核心权力；数十个政府部门中，没有一位女性被任命为常任总干事；没有主要政党由女性领导，执政联盟中甚至有政党的候选名单上完全没有女性。学界和女性权益组织普遍认为，这种全面退潮在以色列历史上前所未有。

讽刺的是，这种倒退发生在一个曾以女性平等成就自豪的国家。上世纪五十年代通过的妇女平等法律、历史上早期出现的女性国家领导人、以及女性在军队中的义务服役制度，都曾被视为以色列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象征。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发现，她们正被排除在关键决策之外，制度层面的反弹正在吞噬过去的成果。

争议最大的，是一项正在议会推进的法案。该法案计划大幅扩大国家宗教法院的权限，使其不仅继续掌管婚姻与离婚事务，还可能介入财务纠纷、商业争议，甚至子女监护问题。这些宗教法院由男性组成，依据宗教法裁决，长期以来就被女性视为一个不利、不平等的司法场域。女性组织警告称，一旦法案通过，离婚女性的权利可能遭遇多年来最严重的制度性侵蚀。

支持者则辩称，宗教法院过去曾拥有类似权力，是后来被世俗司法体系剥夺的，如今只是恢复原状。但批评者认为，这种恢复实质上是将女性的命运进一步交到一个结构性歧视她们的体系手中。

不少女性的亲身经历，加深了这种担忧。一些长期陷入宗教法院纠纷的母亲描述，自己的请求屡屡被驳回，而对方的要求却轻易获批；探视权被取消，财务裁决缺乏申诉空间，债务不断累积。她们形容这些庭审像是一场“男人的游戏”，女性在其中几乎没有话语权。

在制度变化之外，更令人不安的是现实层面的暴力上升。今年以来，被杀害的女性人数已达到十年来最高水平。女性权益倡导者指出，这一趋势与枪支持有量激增密切相关。随着枪支许可政策放宽，越来越多女性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阻止伴侣持枪，相关申请数量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

反对派议员和女性权益人士直言，这是以色列历史上对女性最不友好的政府之一。她们认为，政府要么对女性所承受的风险漠不关心，要么在制度上将这些风险“正常化”。在她们看来，如此多的警示信号同时出现，本应促使政府采取紧急行动，而不是继续推进争议性立法。

在国际范围内，女性权利倒退并非孤例，但在以色列，这种趋势与宗教势力在政治中的扩张叠加，显得尤为尖锐。批评者警告，一个掌握政治杠杆的宗教少数派，正在重塑社会规则，而女性正在为这种权力交易付出代价。

正如一位议员所说，宗教体系正在尽可能向外延伸，而以色列女性，却被一步步拖回几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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